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上海,为什么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杭州?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抢人大战”表明,各地多多少少开始都意识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杭州的成功虽然因素很多,但最关键的点之一,无疑就是它近年来在这方面一直保持着全国领先的地位。
2010-2020年间,杭州常住人口暴增37%,位列江浙沪所有城市第一,但若只论人口增长,那深圳(68%)、广州(47%)、郑州(46%)、西安(43%)、成都(38%)都更高,关键之处在于,杭州吸引到的优质人才也更多。
2020年,杭州市新引进35岁以下大学生多达43.6万人,人才净流入率持续保持全国第一。清北复交等八所名校毕业生的流向,2021年杭州也已反超广州,仅次于京沪港深。根据任泽平团队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杭州以99.2分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100),甚至超过上海(98.6)和深圳(89.6)。正是这种源源不断流入的高素质人才,助推着这座城市高歌猛进。
从小杭州到大杭州
杭州之所以能从一个中等的省会城市(直到2000年,市区非农业人口在全国仅居22位,甚至还不及石家庄、兰州)跃升为“第五城”,可以说是市场化的胜利:市场体制不仅有效调动、聚合了省内资源,还激发了民间的商业活力,由此催生的丰富工作机会又吸引更多人涌入杭州,城市开发也顺势向前推进。只要这个内在动力不枯竭,杭州就能越变越大。
不过,时至今日,杭州仍然是一个单一中心的城市,西湖是不可取代的,湖滨(尤其是延安路)不仅是人群的聚焦点,甚至是这座城市的灵魂,仿佛这里才象征着“真正的杭州”,尤其对外来的游客而言,他们眼里的杭州当然就是西湖周边这一块。这种“单核”的格局又受制于地形,以至于杭州老城能拓展的空间极为有限,这本身也是杭州广受诟病的交通拥堵的主要根源。
这种城市格局塑造了一种特殊的心态,就像当年上海人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一样,很多杭州土著固守着老城区,对邻近郊县甚至可能抱有某种不加掩饰的优越感。一位社区律师说,前些年他在办理拆迁调解时,看到一位老城居民得知被拆迁到市郊的三墩镇,那感觉就像是“被发配到边疆去了,打死也不能去那个地方,就一定要住在西湖边上,出了这个地方就不是杭州了”。
可想而知,城市要扩张,就需要一种能弹性调整的全新杭州概念。这个问题其实杭州也早就意识到了,它的办法也并不特别:2000年初先以公职人员的迁移来带动城西的开发,随后逐渐培植良渚、余杭、滨江、萧山等新城作为次级中心。人们公认,王国平当政的十年(2000-2010)奠定了杭州新的城市发展格局,使杭州从“湖滨”走向了“江滨”,进而跨江发展,并提出产业东进、旅游和人居西进的战略,下沙开发区、滨江高新区都是当时开始起步的,而最有力的一招就是2016年市政府从环城北路迁往钱江新城,同年召开的G20峰会也成了杭州城市发展变革的一个契机。到最近这些年,钱江新城、未来科技城等等次级中心,就像宇宙大爆炸一样爆开,杭州从一个果核中的宇宙,在短时间内突然剧烈膨胀成了一个“大杭州”。
这样一个迅猛发展的城市,单一中心已不够了。对杭州来说,多中心的城市格局是必要的,这不仅能疏散人流,更能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但问题是:杭州的多中心,其实是商业上的多中心,往往是围绕着一个商业综合体为枢纽展开的,对城市生活需求的多样性考虑得不够。不像上海的五角场、徐家汇、陆家嘴等副中心能满足并承载周边市民的绝大部分需求,杭州的副中心仍未能起到这样有力的作用。有人向我说起他2014年在未来科技城附近的经历:晚上8点从宾馆出来,想去吃个夜宵,但附近一条街上每家店都关门了,“我都不可想象,在上海,你至少便利店总有的吧?”
如果说杭州的城市开发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它并不只是简单的“卖地”,还特别注重相关产业的联动和配套服务。2014年,未来科技城刚开发,园区都建好了,但招不到商,当时叫“海创园”(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园),而成败的关键仍然是杭州的亲商环境能孕育出多少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吸引到多少人才,因为只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流入,才能支撑并完善这个城市开发的循环。
确实,随着钱江新城等地的崛起,杭州出现了一点新的格局,但在不少杭州土著看来,这些地方也是“新杭州人”的聚散地——新城吸引的是另一批人,甚至是老杭州人摸不着北的一个陌生空间。在未来科技城、滨江和萧山,街上、商场里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连遛小孩的都不多见,那是“另一个杭州”。
新的杭州,需要不断卷入、重塑、熔铸“新杭州人”。总的来说,长三角边缘外围地带的人,比核心区内的民众更向往杭州,在浙江省内,中南部的人也比北部宁波、嘉兴、湖州的人更愿意来杭州发展——毕竟对于后者来说,本地生活水准就已经相当高,何况它们自近代以来一直在上海的引力轨道以内。
与此同时,这些郊区的地方被划入杭州城区还没几年,人们甚至没缓过神来,还不能马上就认同自己是一个“杭州人”了。这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隔江相望的萧山了:萧山在两千多年里都隶属于绍兴,直到1959年才划归杭州,虽然2001年就撤改为萧山区了,但民间的笑谈仍称它为“萧山市”,俨然是与“杭州市”对等的一个实体。这些年来的“杭绍一体化”,萧山也是无可争议的桥头堡,在文化上更是“萧绍一家亲”,这种左右逢源的桥梁左右,本身就意味着对萧山人来说,杭州只是可选择的身份之一。
隔着一条钱塘江,原本在文化上就不太一样,老一辈的萧山人多是挑担走街串巷的小生意人,甚至一直觉得杭州人很懒散。这些年来萧山被戏称为“赘婿之都”,以财大气粗著称,而杭州城区的人眼里也觉得萧山人都是暴发户,这种彼此的隔阂至今仍是本地最津津乐道的谈资。或许可以说,萧山之于杭州,正如浦东之于上海,是城市发展最大的未来空间,但至今仍在大共同体内部顽强地保留着独特的自我认同。
因此,杭州并不只有一个,而至少有三个:主城区的老杭州是一个,北部的余杭-临平是一块,过江之后的萧山又是一块,在这其中还可以再做细分,例如萧山的南北又有不一样的气质。人们普遍认为,郊外的那个“杭州”没那么文雅安逸,但却也更彪悍有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杭州的蓬勃兴起,正是通过注入“新杭州”的新鲜血液,从草根社会获得了强健的动力,才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为什么要留在杭州?
每年都会有各种不同的人才从全国各地涌入杭州,让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种种不一,有些是来投亲,有些是因为这里有工作机会,有些是被这里的亲商氛围和高效城市治理所打动,还有些只是因为西湖。毫无疑问,西湖足以让杭州有别于任何其它城市,不过,作为一个游客,你可能会被西湖吸引,但要在杭州定居下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仅有西湖是不够的。
一位几乎跑遍浙江各地的朋友说到一个有趣的观察:“我去任何一个城市,都喜欢去观察当地的菜市场。你要知道,能逛菜市场的人,一般都是在当地定居的,租房子住的人很少会去逛菜场。我发现,在不少城市,逛菜市场的大多是中老年人;但在杭州的菜市场里年轻面孔很多,这表明:本地年轻人很少外出打工,而很多外地年轻人愿意进来,并在这里定居,这是杭州发展一个强大的内在动力。”
杭州在吸引人才的政策上向来十分慷慨。2022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留在杭州的生活补贴标准是: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10万元;大学生创业,5-20万无偿资助,另加三年10万房租补贴。当然,这些政策现在各地或多或少也都有一些,如果说杭州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在户口转入、买房优惠等一系列做法上更高效、简便,补贴可以直接就打到你的人才卡上。
毫无疑问,杭州这些年来的发展,无论是各种新兴产业也好,还是房地产开发也罢,最终都需要源源不断地吸入各类年轻人才。但这就随之带来一个问题:杭州究竟靠什么来吸引年轻人?如果对于当下的许多年轻人才来说,选择一个城市生活就跟选择加入一家公司一样,那么他也可以去深圳或上海,为什么要留在杭州?
实际上,杭州的那些新城,相比起杭州的老城来说,可能和深圳更相似——未来科技城的年轻人才和深圳的对流性很高,不少人离职后就跑深圳,去深圳干了一段时间又再回来,这都不是什么稀奇事。有一位了解内情的“新杭州人”说:“余杭、未来科技城那一片的年轻人特别多,但你仔细看看,就跟深圳的一个年轻人或者是上海的某个创业区的年轻人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他们其实跟杭州没关系。”他们是当代的新经济游牧民,只不过不是“逐水草而居”,而是追逐着那个工作机会来去的,在精神上并不归属于哪个城市。
问题也在这里,当工作机会随市场变动时,这些流动性的年轻群体可能就决定了一个社区的兴衰。一位在杭州已生活、工作了十多年的医生告诉我,他在急诊窗口见识了各色人等,主要是三类人:本地老居民;全国各地来的大厂年轻人;农民工。从这些人的组成和经历上,就能切身感受到新城区的活力,而当地的房价也确实在蹭蹭往上涨。但当他去了一趟上海,时隔一年再回到急诊一线,“突然感觉一下子人气散了”,连病人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些人因为有段时间老喝醉酒,被送过来急救,这样的状况,以前很少见。
除了大环境的变动,另一大影响因素无疑是房价。和很多地方一样,杭州的房价在过去的十多年间经历了急剧的膨胀,有一位刚工作两三年的新杭州人对此直言不讳:“对之前那一波来杭州寻找机会的人来说,杭州的性价比是很高,但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性价比就不高了。虽然目前我并不打算离开杭州,但如果三五年过后,我还仍只能勉勉强强凑个首付,再背负一个高房贷的话,那我觉得还不如去绍兴。”另一位已打算要离开,决定结束和女友两地分居生活的男生说:“杭州住久了也习惯了,但现在或许是这两年疫情的关系,我觉得可能在哪个城市不是特别重要,跟谁在一起比较重要。”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杭州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如果你坐高铁经过长三角这一带的城镇,几乎看不出多大差别,甚至全国的城镇发展都相当程度上同质化了。如果你不去西湖、飞来峰、灵隐寺,你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身在杭州,就算说这是深圳、苏州,似乎也差不离。
在这种时刻,对一座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对一个人的决策,都是一个考验——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考虑的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只是在杭州单身生活,那么决策很简单,不需要在意周边有什么学校、医院、商场,只要考虑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即可,因此维度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但一旦你考虑得要扎根下来结婚生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你才会想要寻求融入本地社区,并对这个城市产生不一样的期许和需求。
因此,一个人完全有可能起初来杭州只是觉得它工作机会够多,甚至是某个偶然的因素,但真正让他下决心留下来安居乐业,那几乎肯定是综合因素:除了一份工作之外,还有生活品质、公共服务、社交网络乃至西湖山水——简言之,留下来,究竟是因为工作机会,还是杭州本身?
杭州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说杭州能吸引年轻人才,那说到底势必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这里比别处更舒适、更能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这一意义上,城市就像一个平台,和人才之间本应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它越是能营造这样一种生态,最终也就能让自己变得更具活力。
有位朋友讲起一件小事:他那天找人过来擦玻璃窗,发现那位工人做得相当好,就攀谈了几句,得知他是河南人,来杭州也好几年了,现在打算举家迁移过来,在这里开一家保洁公司,“我之所以干这一行,除了自己事先学会了各种保洁、维修的技能之外,这两年也摸索、对比了杭州的税务等各项政策,发现还是这里机会最好。”
这是一个生动的缩影:2021年杭州的常住人口中,仅河南人就高达192.3万,占比高达15.8%,在杭州全市人口十大户籍地中,河南的城市就占了四席,以至于有人戏称是“宋朝之后河南人第二次南下杭州”。在全国所有劳动力输出省份中,河南人足迹最广,也相当善于做各种小生意,他们对杭州的用脚投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印证这座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接纳,以及对小微企业、个体户的友善。
一位在这里生活多年的“新杭州人”不无感触地跟我说:“杭州比较好的一点,是‘以人为本’——他们看重个体,看重个人的感受和个人的利益,知道在政府层面去维护小微企业乃至更微弱的一些东西。”
这一点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广受好评的“最多跑一次”,诸如“西湖景区免门票”、“车让人”和公共自行车等举措,都是杭州率先推行,后来才被各地效仿。有一位朋友2012年来杭州找工作,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杭州的汽车已经开始在斑马线前面礼让行人,并且执行得非常严格,如今这似乎也很普通,但杭州十年前就做到这一点,还是让他一下子觉得,这座城市的社会文明程度是相当高的,“当时我就非常喜欢杭州,我跟家里说,就选这个地方了”。
就在今年5月,还发生了一件事:西湖断桥边的7棵柳树忽然被挖走了,且很多都是数十年的老树,一时之间,市民投诉的热线都被打爆了,第二天园林部门就迅速道歉、补种,并承诺追责,避免发生类似事件。虽然补种的新树矮小了不少,但这种尊重市民意见的反应机制,至少还是让那些想要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有了一点安心感,因为那让人清楚地看到:你表达的意见是有用的。
这种城市治理的新思路,在杭州确实更深入人心。“最多跑一次”延伸到公共服务领域是2019年才正式铺开的,但理念早就有了。一位来杭州多年的重庆人说,他之前在珠三角和北京都工作过,但2013年到杭州后不久就感受到了不同:当时他去迁户口,交的一份材料出了点问题,这在别处肯定会被打回来,等你下次材料弄对了再来,但当时受理的户籍警说,“你的其它材料都是对的,我先收下,按正常程序办,那一份你自己去补好,交过来就行,不影响办理进度”。
一位在法律行业从事一线纠纷调解的“新杭州人”也认为,杭州在对接企业、网络处理程序的便利性和服务意识等方面,甚至可能比上海做得更好。他最近接手的一个离婚案,由于两口子都把结婚证丢了,女方还在美国,按正常的流程相当棘手难办,但杭州2019年推广“微法庭”,只要通过线上递交离婚诉讼,两年多没解决的问题,现在一两个月就解决了,“尤其在疫情期间,法官连办公室都不一定要去,在家里开庭就完了”。
杭州的“微法庭”在任何电脑上,甚至手机上都能操作,不像有些地方还限定必须是windows系统的电脑。这样,除非是那些特别复杂疑难的答案,需要现场核验一些证据,其余大部分小案子,在杭州都可以方便快捷地在网上解决。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便利之后,自然而然地就有更多人去选择,法官也希望你这样申请,于是迅速渗透到了很深的层面,更进一步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这就是杭州的独到之处:相比起许多城市,它的治理能力是在往“小而美”的方向去优化效率的,而且只要能解决问题,可以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务实。这一点和上海又还有些不一样,因为总的来说,上海人的规则意识更强,随之表现在灵活性上就没那么突出。
这当然各有利弊,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来说,也许自己遇到的问题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事,能不能以人为本地解决这些问题,恐怕才更直接地影响自己的生活品质。一个能照顾自己感受并不断优化的城市生态,才能让人愿意留下来把它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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