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为什么中国学生申请美国一流名校那么难？
我想谈谈我对大学（包括高中）教育的看法，这综合了我和我弟弟教育的经历，以及我对大学教育研究的结果。
首先，大学的教育应该分为两个阶段，以通才教育为主的本科阶段，和以专才为主的研究生阶段。
在本科生阶段，学生们接受的应该是“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仅仅是“雕虫小技（Skills）”。这个观点是约翰·纽曼根据牛津大学的教育经验总结出来的。可以讲，没有好的通才教育，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就不会有后劲。
美国统计了各个大学的毕业生入职年薪，在前10名大学中，除了工科较强的斯坦福大学和以商学专业见长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外，其余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大学（诸如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卡内基-梅隆和佐治亚理工等）。人们常常谈论的所谓“大藤”，即常青藤大学中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都不在其列。
但是，如果考虑学生毕业15年后的情况时，那些以通才教育见长的大学，比如哈佛和普林斯顿，就都进入了前10名，甚至超过了以工科和商科为主的大学。
虽然收入并非衡量毕业生贡献的唯一指标，也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大学的好坏，但是至少从收入的变化可以看出通才教育对一个人一生发展的帮助。
今天，中国的学生一进入高中就开始专攻那些高考必考的课程，而一进入大学，他们就被限制在不允许修改的专业中，这不仅失去了得到通才教育的机会，甚至被剥夺了培养自己学习兴趣的可能。我真的为他们感到悲哀。
很庆幸的是，在我自己读高中时受到了很好的通才教育，以至于今天我所具备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足以让我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等我到了大学时，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学到了多少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从老师和同学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正如纽曼所说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时，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
我要感谢我就读的清华大学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聚集起来，让我们能够互相影响，互相学习。这些，才是让我受益一生的。
今天的世界和纽曼生活的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在那个年代人类知识的积累并不多，一个人完成了通才教育后就能够胜任很多工作，但是现在许多工作（比如生物制药）都需要有专业技能才能胜任。因此，在完成了通才教育之后，需要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1—5年时间不等的专业训练，这个训练可以在学校里完成，也可以在工作中完成，还可以（像我一样）在工作后再回到学校完成。
最早倡导专业训练的教育家是普鲁士的外交家和教育家洪堡，他是普鲁士教育体系的奠基人。近代大学的专业教育，尤其是研究生院制度，都是仿照德国大学体制建立的。洪堡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给予学生们真正有用的知识，以便他们马上就可以应用这些知识服务于社会。
有了好的通才教育基础和专业知识技能，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两点，即他服务于社会的意愿以及对所从事的事业的喜爱程度。
服务于社会是美国精英教育的精髓。无论是在美国建国初期办学的国父富兰克林和杰弗逊，还是19世纪中期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教育家吉尔曼和艾略特，都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为社会服务。
今天，哈佛和耶鲁都不强调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给大部分学生A，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为了在成绩单上混一个全A，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什么这两所大学在成绩的把控上如此不严肃，并非它们不知道成绩的重要性，而是要向学生们透露出一个信息——你们的学业足够优秀了，你们应该关注课程以外的东西。
事实上，在耶鲁大学，学生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课外活动中，因为这些看似和考试无关的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各种优秀品质，比如拼搏精神、团队精神、领导能力、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事实上，如果在哈佛和耶鲁没有学到这些内容，就失去了在那里读书的意义。
我也走访了很多中国的一流工科大学，发现它们的学生90%的时间都在学习和准备考试。这样固然可以得到很好的专业训练，但是却让年轻人在一生最宝贵的时间里失去了培养优秀品质和综合能力的机会。
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学生申请美国一流名校那么难，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我会在后面一一分析，但是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学生读书的目的和那些大学办学的理念和美国有很大差异，以至于在申请材料中有意无意地会流露出这种差异，使得他们没有得到那些私立名牌大学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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