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品”惊现故宫大展！西川：北宋山水画家中，他的观念性最强

郭熙赶上了影响此后二百年，且到如今依然被一再讨论的王安石变法。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载，变法之后“内两省诸厅照壁，自仆射而下，皆郭熙画树石；外尚书省诸厅照壁，自令仆而下，皆待诏书《周官》”。《周官》就是《周礼》，而《周礼》是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根据与理论基础。这等于说宋神宗和王安石由于重视、喜爱郭熙山水，几乎要将之抬高到《周礼》的程度。

叶梦得的这则记载令我们大吃一惊，令我们立刻想到人民大会堂里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的巨制《江山如此多娇》。当然郭熙的树石是画在“内两省”（枢密院、政事堂？或中书、门下两省？）的照壁上，不知道中南H里办事机关的墙壁上都挂谁的画。

“拗相公”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据说这是司马光强加在王安石头上的），若郭熙的画投神宗、王安石趣味，则其政治性、革命性亦不待言。变法遭到许多守旧派的反对，其中包括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秦观这样的大学者、大诗人。而郭熙山水能照样讨得苏轼、黄庭坚，还有司马光等人的欣赏，足见其魅力之大。

这真是便宜了邓椿一家！郭熙画作，我们今天奉为国宝的东西，曾经被当成抹布！

郭熙 巨障山水《早春图》[局部] 北宋，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石守谦先生认为，郭熙山水具有相当浓厚的政治意涵，与神宗变法追求伟大帝国王朝的气度相辅相成。诚哉切论！这也就是说，郭熙山水的能量感可能得自政治与时代生活。可惜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中国美术史著作都很少提及郭熙与政治生活如此密切的关系，更不要说深入讨论此一问题。这种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许道宁不曾有过，范宽、李成也不曾有过。放眼整部中国美术史，类似的艺术与政治的情况，大概也只曾出现在“文革”和“文革”前一段时间（但我并不是说艺术为政治服务就能产生杰作）。从这个角度看郭熙，则其与李成、范宽、许道宁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了。其艺术所包含的“新时代”因素也显现出来。现在博物馆里的郭熙，那全是古画，而在郭熙活着的时候，他的画肯定有其新意。正如意大利但丁的《神曲》，现在是毋庸置疑的大经典，已经进入我们的常识，但在其甫自问世之际，却是颠覆性的、前卫的。郭熙关心政治。他可能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位明确将国家意识形态引入绘画的人。他在《林泉高致》中说：

早先李成曾考虑过寒林图像的象征性。邓椿《画继》卷九：“其（李成）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裁札俱露，以兴君子之在野也。”——即使没有“象征主义”的概念，艺术家也会自然而然地碰到象征的问题。但李成没有国家意识形态。不知道郭熙的“大山堂堂”“大君赫然当阳”是否直接来自王安石的思想靠山《周礼》。在《周礼》的每一章启首，都有这样的话：“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礼记》中对天子的职责、行坐有更多定位与要求。《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这是把天子与“圣人”画等号了，令人联想到16、17世纪意大利康帕内拉的乌托邦之作《太阳城》。该书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获得“太阳”称号的人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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