《傅雷家书》是如何出版的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四卷，为免费内容。

范用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出版家，2023 年也是范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范用：为书籍的一生》即以“书”为线索，呈现其一生的出版风貌：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腥风血雨中的读书、做出版，到新时代波澜中的编书、出书、设计书，再到晚年的写书、推广书，凡七十余年，历经坎坷，唯文化坚守不变。

书中披露了《读书》《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的创办历程，《西行漫记》《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等经典图书的诞生始末，也叙写了范用与李公朴、陈白尘、田家英、启功、王世襄、罗孚、丁聪等师友的交往故事。“书多、酒多、朋友多”，其行事为人每每见出人情之美、人文之光。

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授权，我们摘选了有关《傅雷家书》的出版故事分享给读者。

1979 年 4 月下旬，七十四岁的楼适夷专程去上海，参加由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办的为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

傅雷 1908 年 4 月 7 日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市），字怒安，翻译家、作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最早的发起者之一。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丹纳、罗丹等的作品。“文革”爆发后，1966 年 9 月 3 日与妻子愤而自戕离世。“怒安”这个名字是他父亲给他起的，用的是“圣人一怒而安天下”的出典。楼适夷生于 1905 年，是浙江余姚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同时是作家和翻译家，出版小说、散文、诗和译作多种。他和傅雷是老朋友，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他孤身一人，常常住在傅雷家里，像他们的家人一样。

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楼适夷偶遇范用。《读书》创刊号刚刚出版，范用是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听取文化界意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在一幢楼里办公，他们也是老熟人了。一路上，楼适夷谈起傅雷和他的一家人，谈傅雷的作品，谈傅雷的性格、人品，也谈他如何教育两个儿子，谈他和夫人自杀离世的过程。范用早在抗战时期就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为这部小说表现的人道主义所感染，同时对译者傅雷也产生一种敬仰之情。

楼适夷谈到 1957 年的春末，他利用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多年以前那样，被留宿在傅雷的家里，联床夜话。傅雷跟他聊正在欧洲学习钢琴的儿子傅聪（楼适夷是看着傅聪长大的），并找出儿子寄来的家信给楼适夷看，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还未发出的一封长篇回信，叫楼适夷一读。楼适夷跟范用说，他所见的只是这两封信，但给他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深为傅雷爱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动，二十多年后记忆犹新。可是在那以后不久，全国掀起了反右运动，竟把傅雷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接着消息传来，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又突然自主出走，去了英国。按当时的规定，国家派你留学，学成后必须回来，这样私自出走，而且去了西方国家，属于“叛国”行为。这次他回来为父亲安葬，是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才同意的。

听了适夷先生的介绍，范用对傅雷与傅聪的通信产生极大兴趣。楼适夷告诉他：“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被划成“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信关系。”这位领导就是石西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主持过《辞海》出版，还做过国家出版局局长，范用也熟识的。

范用和傅聪

据傅雷的小儿子傅敏说，父母生前十分珍视这些家书，每一封都由母亲抄录留底，哥哥的来信也由母亲编号，按内容分门别类，整理成册。当年，傅敏在北京上大学，每逢寒假回家，便津津有味地读母亲整理好的家书。可惜在“文革”中，这些家书被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抄走，1979 年退回的物品中只意外发现母亲抄录的父亲给傅敏的两封信，其他信荡然无存。

幸运的是，在上海见到傅聪，楼适夷谈到那些年里，傅雷“给傅聪写的万里而且往往是万言的家书”时，傅聪告诉他，父亲信的原件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他海外的寓所里，一封也不少。楼适夷建议傅聪把这些宝贵的书信整理出版。傅聪告知，弟弟傅敏最近去英国进修，可以业余整理这些信。楼适夷要他将来复印一份寄来看看。当楼适夷遗憾地说，傅聪写给父母的信可惜都被毁了，傅聪激动地说：我那些信并不重要！

回北京后，1979 年 5 月 16 日，楼适夷给范用写信说：

所谓“三联不宜”，是因为傅聪的“叛国”身份，在中资机构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有困难。此时，楼适夷并未看到全部家书的内容，猜测而已。范用有一种直感，觉得在那种情状下，那么久（十年），像傅雷这样的人物，其书信一定有充沛的内容和感情。可是过了大半年，迄无消息。听说傅聪年底曾来北京，范用又去信问。1980 年 2 月 15 日接到楼适夷的回信：

直到这年的秋天，傅敏从英国进修完毕回北京，随身带回了傅雷家书。他一边在七中教书，一边进行编辑。范用得知这个情况，打电话不方便，从楼适夷那儿拿到地址，干脆做了不速之客。傅敏正在备课，范用自我介绍是三联书店的编辑，说：“听楼适夷先生介绍傅雷先生给你们孩子写了一批极为有价值的书信，听说你正在整理编辑，三联书店有意出版。”傅敏是知道三联书店的，而且颇有好感。其父傅雷 1949 年前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亚尔培·萨伐龙》《高老头》（巴尔扎克）就曾由三联书店的二线书店（上海骆驼书店）出版，而当时的出版人之一就是范用。随后他们谈到家书的内容和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出版的程序，还谈到封面设计。傅敏建议请父亲的好友庞薰琹先生设计，因为早在 1949 年前，傅雷的不少翻译作品都是由庞薰琹设计的。范用一口答应，并请傅敏先与庞接洽，下一步具体联系、落实都由三联书店来做。

那天范用走后，学校老师就问傅敏，来看你的小老头是谁啊？他可是坐小轿车来的呀！傅敏心里一咯噔，当时一般人是坐不了小轿车的啊！他立刻给楼适夷打电话询问，才知道范用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这是傅敏第一次知道范用这个名字，更是第一次与他见面。他对范用的印象是，人很可爱，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说话很简洁，开门见山，一点不啰唆。

从这天起，《傅雷家书》的出版就进入了正式流程。为此，傅敏和范用通了许多封信。至这年 10 月 21 日，傅敏写信说：

《家书》基本整理完毕。暂且分成六个部分：即学习；社会政治；音乐艺术；文学艺术；人生、哲学；翻译等六个问题。

这个工作从未搞过，困难很多。由于内容复杂丰富，很难予以区分，上述分类不一定合适，请您先看一下，研究一下如何分类更合适，内容如何取舍。

......

将来出版时，可否在港、京两地同时出版？罗孚同志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这事的，您看何如？

关于后记一事，我已去信聪哥。他年底将来北京，讲学与演出两个月，我想届时能先打出清样，让他过目审查一下。

总之，我希望能在明年 9 月，父母逝世十五周年前，与读者见面。

等分类问题解决后，我再逐条细阅，该加注的加注。此外，英文的部分是否需要译成中文？我觉得凡是英文部分很难译成中文，大凡是中文难以述意时，家父才用英文。我个人意见，一般还是不译，特别是音乐部分。您的意见何如？

一周后，傅敏又来信说：

范用回信建议家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因为正如傅敏所说，傅雷的信知识面跨越太广，很难分类。傅敏欣然同意。请傅聪写后记是范用建议的，可是傅聪说自己的文字没有价值，不应印在父亲的书中。他对父亲的文字十分崇仰，视若珍宝。傅敏希望 1981 年 9 月前出版这本书，以此纪念父母去世十五周年，范用的愿望也是如此。范用安排三联老编辑秦人路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由于原稿是手写，编辑中删除隐私和政治部分内容，编后稿比较乱，秦人路遵照范用的意见，手抄了一部分，足有七万多字。秦人路写审稿意见说：

楼适夷是这本书的提议者，而且他和傅雷有深厚的交情，范用请他写一篇序言，并请他看一遍校样。楼适夷回信说：

在范用的坚持下，楼适夷还是写了文章，但他不同意名之为“序”，而是以《读家书，想傅雷》为题，出书时，只好作为“代序”。傅敏记录了这段佳话：

读了《家书》全部稿子，范用十分激动，深觉这是一部前无古人的杰作。这样的稿子当然应当由三联书店首先出版，但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容易通过。当稿件编辑工作基本结束时，范用慎重写了一篇选题报告：

曾彦修（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主持全社工作，没有社长）签的决审意见是：有关材料我看了，我相信傅雷这样的（人）都不可能讲坏话，（稿子）就不看了，先印吧。

然而，《傅雷家书》付印时还是遇到了阻力。印刷厂里传言傅聪是“叛国”，出版这部书是提倡走白专道路。车间怕出事，不敢印。范用辩解：傅聪去国是对父亲的遭遇心存悲愤，有所表示，事出有因。至于提倡走白专道路，何谓白何谓红，谁也说不清。提倡专，有何不好？不仅现在，将来我们也还是要提倡专。“专”除了要具备天资，更多是靠勤奋与毅力。傅雷的教导，与傅聪的苦学苦练，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值得向世人介绍。

这时碰巧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就傅聪是不是叛国问题给中共中央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把他知道有关傅聪的种种情况，包括傅聪当年在波兰，后来出走英国，这么多年来在国外孜孜不倦搞古典音乐的演出与研究；1979 年经邓小平批准回国参加为父母平反昭雪的骨灰安放仪式后，年年回国认认真真讲学和演出，受到师生的好评等情况做了报告。胡耀邦阅后写了一个批示：“傅聪的出走情有可原，这是一；出走后确实没有过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这是二；出走以来，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是三。这些必须充分理解和体谅。”“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据说他生活并不好，应根据他的工作给予应得的报酬，并可略为优厚一点。应指定专人对他做点工作，要较充分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慈母心肠。”

批示同时指出：出走毕竟是个污点，应有个交代。1980 年傅聪回国时，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对自己过去的出走表示内疚。这可以看作是公开场合的表态。

这样，排除了阻力，《傅雷家书》终于在 1981 年 8 月出版问世。

关于这些家书，傅雷自己曾有个说明：“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 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个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势方面。”

作为评论家，楼适夷的看法也很精到：

这部前无古人，也一定后无来者的家书集之所以成为杰作，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傅雷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不能做讲座，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也不能发表文章，作为一名有极高才华和丰厚学养的专业作家、学者、艺术评论家，在最好的年华（四十六岁到五十八岁），所能创造出的所有精华，都集中在这一封封家书里了，加之他对儿子的期盼和思念，使这些文字饱含着感情色彩。这也是为什么一封信会写十天半月，而且有的信长达一两万字的原因。

《傅雷家书》（1981）

庞薰琹设计的封面采用白色地儿，居中偏右细线条画出傅雷侧面像，左面一支羽毛笔，由下而上占了大半个封面，也是线条勾描的；蓝色的书名，集自傅雷遗墨，整个看上去简洁、朴素而又浪漫、雅致。

《傅雷家书》一版一印一万三千册，上市后，王府井书店排起长队，一销而空，很快加印。至第二年 8 月，不算香港版，内地已发行十多万册。从此畅销四十余年不衰。

范用在出版《傅雷家书》的同时，还依据自己的藏书，策划出版《傅译传记五种》，并且编了一份十卷本的《傅雷译文集》目录。傅敏回忆，范用曾高兴地给他看那份目录，同时自言自语：“得找一个外地的出版社来出版这套书！”恰在此时，傅敏收到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来信，跟他商量出版傅雷翻译的《巨人三传》。他回信告知：你们来信晚了，三联书店已经决定出版《傅译传记五种》，三传都包含在内；不过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编了一份十卷本的《傅雷译文集》目录，如有兴趣可来洽谈。于是，不到一个星期，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就坐在了范用的办公室。商量结果，在范用主导下，决定请钱锺书做《傅雷译文集》顾问，钱锺书建议，请傅译研究专家罗新璋担任主编，经过讨论，搞出了《傅雷译文集》编辑方案，分发各有关专家征求意见。最终形成一套十五卷本的《傅雷译文集》计划。

这个工作进展很快，赶在《傅雷家书》出版一个月后，也就是 1981 年 9 月就出版了《傅雷译文集》第一卷，以纪念傅雷去世十五周年。此后，在范用策划的基础上，辽宁教育出版社于 2003 年初出版了二十卷本的《傅雷全集》，他们在书上印上傅宿 “范用编”，这是顺理成章的。

《傅译传记五种》是《夏洛外传》《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傅译传记五种》（1983）《托尔斯泰传》《服尔德传》的合集。书前有杨绛《代序》，书后附录《谈傅雷和罗曼·罗兰的通信》（戈宝权）。插页有罗曼·罗兰题赠傅雷照片、致傅雷书信手迹，傅雷手迹，《夏洛外传》《贝多芬传》中译本书影。

《傅译传记五种》

早在 1981 年初范用就计划好了出版《傅译传记五种》。他在选题报告里说：“五种传记，主要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世称三大英雄传。罗氏笔下的英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是在长期的受难中，经受心灵和肉体折磨，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与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毕生精力的人……我完全同意陈原同志的说法：‘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的精神世界。’……保持原来面目，用不着按现在通行的译名去统一。”

作为法语翻译同行，罗新璋对傅雷的翻译十分佩服。他给范用写信说：“1957 年我翻译有关罗曼·罗兰的文字，需引用《贝多芬传》译文，傅雷先生曾嘱告，解放前的旧译毛病甚多，文言白话驳杂不纯，请勿引用（仅凭记忆，原信已毁）。傅雷先生对译文文字要求甚严，看一遍改一遍，差不多已是众所周知的事，《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解放后再版时，先生都改过一遍，成为重译本。1954 年，为配合法国作家杜哈曼来华，用旧纸版赶印《文明》，傅雷先生对这本旧译未能校改表示遗憾……”

范用了解钱锺书、杨绛夫妇与傅雷是相知相亲的朋友，所以请杨绛写序，请钱锺书题签。杨绛在文章中回忆：“抗战末期、胜利前夕……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打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范用原本打算，五种里的《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服尔德传》日后加插图印单行本，而且已各打了一套纸型，填写了发稿单。发稿单上注明：1984 年下半年印。可是不知何因，均未果。许多年后，三联书店才出版了全彩插图版的傅译《米开朗琪罗传》。

《傅译传记五种》出版后，1982 年范用又发起整理出版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范用亲自起草的内容简介是这样的：

这其实是一篇广告。书稿完成于 1934 年 6 月，那时傅雷只有二十六岁，刚从法国留学归国不久，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美术史课教席。为了教学，根据留学积累的资料以及多年来学习的体会，边授课边为学生编写有关世界美术史的讲义，1934 年离校后又将讲稿重新整理、补充，誊写在“十行笺”订成的本子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只是作为一份资料保存着，直到 1979 年人们从故纸堆里发现了它。范用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西方美术史专家吴甲丰加以核订、配图后，由三联书店出版。书前有庞薰琹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与傅雷先生》（1983 年 1 月 3 日），书后有吴甲丰的《编校后记》。图片是日本株式会社小学馆提供的。作为傅雷的原创作品，《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1984 年 6 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与傅聪谈音乐》，浅灰的封面，中间有一道烫银的细条，细条之上是书名，其他不着一物。范用认为：“这本书我自认为设计得较好的一本，是我所追求的三联版风格。”此后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封面也用了这一形式。《与傅聪谈音乐》由傅雷与傅聪谈音乐、谈傅聪的成长以及父子二人谈莫扎特为主要内容，另有董秀玉写的访谈《赤子之心——傅聪谈傅雷》和华韬写的《中国人气质、中国人灵魂——记傅聪的两次谈话》。此书首印三万两千册。在稿签上范用写道：“杜撰了一个编者的名字‘艾雨’，印在版权页上。还是有一个编者的好。”他还写道：“两篇傅聪访问记，需要做一些删节，主要是关于‘人的价值’，关于艺术为什么的提法……”十几年后，1996 年 6 月 14 日，他给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董秀玉写了一封信：

除了出书，范用还策划在北京、上海、香港三地举办了“傅雷家书墨迹展”，同时请雕塑家张德蒂塑了傅雷半身像。范用对傅敏说：“你父亲是个非常正直有骨气的人，做事认真，一丝不苟，他的书信以及手稿墨迹完全体现了这么一个人，字如其人啊！有些墨迹简直是艺术品！举办这样的展览，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来学习傅雷这种精神、这种人文品格！”

1986 年初，“傅雷家书墨迹展”“傅雷家书墨迹展”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时的广告

由《傅雷家书》的出版开始，陆续出版傅雷一系列著作，乃至全集，而且延伸到家书墨迹展，这种举一反三、一网打尽、连环影响的出版手法，是范用出版的一大特色，也是三联书店重要的出版传统。2016 年傅雷去世 50 周年之际，三联书店推出包含《傅雷书信集》《傅雷谈艺录》《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译传记五种》《人生五大问题 恋爱与牺牲》《艺术哲学》在内的纪念版傅雷作品，纪念傅雷和那些像他一样“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灵魂。此时距离《傅雷家书》的初版，已经过去整整三十五年。

《傅雷家书（三联初版纪念本）》（三联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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