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报维迎书

文 | 冯仑（微信公众号 | 冯仑风马牛）

维迎，近好！

你送来的新书收到了。你这本《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我非常喜欢，细读下来，也非常的感慨。这本书的名字和你三十多年前写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正好首尾衔接。我还记得，你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写的那本书。在那本书里，你提出「企业家」这个概念。

我记得当时你和盛斌一起写，经常在中央党校一起讨论。我也偶尔参与你们的讨论，第一次听到你反复讲「企业家」这个词，但那时的我，对「企业家」实际上并不太关心，或者说，没有真正地理解。当时我还一心想做学术，研究政治理论，所以对「企业家」这个概念并不是很重视。

现在看到你的新书，才突然意识到，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将近四十年过去了。这四十年里，你和我居然都和「企业家」有了不解之缘。

你研究了四十年的企业家，我在1989年以后意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做起了生意，并且受你影响，在你的一些思想的影响、指导下，居然做了三十多年的「企业家」。

我们两个，一个研究，一个实践。你把这个事说明白，我努力把这个事做明白，这真是一个奇妙又美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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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们同时考上了西北大学经济系，经历了4年的同窗生涯。我想，在那个时候，你不会想到未来要研究企业家，我也想不到自己未来会成为商人。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生命有了交集，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激励成为了我们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一部分，也成为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连接和回忆。

在我做生意的这三十多年里，你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的很多观点，都深刻地影响着我。我在做企业的过程中，特别留意你对于企业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表达。对我来说，由于我们是同学，我就可以更切近地感受到你那份研究的执着和真诚。你的这些研究和表达，别人可能只是过耳一听，但是我却记在心里，并且认真琢磨，然后再以此为根据来校正自己的一些行为。

还记得1990年春节，我们都在北京。几年之前，我们都从西安来到北京，读书、工作，还一度在同一个单位（体改所）上班。

那一年，因为遇到了一些社会的变故，我们同时陷入了工作和生活的低谷，于是在过年的时候都没有回陕西。没有心情，另外手头也没钱。所以，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你住的那个小屋，青年公寓1555室，用电饭煲煮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两家四个人，一起吃了顿饭。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感叹当时的一些变化，同时探讨未来我们能做什么，怎么做。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去做生意，但是你很确定地表示还是要继续做学术，而且希望能够去国外继续学习。

之后不久，你果然就办好了所有的手续，接着去牛津攻读博士学位。

你走之后，把你那个房子（青年公寓1555室）留给我借住。我就在你的房子里，改变了人生方向——去办企业。我住在你的屋子里，然后从事你曾经写过的职业（企业家），尝试着去做生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巧合。

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到你回国，这期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完成了从商人到企业家的角色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中，实际上，我也在用自己的工作，印证你对「企业家」身份的定义，和对「企业家」职能的检验。

2

在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想到了你当时送我的书——《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我想从书里找一找启发，看一看我该做什么。看书的时候，我就琢磨，难道我会成为你说的企业家吗？

一开始，我没有经验，所以我先去给别人打工。我到了南德集团，在那里体会生意，体会企业，体会企业家。到了1991年，我决定自己创业，于是我去了海南，和功权、启富、刘军、小易、小潘一起，创办了我们自己的企业（万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探讨为什么要做企业，并逐步建立和坚定了自己的使命和价值观。

刚开始创业时，我们几个人手头没钱，就在龙城大厦租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办公室，注册了一家农业高科技公司，试图找一个叫作「种衣剂」的项目来做。

开始创业不久，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一个项目。

有一天我在一处大排档吃饭，很偶然地在饭桌上听人聊到按揭。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按揭」这个词，感觉非常新奇，就跟讲这个词的人打听，想了解清楚，最后也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启发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去借钱，付了首付，再通过按揭贷款的方式完成了一批房产的买入。买入的主要对象是八栋别墅，叫「九都别墅」。

我们用商业按揭的方法买到别墅之后，进行了改造，接着由小潘（潘石屹）组织卖出去。就这样，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到了你说的企业家的职能。

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想办法去借钱，然后我们来组织人，组织项目，所以我们是要素的组织和配置者。

那个时候，注册公司很难。我们在各种朋友的帮助下，在海南组织注册了一家公司。

同时我们又特别努力地学习，然后创新。我们通过学习，了解了按揭，随后成为最早在中国房地产领域引入按揭这个商业模式的企业之一，完成了第一单交易。正是因为这个创新，我们实现了第一桶金的积累，这成为我们起家的第一步。

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工作，正像你讲到的：企业家的职能是创新，通过组织的创新、业务模式的创新，最后完成了要素的高效配置、高效组合。

今天看来，这真是冥冥之中的缘分。那时候，我在北京、海南两头跑，在北京时就住在你的家里，还得到了你的书。而我做的事，和你书中所讲暗合了，我居然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企业家。

而你在写那本书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等你从国外回来时，借住在你房子里的我，已经完成了这样一种角色转换。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说，我正是在你的著作的指导下，不断有意识地学习，最终成为一个「初级」的很草莽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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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国之后，我们时常见面。有时在北大，有时在我们公司。我们经常讨论，更多的时候是我向你请教一些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你告诉我，产权是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个生存条件，「明确这个企业是你的，最后的结果跟你有关，你才能真正地关注这个企业，才能有持久的动力去创新。因为追求利润，你才敢于冒险，在冒险的过程中就会完成很多创新。」

于是，在公司发展的每一步，我都特别关注产权的问题。

1991年我们创办的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全民联营公司，之后不久我们把它改制成集体所有制，后来又变成私人合伙公司，到1993年，我们又把它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再后来，又引进泰达，做成混合经济的公司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都记着你说的产权非常重要。产权是我们创办的这个公司能不能持续经营，这个公司发展的结果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的关键。所以，在公司发展的每一步，我都特别关注产权的形式，也使公司非常早地就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改制、转变。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一起创业的六个合伙人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在利益分配上没有留下遗憾，没有出现严重的矛盾，实现了「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也就是通过股权的互相转让，使企业的每个合伙人都有退出机制。所以我觉得，你说的产权问题确实很重要。

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之所以做得有些拧巴，实际上还是在产权的明晰、产权的保护、产权的完整性上有所欠缺。比如说海航，在产权形式上，实际上一直都有一些模糊地方，这恐怕也是导致它后来商业经营行为比较扭曲、商业模式比较复杂，以及最后出现不可逆转的问题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对我说的「产权保护是企业家生存的重要条件」，对我来说，有巨大的帮助，也可以说，这是我在学着做企业家的过程中最受益的一件事情。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有一阵我揣摸你的「产权理论」时常常会把我在你家住的三年经历联系起来。你还记得吗，你出国的时候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没动，我带了铺盖卷就搬进来了。后来每当我想添点东西，收拾下屋子时老婆就提醒道：「别乱动，那是维迎的，人家回来了会怪你的」。就这样，三年里，进来啥样，走时还啥样。于是我明白这大概就是你说的产权问题。房子是你的，你有所有权，我不能随意损坏，你让我暂住，只是把使用权交给我，我受你委托，可以管理和使用房子，但没有处置权。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大概也是这么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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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你研究公司的治理。有一次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和宁高宁、王石等企业家小范围讨论，你把公司治理讲得很透彻，而且专门讲到我们的公司属于朋友式企业。

你专门拿我来举例，我就觉得这对我是一个提醒，让我更加意识到规范的公司治理，一定要超越人情关系、朋友关系、江湖义气，然后用理性的方式建立制度性的安排，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

于是，我就把公司的治理放在很突出的位置。

不仅《公司法》规定的一些内容，比如股东会、董事会的建立，董事长、总经理的职权划分，还有《公司法》没有规定，但我们认为在治理上其实特别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价值观的一致性等，我们都努力去弄清楚，然后明确规则，大家都按照规则来做。

为什么要强调价值观的一致性？公司的创办人、股东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公司治理才有理性的基础，大家才容易达成共识，这样的话，在公司的治理过程中，公司才能完成它的使命。

公司在治理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僵局。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在我们第一次准备分家的时候，我陷入困惑。我去了洛杉矶，在那跟周其仁聊了一晚上，其仁告诉我，最重要的一个规则就叫僵局规则，在面临僵局的时候彼此出价，你买我，或者我买你，建立起退出机制，这样就避免了在公司内部因为利益出现股份和权利之争时出现「太平天国式」的自我毁灭悲剧。

当然，我后来又看了你的叙述和理论解释，我也理解了，治理不是目的，治理是为了提高组织的效率，同时要在过程中有序化解由于经济利益、股权或者其他纷争带来的矛盾。

也就是说，有效的治理，一方面要使组织更有效率，同时还可以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出现了僵局甚至内部矛盾、冲突的时候，可以有序地化解冲突，解决矛盾，使公司继续往前走。

所以，你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让我知道怎么跳出朋友式的企业，从而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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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企业家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么多年一直在不断深化。

六年前，在子牙学宫第一期学员的开学典礼上，你讲到「两种企业家」，对我来说，这个观点让我对企业家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也更加自觉。

你把企业家分成两种，一种叫套利型企业家，一种叫创新型企业家。

对照你的这个理论，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创办企业的这些企业家，套利型的企业家很多。

在改革初期，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在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的过程中，资源的配置方式，逐渐由权力分配转到市场分配，在要素的资本化过程当中，要素在市场上开始有价格，就出现了双轨制和套利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有相当多的企业家形成了套利的能力和套利的习惯，甚至是套利的执念。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在套利，找人去批地、批矿、批牌照，再找领导去贷款，等等，都是这样一套思维模式。

对企业来说，这套思维模式可能在短时间内积聚很大的财富，但是它脱离了你说的创新型企业家这个真正的企业家的职能和角色。

创新型企业家会做产品研发，有不错的客户服务，同时公司治理也很好。跟创新型企业家相关的这些要素，在套利型企业家那里，是被忽视的。

随着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的建立，监管更加严格，反腐也让权力寻租越来越没有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套利型企业家的生存余地越来越小，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很多以套利起家的老一代企业家纷纷出现问题，甚至垮掉，变成了「两院院士」，要么进医院，要么进法院。

你的这个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警醒。

所以，六年前在子牙学宫听了你的这个演讲之后，我也下决心彻底放弃套利思维，努力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做好企业，最终要努力成为一个创新型企业家。

我们退出了高周转、高杠杆的房地产发展模式，转而进入以资产运营和管理为核心的后开发时代的房地产，围绕着大健康布局房地产，最终确定了四条产品线：健康公寓、疗愈酒店、医疗mall和医疗健康产业园。围绕着这四条产品线深耕，仔细地去研究产品、研究服务。

如果不是你的这个提醒，我也不大会在六年前放弃带有某种套利行为的开发模式，而转向完全做产品做服务的模式。

应该说，你的这个研究无意中给了我一次新生的机会，这一点，我非常感谢你。

6

最近几年，我又看到你在和其他经济学家的争论当中，谈到了不应夸大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作用。另外你还强调企业家的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应该更鼓励、支持企业家来创新。因为创新有不确定性，所以应该鼓励企业家去积极地创新，而弱化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

你提到，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实际上有一个假定，即假定政府可以预知创新的结果。你是反对这个看法的。

我根据自己这么多年做企业的经历和经验，我觉得你的观点是对的。

企业家的创新的确有非常多的不可预见性，尤其是一些高科技的创新，在某一个点上创新突然出现，从而诞生一个新的产品，解决一个问题，满足一个市场需求。

但是，这些东西的出现并不容易，特别是一些颠覆性技术创新，往往是不能够预见到的。

而且，企业家们相当多的创新，其结果是预见不到的。只不过，企业家有创新的本能，产权决定了企业家创新的动力，创新的结果一定会使企业获得某一阶段的超额利润，这是市场给创新者的奖励。

在这种循环正反馈的激励下，市场其实可以很好地解决创新的问题。

对此，我也有一些体会。在房地产领域，我也在努力做创新。我发现，当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比较少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的企业都在做一些创新，不管是户型、材料、智能化设备，还是服务模式，都有很多创新。我自己做立体城市，这也是创新。

创新到底成不成，最后会怎么样？不确定。但这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我们都很愿意创新，因为创新以后，拿做住宅来说，可能就可以每平米多卖几十甚至几百块钱。我做立体城市，希望集约化使用土地资源，可以节能环保，还能更好地管理城市，也可以创造更大的效益。这些都是我们创新的动力。

政府对我们做什么产品、怎么卖都没有什么限制的时候，我们房地产行业的这种创新是非常多的。

可是最近这几年，政府对房地产，特别是住宅领域的限制越来越多，限购、限售、限价，以及税务等等方面，各种限，结果就是企业家即使创新也得不到好处，甚至创新之后，在销售审批上变得更麻烦。结果就是创新的成本增大了，但是在产品的销售或者服务端没有任何收益，得不到回报，也就得不到市场的奖励，久而久之，大家就不创新了。到最后，所有的产品都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客户得到的产品，不是更丰富、更好、更健康，而是更呆板、更整齐划一、更没有个性。

这些，都让我想到你说的创新的不确定性。而且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在房地产这样的行业去管制得太多太细，从而导致企业家的创新本能被抑制，企业家的创新职能被扭曲。最后，企业家丧失了创新的活力。当然，市场的竞争活力也没有了，经济的增长的动力也就没有了。

7

最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成长，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引发大家的担忧。其中就有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于是要缩小收入差距，同时推动共同富裕。

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呢？按我们过去的理解，就是通过一次、二次、三次分配来解决。

一次是工资、资本的分配；二次是政府通过税收、财政的方式进行分配；三次是公益基金和慈善捐款。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最近我看到你的一个研究，得到了启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你的研究，通过一些数据，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市场经济和企业家行为除了有扩大收入差距的诱发机制，还有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的诱发机制。

我们以往没有注意这一点，你的研究恰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坚持的市场是有效的市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清楚的，宏观的经济管理过程也在法治轨道上，企业家的职能是完整的，那么，经过长期的发展，市场和企业家同时会扩大收入差距，也能缩小收入差距。

所谓扩大收入差距，实际上是相对的差距，也就是说，差距是扩大了，但是大家的收入都等比例增加了。举例来说，有钱的人，可能是从100块变成了1万块，增加了100倍。原来没钱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从原来的1块钱变成了100块钱，也增加了100倍。看上去收入差距大，但实际上，穷人因为收入增加，经济条件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和改善。

也就是说，你的研究，事实上改变了我们过去的一种看法，让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和企业家不只会加大收入差距，也会诱发缩小收入差距。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未来的市场经济和共同富裕研究非常有价值，也是极富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

事实上，过去按照通常对发展规律的理解，我也参与到共同富裕的过程之中。我更多的是通过公益基金或三次分配的方式来参与推动共同富裕。从2004年创办第一个公益基金起，到现在我已经参与创办了23个公益基金会。

今天看来，其实不止于此，我把企业做好，认真交税，其实也是在推动共同富裕。这个认识，就得益于你给我的启发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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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你认为，「企业家的目标不只是赚钱，企业家是有抱负改变社会影响世界的人，赚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手段。」这一点我也很赞同。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在一生之中有精力、有能力改变社会上我认为不合理的一些事情，我认为这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不管是解决社会问题、自然问题，还是科学问题，都可以。我读的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所以我就想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2004年的时候，我发现做公益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于是就陆续参与创建了这些公益机构，来实现我的承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为之努力。

对我来说，做公益就意味着我对社会的责任。所谓社会责任，我的理解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对社会有一个承诺，这个承诺表现为：没事找事，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不当事。

比如一条水沟被污染了，本来这与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我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于是自己的事就不当事了——今天原本计划去休闲放松的，但我们还是开会研究一下怎么治污吧。

其实，很多企业家都是如此。举例来说，现在全国共有7000多家公益慈善基金会，其中由民营企业创办的占80%以上，而且捐款总额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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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你这本新书。

我在过去四十年里所理解的你的研究成果以及新的论断、启发，其实都凝结在你现在这本书里。可以说，你这本《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你集四十年企业家研究之大成。

我刚才谈到的，都是对我启发最大，同时也影响我做企业决策，在方向性、原则性决定上产生影响的部分，比如产权、公司治理、共同富裕等问题，这些你都有深入的研究。

应该说，在我做企业家这个角色和工作的过程中，你的理论像护身符一样一直伴随着我。

正因为如此，今天再看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感慨。而且我觉得恐怕不只是我，我们这一代企业家，都要特别感谢你。过去四十年里，你的一些判断、观点和一些非常有前瞻性的预言，始终闪闪发光。

你的书，还激励了身边很多朋友，特别是企业家朋友。陈东升、刘永好、王石、宁高宁等很多朋友都跟你有几十年的交往，在大家的交往过程中，我也发现，大家发展企业的过程，共同证明了你在四十年前的那个论断——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

如果说四十年前我们还没有深刻理解你这个论断，那么今天再来看我们这些朋友，大家在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的同时，一起用四十年的时间证明了你的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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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双重的压力和挑战。既有经济（商业周期）上的变化，同时也有非商业因素叠加进来。于是，有很多企业家和创业者感到很迷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干，不知道今后会不会失去市场，失去企业家发展的空间和舞台。

一些年轻的企业家也会来跟我讨论这些事，我觉得应该坐下来思考一下。受到你这本新书的激励，我也想回顾过去四十年的经历和观察，围绕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或者说由计划转到市场的历史，来写一本书。简单来说，就是写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史。

这本书写给谁看呢？我想要写给企业家、创业者，以及政策的研究者和政策的制定者看。我想通过检讨历史，找出规律，启发方向，同时也给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一些建议，推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更好地保护市场经济的体制；保护企业家，让企业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使经济增长的这个动力得以持续地增强，从而让中国经济可以发展得更好。

我给这本书起了个名字，叫《资商通鉴》。

过去读《资治通鉴》，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写给当政者看的，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就是通过了解过去的事情，有所借鉴，然后来制定好的政策来解决问题。

我想借用这个意思，所以取名为《资商通鉴》。我想给做生意的人，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讲一些过去的事情，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按照过去的传统，中国历史有三种写法：纪传体（如《史记》），编年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如《通鉴纪事本末》）。我的这本书，打算对这三种写法进行吸收、综合。以事件，也就是专题为主线，同时吸收编年体和人物传记的方式和写法。

全书一共分为五章，也就是五件大事（民间资本的发端与来路、产权、法律、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社会责任），这是纪事本末的写法，然后每一章里又写人物，人物又按照年代来讲述。

我希望通过书中回顾的那些人物真实发生过的往事，让大家看到，什么样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可以讲清楚过去四十年中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

这本书完成之后，我会在写好的第一时间发书稿给你，并向你请教。书中将提到的这些企业家和事件，应该也能够印证你新书里的相关结论。

时间过得好快，距离我们大学毕业，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我们来北京也快四十年了。我们也都过了六十岁了。但当我看到你的新书，并想到自己也要开始一本新书的写作时，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仿佛才刚刚开始，我们就象上学时侯那样又一起面对现实必须完成一份作业。因为我们还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实践，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创新。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幸运。非常期待，《资商通鉴》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在一起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