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的风月少年最盛时，都在这部《八旗子弟》里

说“八旗子弟”如今都是骂人的话，尤其评价老北京的爷们，说他是“八旗子弟”基本上就是肯定了他吃喝玩乐“朴”半城的一生，跟于谦他父亲王老爷子是同道。

在探寻老北京文化历史的影视题材中，鲜有正视者，大多跟落魄王公贝勒爷拿着咸菜窝头还要分七荤八素扯关系，镜头之外调侃多过唏嘘，出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主子”、“奴才”这些似乎成了一种留给观众的固定观感，对于深植于老北京文化中的一些遗留下来的值得探寻的人文瑰宝，如今更是少有人肯埋头深究。

2006年，媒体报道说李翰祥的《八旗子弟》解禁，后续待察。

实话说这部电影也是诞生于录像厅时代，流传不广，题材在当时、甚至现在看来都比较冷门。它主要讲的是一个寄托在鼻烟壶上的典型的八旗子弟的没落和消亡。

八旗制度从满人入关前便开始确立，入关后为了团结巩固既得利益群体，施行了“爱的供养”，旗人不能经商不能务农，只有承袭爵位从军入仕林一途。

这种“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让曾经“女真不满万、满万胜天下”的旗人们在入关后的短短二十年迅速失去了战斗力，团结的作用是有了，问题是战斗力跑哪儿去了？

以前也没有计划生育这一说，家家都有几个孩子，长子顶了位置那其他几个怎么办呢？于是不了解北京文化的人也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贝勒手中三件宝：核桃扳指笼中鸟”。

在“玩”这方面，八旗子弟可谓把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如今北京留下下的旅游胜地如潘家园、琉璃厂等都是当年文玩盛行后的产物。

李翰祥就把目光越过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定格在了清末的文玩故事上，而且他下足了功夫，当年真的找了一些老师傅做出一批“道具”——

鼻烟壶

这玩意我试过，特别呛，且烟沫子难买，如今据说只有在前门楼子大栅栏（北京人念“大栅（SHI 二声）栏（LAN 四声）”）才有老店有的卖。

如今你要说这题材他是瞎选的，他可不是瞎选的啊！明明是有备而来。本片导演、编剧都是他。拿“鼻烟壶”说一个生活在清末的八旗子弟乌世保（陈道明 饰）。

乌世保这个人物挺有意思，身为旗人，不满清廷的各种无能，结果因言获罪被关进大牢，类似“扛着八旗反八旗”的人物，最著名的就是老舍先生《茶馆》里的常四爷。

不满归不满，到了乌世保这一代，他也只剩下一张嘴，因此这个人物出场时的做派就向观众交代了人物特点：

志大才疏，没有经历社会摔打，总以为“换做是我我就如何如何……”，再者唯一可以显摆的身份就是“旗主”。

这样的人物看着……挺眼熟。

不坏，还单纯，好打抱不平。

牢里认识了一些朋友，印象最深的是有位狱友跟他打招呼：

“您贵姓？”

“免贵，姓乌。”

“姓乌？您是在旗？”

“镶白旗。”

“呦！原来是乌爷！”

“不敢、不敢。”

小时候身在家乡看这段时觉得挺有趣，这老北京打招呼都这么体面的吗？后来发现还真是。真实的老北京人特别“好面儿”，《八旗子弟》最值得看的就是真实反映出当年北京城里旗人的真实生活，这些礼仪和讲究在今天看来也算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乌世保便是这样一个生活在特定年代里的人物。他并没有现而今的“泾渭分明”，很普通的爱国者。

好导演和好编剧特别擅长把一个小人物的小事情放在大时代里凸显出来，一是让观众能通过台词和画面感受到当时的人文特点，而是能让这个人物和故事“活”起来。

比如旗人乌世保，被亲友从牢里“捞”出来之后依旧游手好闲，依旧好打抱不平。一日他在街上遇到了投靠洋人发迹的徐焕章（马和平 饰），对方驾着马车冲撞了路人不但不道歉还下车打人，嘴里不干不净。

镜头给了乌世保一个特写，他脸上先是惊异后是不屑，拎着鸟笼子出来把徐焕章一顿狂“怼”，说“如今这奴才见了主子也这么嚣张吗？”

碍于规矩，徐焕章跪下求饶，周围的人纷纷帮腔要收拾这个狗奴才，乌世保放下鸟笼子掏出手绢走上前狠狠在他身上甩了几下，这个操作我没看懂，大概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羞辱吧。

但当时乌世保也没想到，“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得罪了君子人家顶多不搭理你，恩怨放在明处。小人则不同，人家真害你。

那年陈道明的少年意气感不仅止于乌世保的“愤青旗人”，义和团运动开始后，他自然也跟着喊打喊杀。有一次为了给主战派的王爷庆寿，乌世保同一班子弟一起站在台上唱京韵大鼓，妥妥的C位。这一段的曲艺很精彩，倜傥少年，意气风发。拍得十分到位。

台下的王爷见了也心生欢喜问旁人“这小猴崽子是谁啊？”得知身份后便赏了他一份官职让他去当差听命。

于是本片颇有喜感的一段来了：

当了几天差的乌世保兴奋没两天，便让满大街的谣言和城外时时的枪炮声吓唬住了——

忘了豪言壮语，忘了意气风发。

祖上就没拿过刀枪，平时尽过嘴瘾了。哪里见过这个？

唬得他赶紧找个由头跑回了家，班也不上了，官也不当了。

结果义和团先是闹得特别厉害，满世界嚷嚷要杀“一龙二虎五百羊”，还请了神功护体以为洋人见了准发抖，顺带在城里耀武扬威白吃白喝了一番，结果真上阵后没顶住，大部分像老佛爷一样溜了，只扔下无数尸体。

为了平息“友邦”之怒，主战的王爷被发配。始终不忘初心傍洋人的徐焕章趁机告状，把“一直主战，啥也没干”的乌世保又送进了大牢里。还哄骗一心救夫的乌大奶奶（罗历歌 饰）去找日本人求情，结果惨被灌醉，醒来后躺在床上，手脚被绑住让日本人糟蹋了。

羞怒之下，乌大奶奶投湖自尽。

这里的情节也侧面说明了在当年之乱后，旗人的地位正式开始没落，洋人取代了旗人成了北京的“主人”。在目前可考据到的史料记载中，当年北京陷落后，旗人和汉人一样都是洋人眼中的鱼肉，并无另眼相看。

国不强，民不富，莫说旗主，酋长也没戏。

至于身在牢狱中的乌世保，也开始了一轮自我修正。

洋人成了“人上人”之后，对什么最感兴趣？除了钱、女人之外，自然是中国人沉浸了千年的文化产品，叹鬼工球之精妙，赞景德镇之华丽。

如徐焕章一样的机灵人则投其所好，不断给位高权重的洋人们送礼，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是对中国的能工巧匠们最大的赞誉。

鼻烟壶于是隆重登场，这种内置画作的小玩意至今看来都巧夺天工，因为它是匠人们用工笔蘸着颜料把笔触伸进壶里反向作画的。

影片中送给洋人最贵重的是一套内画美利坚十四位大总统（当时）画像的十四件风格各异的鼻烟壶。

精妙绝伦，至今难忘。

在狱中的乌世保结识了一位制作鼻烟壶的老师傅，膝下只有一女，因此担心手艺失传，又看他干啥啥不行，文玩第一名，便问他：“你愿不愿意当我徒弟？”

那时乌世保还不知道自己老婆身死，家产尽被罚没的事情，只当是人家异想天开就婉言谢绝。出狱后才傻了眼：

没了，全没了。

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这才舔着脸回去找老师傅，凭着惊人的天赋继承了老师傅的手艺，还同他女儿喜结连理。

在描述其学习制作鼻烟壶的过程中，观众能看到往日那个心高气傲的少年慢慢被生活和现实磨平了心性，他是充满希望又充满失望的人：

家破、人亡、国弱。

昔年最要好的朋友也沉沦了，大家互相看看，无可奈何，除了手上的核桃扳指笼中鸟还有什么呢？只剩下每天坐在茶馆里侃大山，就这，也时时被提醒“莫谈国事”。

而自己，报仇无门，以前心心念念的“大清国”对自己这种忠肝义胆的人说翻脸就翻脸，腔调总是昨天说的明天就变了，哪怕是个旗人，终究也不过是腐朽大厦底下最卑微的消耗品。

于是这少年在影片的结尾赠给别人一个鼻烟壶时说：

“希望你以后看到这鼻烟壶时，会想起我这个没落的八旗子弟吧。”

转身离去，身后是国人开始对“洋玩意”的近乎迷信的崇拜和痴迷……

依稀记得那个站在台上唱着京韵大鼓的八旗少年何等风流倜傥？2013年，《新周刊》曾出了一期专刊《民国范儿》，点评民国风流人数无数，其实大清也有“大清范儿”。

如乌世保这样的人，有意报国竟不知自己早已经被“贝勒手中宝”这种如今看来十足“奶头乐”的玩意掏虚了身子，只剩了一张嘴。

可无意间，他们又把祖宗传下的手艺流传至今，让如我这般的观众在品鉴时似有所思，又似无奈。

所以我觉得《八旗子弟》如片中的鼻烟壶一样，可以认真鉴赏一番。

另外，陈道明的颜当年也是真的青涩，那时不似“康熙”，少年郎的风流意气和李翰祥的风月朦胧，结合得是真好。

说回本片，“乌世保”们之后，时过境迁，辛亥大定，后来神州陆沉，复至如今。

北京这座城，同样也看尽了南来北往的红男绿女。

依旧回到2006年，新闻报道了这部“中国式风月情色片”有望解禁。同样在这一年，有个叫郭德纲的天津男人被北京的报纸大幅报道，文章标题我现在还记得：

《王惠：嫁给郭德纲这样的人，靠谱！》

当时谁曾想过，这个“桃儿”居然把一个快要变成历史名词的曲艺变成了一度最时髦的“中国式脱口秀”？

在专属于这个“小黑胖子”的风云里，他说了东说了西，调侃了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还告诉一票女孩：

孩子啊！快别去夜店啦！来我这听相声吧！

在他的相声里，忠孝节义是不存在的，那都可以说给棒槌们听。唯有在嬉笑怒骂中似乎能让人听明白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还会歌颂什么。

“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莺莺红娘。三请张生来赴宴，四顾无人跳花墙。五鼓夫人知道信儿，陆（六）花棒拷打莺莺审问小红娘……”

同样也是先人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和当年乌家少年一样，俊俏地站在台上让老北平的风情在时代的变幻中有了新的解读。

至于李翰祥镜头下的四九城，则透着一股世俗的敞亮和无奈，还有在大时代下被裹挟的芸芸众生。

一如现今穿着汉服街拍是一种文化，穿着马褂揉核桃也是一种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才让这片古老的土地始终令人沉迷。因为“多元”才是“文化”。

那么陈道明呢？

用郭德纲夸于谦的话说：

“嚯！当年他嫩得那是一掐一兜水！滋的一声蹦那么老远！”

此时必有回音：

“您的劲儿使得也忒大了点”……

谨以此文，纪念李翰祥和陈道明当年那段“姆们这座四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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