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吐槽：论文不让一稿多投，到底是在折腾谁？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我和同事向领域内的一家顶级期刊提交了一篇论文，主要内容是根据个人性格特征研究新冠疫情对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这其实是一个具有时效性的作品，因为随着疫情的加速放开，人们已经习惯与新冠共处。

但是我们这篇论文被搁置了几个月，甚至都还没有送去同行评审。我们给该刊发了多封邮件，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于是我们只得撤回论文，将其提交给其他刊物。宝贵的时间就这么被浪费了。

显然，如果我们的论文被允许同时投递给其他刊物，这种情况就是可以避免的。

无独有偶，我们曾向一家期刊提交了另一篇论文，但编辑找不到其他审稿人，于是要求我们自己推荐任何可能的审稿人。让作者推荐审稿人，可能损害同行评审过程客观性和严谨性，因为被推荐的审稿人很可能做出有利于作者的判断。但我们犹豫再三，还是推荐了一个。九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中间经历了好几次积极，我们才终于让期刊意识到了我们的论文被忽视并且发表进程严重延误。

我们的论文在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发表时，已经快一年后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次只能投递一份求职简历，而且要花上几个月等到对方反馈后，才能去考虑另一个机会，这将是一个多么荒谬的求职场面！这种情况对职业发展的阻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就是学术出版中的现状。

现在，学术出版已经发接纳了开放获取、预印本甚至在X（以前叫Twitter）上发表。但是同一稿件禁止同时向多家期刊投递的规定仍然存在。制定这一禁令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科学文献的质量——通过单一的同行评审环节，保证只有经过审稿人验证的高质量研究才能进入学术界。这才诞生了一次只能投递一家期刊的要求。

然而，如今这条规则似乎已经过时，有时甚至非常不公平。一些情况下，一篇论文在一家期刊的审查过程可能经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在多轮评审之后，作者等来的结果却可能是拒稿。

面对现有的不完美制度，为何不改变它呢？

一稿多投的禁令来源于前数字时代。那时，期刊编辑更多是对纸质手稿进行筛选，版权保护更难以贯彻执行。加上同行评审员也很少，因此才诞生了这样的禁令。但如今数字化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管理工作的自动化，期刊编辑可以更轻松、快捷、直接的找到审稿人。

一稿多投带来的审稿压力可能会压垮同行评审系统？这种担忧缺乏实际证据。但这种担忧却被过度放大，超过了对论文作者实际负担的重视。

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学家和少数群体科学家而言，这种负担尤其不利。这种拖延不仅挫败了他们的信心，更是直接给他们的职业发展带来障碍。

另一方面，对于科学传播本身而言，该禁令也是一项阻碍。在气候科学、健康和医学等许多领域，及时的知识共享至关重要。新冠疫情期间预印本文章的激增就证明了快速信息共享的好处，即使这些论文还没来得及得到同行评审。

我认为，重新评估一稿多投禁令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一稿多投禁令解禁以前，一些积极建议可以帮助减少论文发表拖延带来的负面影响：

• 早期沟通：在正式提交之前与期刊编辑建立初步联系，评估他们对你的论文的兴趣。一些编辑会提供建设性的反馈，甚至可能快速跟进有前景的稿件。

• 志愿清单：充分研究目标期刊，并且将这些期刊按影响力从高到低排列，如果你被首选期刊拒绝，则可以快速转到下一本期刊，而无需浪费时间再做额外考虑。

• 有效跟进：投稿后，要定期与期刊方面交流进度。如果期刊声称审稿流程将在90天内完成，请在该期限之后不久请他们跟进进度。我发现这个策略是最有用的。但关键是要在整个沟通过程中保持尊重和专业。记住，在表示尊重的前提下坚持跟进。不要显得唠叨。

• 打听打听：利用业内关系网找出哪些期刊审稿更快或是以高效沟通而闻名，即使它们的影响因子不是最顶级的。维持这样的人际网络正是参加学术会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 预印本：在与你的领域相关的预印本服务器上传你的论文。这将作为你工作的一个公开记录，允许其他人在同行评审期间查看、引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构建。

• 社交媒体：在ResearchGate 或 LinkedIn 等平台上分享你的预印本，以收集非正式反馈并吸引人们对你工作的早期关注。

• 并行项目：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同时处理多个项目有助于保持生产力水平，就算一篇论文在发表流程中卡住了，也不至于产出断档。

• 倡导变革：加入对现有不合理出版政策的讨论。利用学术博客、网络研讨会或专业会议来揭示一稿多投禁令造成的低效率和不平等现象。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在努力应对一稿多投禁令带来的挫败感。每次延误都不只是职业上的小问题；这触动了我们的神经。在闲聊中，我和同事们分享了这些阻碍，渴望有一个更好的系统环境。尽管我没有领导一场出版革命，但重塑一个认识科学家们工作价值和拥有时代紧迫性的学术出版体系，是集体的共同希望，这也构成了我的动力。

在现行出版规范跟上当代研究群体的需求和步伐之前，我上面给出的策略可以帮助作者们更有效地应对出版现状。然而，在一个及时发表论文可以对工作保障和研究经费产生影响的时代，对一稿多投禁令的重新评估早就应该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