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故事，朱一龙演“疯”了

这部片子展现了一大批并不主流的人物。比如疯子，比如收养疯子的幺四婆婆，比如诗人。直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站在台上受到表彰的马哲本身也是一个边缘人。

（文末有观影福利🆓）

两周前，电影《河边的错误》作为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开幕影片释出。

首映结束后，我一边走出放映厅，一边与同事讨论原著情节。同场的另一位观众问我：“欸，你看了原著小说吗？原著讲的是什么呢？结局怎么这样？”我整理了思路，试图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其实不只是观众，主创也是如此。导演魏书钧说自己“好像没看懂”，甚至还找到《怪诞行为学》来理解原著。

演员朱一龙先看到剧本，随后找来原著。但是他发现，原著并没有给他答案，反而带来更多的困惑。

10月21日，这部电影正式公映。它的新海报上写着四个大字：“没有答案。”

导演魏书钧和其他主创被多次问到，某些地方某些情节是否有某些象征意义时，基本上都用比较开放，或者说是回避的态度，去给出一份所谓的标准答案。

据说，这部片子最开始的英文名被建议为“Only the River Knows”，后来导演还是改成了“Only the River Flows”。

河水在流，或是混沌，或是不安，或是宁静，总之在流动。

有人被杀，有人找真相，有人疯狂，有人痴傻，但“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发生命案、疑云重重的小镇，追寻答案、近乎偏执、不那么幸福的警探，不停变换的案件嫌疑人，总是令人捉摸不定的答案……

《河边的错误》拥有侦探小说的一切要素，但它却让人很容易陷入陷阱——虽然它看起来有高度类型化的设定，但是原著中的情节、环境描写，无法直接被“翻译”成影像。

《河边的错误》改编自余华1987年创作、1988年刊登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警官马哲在南方小镇里侦查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后来被收录在小说集《现实一种》里。而上一次被改编后大获成功的余华作品，还是29年前上映的、张艺谋执导的《活着》。

余华是这两年热搜上的常客。与严肃作家有较大反差的“潦草小狗”形象，让他俘获了一批年轻读者。他太多“梗”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的“严肃文学“作家里，他可能是最有流量、最受关注的一位。

在北京大学放映的映后交流中，余华这么解释文学和影视改编之间的关系：他把主角形容成“月亮”，并表示在文学作品中，自己不会直接写月亮，而是写云彩，用“烘云托月”的方式，“云写好了，月亮就出来了”。而影视作品不同，它需要直接地聚焦于人物。

朱一龙饰演男主角马哲。在案件获得进展的同时，马哲逐渐陷入了巨大的心理危机。最后一幕里，导演给了他一个看似温柔的结局，但最后一帧画面定格的时候，观众会发现暖色画面之后的恐怖。

导演魏书钧的上一部作品，是打着文艺片标签的《永安镇故事集》。这部片子在业内获得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极高，但是相比同档期的影片，它的票房表现并不理想。

要去评价这样一部电影并不容易。

从放出小部分物料宣传，到参与戛纳电影节，再到定档、参加平遥电影节，并且获得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最佳影片……这部影片已经证明了，它和导演之前的作品一样，会是一部评论界喜爱的电影。

但是投入市场后，它的类型之中反类型的属性，它所背负的名家光环带来的超高期待，它在明星制之下需要兼顾的受众……都让人好奇，它到底会收获怎样的大众评价。

要怎么给习惯在影片中得到答案的观众们解释，这部90分钟的、有着罪案要素的故事片，是“没有答案”的，并且是成立的？

在试图理解这部片子之前，我们先从余华的原著中找答案。

在《现实一种》的序言里，余华这样概括他写作这部分：“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它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

在《河边的错误》里，主角马哲对真相的追寻代表了正义，可是余华想讨论的是，正义的反面可能并不是所谓的“邪恶”，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无视，一种无意义。

（图/《河边的错误》剧照）

原著中，杀人的“疯子”最终被马哲开枪射死。作为警官的马哲守护了他的正义，但是却面临着一种荒谬的境遇。

“你怎么干这种蠢事？”

“因为法律对他无可奈何。”马哲说。

“可是法律对你是有力的。”局长几乎喊了起来。

“我不考虑这些。”马哲依旧十分平静地说。

“但你总该为自己想一想。”局长此刻已经坐不住了，他烦躁地在屋内走来走去。

马哲像是看陌生人似的看着他，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

在原著的结尾，马哲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为了保护他，他必须成为，且只能成为一个“精神病”。

“只有笨蛋才忠实于原著”

回到影片本身，导演魏书钧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不可避免地要跟观众对犯罪类型片的观影经验去做斗争和博弈”。

从2018年开始，魏书钧和编剧康春雷一起进行原著的改编。他们走过好几次弯路，但魏书钧说，弯路是唯一的捷径。他们尝试过非常规类型片的改编，但是那样会让原著失真，也会使人难以相信几起案件之间的关联。

导演魏书钧在平遥电影展。（图/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第二个方向是放弃类型化改编。他们讨论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用形而上的方式来解构原著。但是这些显然过于宏大，最后也无法实现。

第三个方向是回到人物本身。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所在的小镇是什么样的？是什么让他不停追寻？他要如何面对“密集出现的偶然性”？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影片的方向。

电影一开始，银幕上出现了加缪《卡利古拉》中的一段文字：“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神的那副又愚蠢又不可理解的面孔。”这是加缪25岁时写下的戏剧作品，他借用罗马暴君卡利古拉一步步“沦陷”并反抗的故事，讲述命运与存在的荒谬。

新版海报上，抽烟的朱一龙（也就是马哲）的脸占据了整个海报的上方，低眉望着河边起舞的众生。这不难让我们想到庙宇中的菩萨，他似乎就是“卡利古拉”。

新版海报上，抽烟的朱一龙（也就是马哲）的脸占据了整个海报的上方。

余华在评价这版改编时说：“我以前说过，只有笨蛋才忠于原著……我认为，一个导演在改编一部小说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小说拉到他自己的感受系统里，而不能说是‘我的感受’，到小说里面寻找归宿，那肯定迷失自我。……作为一个导演，魏书钧（把自己的感受）拉过来了。”

魏书钧如何将故事“拉”到他自己的感受中？

余华的原著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片中将时间往后延至1995年。魏书钧出生于1991年，九十年代于他而言是更熟悉的年代。

1995年处于一个微妙的分界线上。正值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之时，小镇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电影中，开场时挖掘机对城市的改造、随后作为证据的磁带里播放的《花心》、纺织厂女性流行烫染的“大波浪”……都是时代感的体现。

整部电影用胶片进行拍摄。作为辅助手段，偏暗的画面以及画面里的噪点，都让片子有了完整的年代感。它属于“过去”，穿着皮衣、夹着皮包的朱一龙站在那里，就是一个从1995年走来的人。

魏书钧也保持了自己的趣味。影片将警察局的办公地点设置在废弃的电影院里，拆迁时“电影”两个字重重地摔落在地上；马哲用于放映证物照片的幻灯片，马哲的梦境里着火的摄影机、烧焦的胶卷……都刻着极强的迷影标签。

当然，仅仅有自己的趣味和偏好，完成不了这样一部电影的改编。围绕人物，魏书钧和编剧康春雷填充了大量的细节。

就如前文中提到，主人公马哲是一个“好警察”，但是密集出现的偶然性对他本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会作用于他的家庭。

片中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在眼见“疯子”连环杀人案所酿成的后果之后，他如何面对待产的妻子，以及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会残疾的孩子？

对于一部描写得非常克制的原著，这样的改编和填充是必要的，也对主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比如，怎样让人物看起来成立？怎样让环境成立？这些并不是单纯靠美工、置景和胶片摄影就能做到的。

为了这部片子，朱一龙曾经到精神病院体验生活。

在去精神病院之前，“疯子”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概念，他很难切身感受到，疯子为什么会对主人公产生这样的影响。但是到了精神病院，病人们只是看着他，他就感受到了那种状态。他也理解了，在疯子的影响下，主人公马哲已经分不清现实和想象出来的场景了。

还需要提到的是另外几个核心人物。影片对于他们的改编，也是相当成功的。和诗人幽会的女生，引出了诗人和读诗会，自然也带出了那个时代的另一个面向；生涩的诗歌，又给影片加上了一层时代滤镜。

片中的异装爱好者——我想，我们不应该用“异装癖”这样带有病理性的定义，来形容这个一生受到欺侮、战战兢兢的可怜人——许亮，他是改编的最大亮点。他或许是本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他也让马哲对环境、对自身的怀疑达到了顶峰。

由许亮说开去，这部片子展现了一大批并不主流的人物。比如疯子，比如收养疯子的幺四婆婆，比如诗人。

直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站在台上受到表彰的马哲，本身也是一个边缘人。他像极了加缪笔下的主人公，他对周围的生活、对自己，都满怀巨大的“不相信”。可是这种不确信，换来的是旁人对他的肯定——这也完成了一次反讽。

当旁人为你的“不确信”加冕时，你该怎么办呢？

谁拥有解释现实的权力？

当被问到“为什么有摄影机着火这样看似无关的桥段”时，魏书钧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马哲的工作性质和导演的工作性质相像。相像的是什么？我觉得是权力。马哲渴望解释真相、解释案件的权力；导演在布景的时候，在向一个演员解释某个场景里某段台词的作用的时候，在讲故事如何发展的时候，展现出来的也是一种权力。”

“在认知经验之外，权力往往就失效了。一个导演，在作品得到了观众非常不同的甚至完全不认同的声音的时候，是无法理解这个事情的，马哲这个角色也是这样。”

“我有的时候（觉得）做导演很快乐，好像可以控制很多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一种自带原罪的感觉，好像当导演就有一种自大，不是你的身份自大，而是你好像可以摆布、享受对你电影的解释权。如果对真理或者真相的解释，超出了我们的认识和真相，就会感觉惶恐，这是电影让我感受很深的部分。”

片中华彩的段落，是影片尾声处，马哲和妻子白洁于晚饭后的聊天。马哲表现出来的松弛、哼唱的《花心》，以及两人的翩翩起舞，是90分钟里少见的、传达出安定感的段落。

尽管稍纵即逝，但还是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温暖——至少在这里，他拥有自主的、对幸福和确信的解释权。

广袤世界之外的惊惧和不安，可以暂时不去理会。这样的表演，不会是速朽的，而是能够留存在许多人记忆中的。

魏书钧提到，初看余华原著时，他想到了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里面的和弦“永远回不到主音上，永远不解决”。更准确地说，它好像解决了，但又没有解决。

这是魏书钧的第三部长片，作为青年创作者，他对属于上个世代的故事作出了新的解释。在观众们观影时，这个故事的解释权就已经交给观众。

如文章开头所说，在这个故事诸多的光环及热搜、流量之后，我们或许应该仔细想一想，有没有那么一刻，我们也是那个不停地追寻真相却陷入荒谬境遇里的马哲。

校对：邹蔚昀，运营：鹿子芮，排版：沈早慧

🕝观影时间：10月28日 14:30

📍观影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太古仓电影库 3号厅

[1]《河边的错误》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后主创对谈。

[2]《河边的错误》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新闻发布会。

[3]《河边的错误》北京大学映后主创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