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用中文思考的可能性
一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阅读可能都会跟随自己关心的问题走进一条胡同。但这一次，《三联生活周刊》让我当“行读图书奖”的评委，又重新把我从胡同拉到了大街上。换句话说，如果是我自己选择阅读，我的阅读面不会这么宽——又是思想类图书，又是新知和文学类图书——我虽不能说这让我大开眼界，但你们还是帮我打开了一部分眼界。
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我有一些非常直接的体会：一是我认识到，我们广义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实长时间是被英语读物塑造的。在这次入围的图书里面，除了中文原创著作，大部分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作者也是以美国人、英国人居多。顺便说一句，连中文原创的作者，有几位，也有英语背景，至少有英语教育背景。在这次入围的译介图书中很少有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没有阿拉伯语，没有土耳其语，没有波斯语，没有马来语，甚至没有从韩语或者日语翻译过来的书，更甚至，没有来自法语、西班牙语国家的书。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的语言教学、我们的价值取向、我们的阅读风向、我们近几十年来社会变革、文化变革、思想变革的路数，都能从我们当下的翻译出版状况看出个一二三。我这里不做好坏判断，这是我们的文化现实。那么从我们这现实的文化处境来看，我们的语言现实和政治、历史现实之间，其实是错位的。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文化现实。
我的另一个感想是：和世界上重要的思想者相比，当代中国人用中文思考的能力太差了，差到与我们的经济生活不成比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之多：历史原因、政治原因、语言本身的原因、教育制度的原因、缺乏真正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原因、平庸生活对创造性劳动的挤压的原因、媒体时尚对趣味和思想的霸占的原因等等。我是个诗人，我眼看着媒体上对古诗词字义、典故的解读以及对奇闻异事的津津乐道，基本废除了我们本该具有的针对文化、文学、思想、历史的问题意识。中文或汉语，不论古今，当然是可以用来思考的，在古代甚至近现代，我们有过不少非常厉害的、具有原创品质的思想者，比如荀子，比如写《论衡》的王充，比如朱熹、王阳明等。
第三个感触：中国人难道已经丧失了书写能力了吗？中文原创图书中有不少其实是教师的课堂讲稿。讲稿成书倒也没什么，世界上哪儿哪儿都是，只要作者在出版时有所调整就行。但如果展现在我面前的书都是课堂讲稿，那说明我们的思想活动已经等同于授课了。学者们难道不做孤独的书写吗？不在孤独之中不计后果地让思想繁衍，脱轨和冒进吗？也有一些中文原创著作倒不是为课堂而写，但写得太像中规中矩的博士论文了，在写作上四平八稳，了无文采。不光作家写作需要展现才华，其实做任何一项工作都可以也应该展现才华。我说的才华展现不是指要把工作做到花里胡哨，而是指要把工作做到充满魅力，包括思维方式的魅力。
汉娜·阿伦特曾经区分过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僧侣式的思维方式，一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所谓僧侣式的思维方式就是冥想式的思维方式：一个人坐在树底下一拍脑门儿宇宙就诞生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碰到这种思维方式，人们天上地下地讨论无限的问题，讨论生死问题，连讨论政治、社会、民族、历史问题都是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更多地是从总体看问题，它包含了很多的选项，但不需要求证。而科学的思维方式是需要求证的，需要实验，需要证误，需要包纳失败。按说当下世界已经经历了现代性塑造，进入到了基本的科学思维方式。但是在社会生活层面，僧侣式的思维方式还是大量存在的。
当然，除了这两种思维方式，我们还会遇到其他思维方式。例如，对于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一个作家来说，梦的思维方式也很重要，而在梦的思维方式旁边，还有噩梦的思维方式。
就怕一个人通过背成语词典和古诗词，就觉得自己对世间一切都有了现成答案。我就怕“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一般说来他们有道德，有品位，自以为懂得诗意，但他们与“未知”“深渊”“幽暗”“恶的能量”“不确定”“无解”之类的东西彻底无缘。
二
思维问题几乎就是语言问题。我们在用中文思考和表达的同时，其实不妨在语言之间做一些比较——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之间、中文和外文之间——以此来判断一下我们语言的长处和短处。说到中文和外语的比较，我们得突破中文和英文的比较或者中文和欧洲语言的比较，我们就是比较一下中文和日语、韩语这两种东亚语言，也应该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在这次“行读图书奖”的决选书单之外，我也有自己的一些阅读：现代日本人的一些哲学讨论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他一方面可以讨论笛卡尔、康德，另一方面又可以跨出西方哲学的范畴向前走。或者说他不一定是向前，而是可以向旁边迈上一步或者半步，但这就是思想能力。具体来说，西方的思想者们始终在讨论“我”的话题，本我、自我、超我……但是西田几多郎认为应该回到主客分离的“我”之前的“自己”。这对于打开日本的现代思想视野很有意义。
再比如说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国人一直说，我们的艺术应该成为世界艺术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在“当代”的意义上，我们几乎没有产生和世界当代艺术高标平起平坐的东西。但是日本人、韩国人一直在摸索。20世纪日本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视觉艺术流派叫作“物派”（Monoha）。而“物派”的形成与韩国艺术家兼理论家李禹焕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从东方人的“余白”入手，推动了至少韩、日两国艺术思想的变化。我不了解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日本和韩国思想，但是从这些例子来看，日本和韩国的艺术家和思想者们所做的事情，在中国是缺乏的。我也并不能说日语或韩语，但我和一些日本诗人、作家、学者讨论过中文和日语的区别，以及日语对日本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就纯粹的语言问题来说，没有哪一种语言比别的语言更高级；不同的语言必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也因此具有各自的可能性。在良好的社会生活、历史生活与政治生活条件下，充分发展本语言的长处，接纳其他语言的优点，形成与本语言一体同生的思维活力，是再重要不过的事。
但我们看到，中文，即使在今天，也经常表现为一种僧侣式的思维。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与句子长度有关：中文或汉语是一种短句子语言。我自己也做过翻译，英翻中，有一些体会：翻译时我经常不得不把原文一些长句子拆分为几个短句子。西方语言都是长句子。那么短句子和长句子的区别何在？一般说来短句子的形式感特别好，用它对对子特别方便。我也看到过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过春节时努力用英文对对子写门联，很好玩，例如：Eat well,sleep well,have fun day by day./Study hard, work hard, make money more and more。但这里边除了好玩没有别的。汉语是一种形式感很强的、仪式感很强的、蹦来跳去的、方便抒情的、可以华丽无比的语言。但与此同时，其短句子模式也意味着汉语句子构成本身的逻辑性不强。
当然，相比古汉语，现代汉语已经将短句子变长了，但是依然有它的限度。我们不可能像狄更斯那样一句话写一页纸，或者像雪莱那样一句话写成一首十四行诗。他们能那样干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使用的语言所天然具备的逻辑性，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是语言本身自带的。长句子由于是包纳了各种变位和从句可能性，其语义借助逻辑可以螺旋上升或者下降，形成推理推断，而汉语是短句子，方便顿悟，一超直入如来地。现代汉语句子变长了些，这是否意味着渐悟应该被平反？而渐悟所可能生发的可能性我们到现在还没仔细想过。另外，汉字本身的可能性是否已被挖掘干净，也是个问题。
汉语并不是孤立于世界的纯洁语言，并不是从古至今一成不变的。撇开方言问题不谈，汉语作为一个整体，也曾经被翻译所改造。最早一波的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影响就非常大。近代以来，对于西方思想的翻译也给现代汉语在句法和思维方式上带来了诸多影响。此外，汉语还受到日语词汇的影响。如果我们找来一本外来语词典，去查查那些从日语输入的中文词，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当下所使用的众多具有现代理论色彩、现代生活色彩的词汇，竟然都来自日语，是日本人用汉字翻译的西方概念，比如精神、世界观、目的、目标、干部、警察、公仆、公民、义务、唯物论、唯心论、偶然、必然、意识、环境、经济（现代意义上的）、工业、手工业、交通、速度、情报、市场、企业、投资、资本、质量、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艺术、美术、作品、内容、审美、升华、素质、讲演、讲座、讲坛、母校等等。没有这些词汇，我们很难想想一个现代中国。当然我们的年轻人现在也在造词，网络新词，夸张地说，几天一换，比如：神马（什么）、表（嫑，不要）、酱紫（这样子）、稀饭（喜欢）、粉丝、斑竹、748（去死吧）、88（再见）、847（别生气）、987（就不去）、7456（气死我了）、9494（就是就是）、yyds（永远的神）、BT（变态）……这都是我从电脑上查来的。这就是我们的语言现实，残酷到这个程度。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人怎么思考问题，其实我没有答案。但这的确是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如果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思想建设就无从谈起。没有思想能力会造成什么状况呢？也许经济会快速增长，但社会风貌平庸。因为在一定程度内的经济快速增长可能和真正顶尖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关系，它可以利用这个世界上现成的思想做支撑。但如果想要在超越了一定限度之后继续增长，无法再使用别人提供的模式和概念时，那就要考验咱们真正的思想力和创造力了。
三
用汉语思考，你的可能性何在、你的限度何在，这并不只是诗人、作家们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我是写诗的，那么我能感觉到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节奏感，于是我想，中文的音乐性、节奏感一定跟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牵连在一起。但这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还需要深入讨论，需要有哲学家、思想家专门进入到里面来讨论。而中文在下一步能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成果，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普通人都绕不过去的，每一个在网上发言、跟帖的人都绕不过去。到目前为止，我所观察到的网络新闻报道后面的跟帖和视频上的弹幕，都非常典型地反映着中文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那里面的中文所呈现的，包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层次、中国人能有多幽默、中国人的愤怒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中国人对什么唱赞歌、对什么东西不知道说什么好、中国人的创造力等等，全都一目了然。
我知道这样的语言呈现已经让一些人感叹中文完蛋了。我自己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现代汉语里充满了细胞，它应该是一个有生命的语言。当然，它还应该包含各种温度，各种活跃的分子，它有各种可能性。也许在某一个时段里，大家使用的都是没什么创造力的语言，所发挥的也是语言最俗气的功能，大家跟着潮流表达，跟着潮流审美，但无能的、僵化的、套路化的表达总会起变化。语言自身不会满足于现状，就像我们的生活总是要前进。各个行当的有心人，一定会捕获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词汇和概念。
那么什么是好的汉语？当代作家们已经至少呈现出了三种工作趋向：一是回到纯洁汉语，回到三四十年代刚离开古汉语没多久的白话文。二是，一些人认为我们的语言已经过度西化，或者过度新华体，应该回到方言，回到源头活水。很多人认为方言是土生土长的、原汁原味的中国人的思维。三，还有一类人受西方影响，主张语言回到身体，而这也是语言的本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代写作中，一直有人努力使当代汉语成为一种带有身体性的语言，能真正自如地表达疼痛，表达欲望、富有温度、弹性、湿润度或者干涩。这三种努力都使得我们的语言活跃起来。
如果你拿“什么是好汉语”这个问题去问不同的作家，每一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我觉得好的汉语不一定就是指字面上美的汉语。文字干嘛非要那么美？古文美，可如果用古文讨论思想，古文能造就庄子，但是讨论不了黑格尔。好与不好，并不在于它美或不美，而在于它是否充满了可能性。而充满了可能性，充满了丰富性，充满了希望和活力的语言，才会用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大美。
翻译是衡量语言可能性的一把大尺。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语言的塑造比比皆是：现代以来的马列主义翻译、文学翻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翻译得规模之大，是古人根本不能想象的。我们已经有了那么多翻译的书。仅以诗歌翻译为例，我们就能看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过去曾有学者把外国诗歌翻译成古体诗。但效果并不好。其结果是，古体外国诗，不论是外国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对现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无法产生影响，无法推动文学观念的改变。只有当我们用现代汉语来翻译外国当代诗歌，才能将一些新的、陌生的文学观念补充给当代中国诗歌，同时改造我们的诗歌语言，大大扩充其表现力。这是现代汉语翻译的功绩，它带来了新知。
我对现代汉语肯定是不满意的。但是光不满意没用，必须去寻找它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可以向古人靠拢的地方在哪儿呢？顾炎武曾经说过，恢复三代圣王的语言，就是恢复三代圣王的道。在他看来，语言跟道是有关系的。语言的可能性依赖于每一个人的实践。如果你是一个思想者，那么汉语的词汇，它所包含的含义、概念，你如何发展？如果你是一个作家，那么你怎么充分使用汉语的特征？具体到每一个人，在汉语现有的状况里，你能够发现什么样的可能性，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我们多大程度上能够使我们的现代汉语容纳道？如果容纳不了，现代汉语还有没有资格去讨论真理？
你会发现我在讨论这所有问题时，时不时会提到“当代性”这个概念。我近年来所做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研究，都是从当代、当代性出发的。我特别强调当代意义。我所说的当代问题是连晚清问题都包括在内的所有没有被中国社会彻底消化的问题。过去，我们更多是从一个“现代性”的角度来看问题，现在我从“当代性”的角度看。现代和当代的差异不完全在时间概念上，而是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现代性是趋同的，比如大家都发展工业，都大机器生产，都开汽车，都喝咖啡、红酒，而当代性是趋异的：人们在各自不同的文化上下文里，在自身的文化、历史、道德逻辑里寻求发展、创造的可能性。现代性强调与过去、传统的切割——现代的就不是古代的，而当代性里包含了对于传统的处理。阿甘本谈论过当代性，但他更多是指对同时代人与事的凝视。他讨论到凝视、批判和一个人跟主流社会的距离。我所说的当代和他所谈论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36期）
排版：南溪/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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