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在延安历史2022-09-04 02:09西方国家的政党系列中,社会党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称,比如:美国社会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这类政党不少脱胎于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潮,即主张通过改良而非暴力革命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范畴中,社会党与共产党同属左翼,只是一个温和一个激进。因此,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政权都在拉拢和统战社会党一脉。比如风云变幻的四十年代,美国国内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延安属于“社会党”的范畴。最典型的代表为美国总统罗斯福,他曾这样评价道:“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为了更深入的研究八路军与共产党,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向延安派了两批共18人的观察组——这是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美国外交官们对延安的态度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最大限度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华盛顿存在一种幻想,即延安与莫斯科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在此基础上,希望尽可能分化两者,为己所用。美国人对延安与重庆的认知规划虽有些一厢情愿,但并非天马行空。因为在斯大林最初的预计中,中国共产党的确是要走“联合政府”模式的,类似法国共产党。之前聊胡志明的时候介绍过,胡最初是混法国社会党的;1920年12月,法国社会党在图尔召开代表大会,左右两派围绕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展开激烈讨论。结果以加香为代表的多数派决定另立“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第三国际范畴),即日后的法国共产党;而少数派保留了下来,仍保留法国社会党的称谓(又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二国际范畴)。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法国共产党的实力非常强,最多时拥有党员80多万,曾是法国第一大党。可在雅尔塔会议的划界中,法共完全沦为斯大林的筹码,被当成棋子与美英做交易。莫斯科方面要求法共解除武装,与英美两国支持的政府当局合作,走上了“参加议会”“当少数派”的道路——正如重庆谈判时马歇尔期望的那样。假如他们不同意想要反抗,莫斯科则袖手旁观,任由其被屠戮。1945~1949年间,法共因政治立场等原因迅速衰落,而同为左翼的法国社会党却凭借支持马歇尔计划被当局接受,逐步发展壮大。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来,社会党共诞生了两位总统:一位是密特朗,一位是奥朗德。考虑到现任总统马克龙曾是社会党执政时期奥朗德总统的副秘书长,且其组建的前进党实际是脱胎于原社会党,故也可以勉强算在内。出席法国社会党大会的胡志明,1920年视角回到风云变幻之际的中国。苏联对于国共问题态度的转变(从定位组建联合政府到武装革命),大致用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期间有两点推动因素:第一是毛泽东毫不妥协的态度,第二是美国的介入。前者大家都有所耳闻了,毛泽东对于斯大林1945年的干预耿耿于怀,经常在不同场合批评斯大林此举是“不许革命”。客观上,美国介入也是促成莫斯科支持我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书中总提及的1945年美军陆战队登陆中国北方港口、运送西南后方国民党军到东北和华北前线等事件,其实当时美国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苏联红军。杜鲁门担心150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后不会停止脚步,因此安排海军陆战队迅速登陆中国华北天津、青岛等地,形成战略支点,同时派军舰运送国民党精锐到华北东北一线。话说二战末期,美军原本制定好了对日本本土实施全面登陆作战的“奥林匹克”计划,时间初步定在1945年11月,具体登陆地点为日本九州岛南部地区。按照该计划,美军将调集400余艘军舰和14个海军陆战师的强大兵力进行九州岛登陆作战;登陆成功后会以九州岛南部为基地集结兵力,北上直捣东京。可日本干脆利落的举了白旗,使得美国部署在远东各地的海军陆战队一时间没有了用武之地。正巧中国战场面临着国共竞争接收沦陷区地盘的问题,而整个华北华东地区在日本投降后实际上是一片“真空地带”;于是美国在没有任何条约做依据的情况下直接调了几个海军陆战师登陆中国,一方面威慑东北的苏联红军不要南下,一方面协助国民政府抢夺接收。美军登陆中国的最北端为塘沽至秦皇岛一线,该敏感地带由最精锐的陆战一师亲自出马(长津湖战役中那支部队),与驻守东北的苏联红军仅咫尺之隔。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把美军搅和进来是一招大败笔。尽管国军在美海军陆战队的帮助下迅速抢占了华北一带的地盘,打通了海陆运输交通线,但却带来巨大的副作用。斯大林对该事件表现的极为愤怒。意识到蒋介石不可能于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后,苏联逐步由组建联合政府的模糊立场转向支持革命的坚决态度。1945~1946年间,苏联实际上协助了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东北大部分地区——这是天大的利益,也是苏联于国共内战之初给予我党的最重要支持。东北民主联军不仅不战而得到东北相当部分的土地,而且获得了渴望却从来没有得到的大量军事援助,为日后东北野战军的崛起奠定基础。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驻扎时间近四年。1979年卡特总统与小平同志召开联合记者会前,卡特曾神秘的说道:“其实早在1949年4月,我就作为一名年轻潜艇军官在青岛呆过”;邓小平听后风趣地说:“我们的部队当时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大家哈哈大笑。(《访美,1979》)与苏联迅速做出的调整不同,美国在1945年派陆战队进驻中国后立即陷入了两难境地。当时美国国内的裁军意愿非常强烈——德国投降前美国陆军兵力有800万之众,到1945年12月已骤降至400万。这还不够,在国会和民众的激烈要求下,至1947年6月美国海陆空三军仅剩100万部队。巨大的兵力缺口使得美国根本无力与苏联打一场陆战,只能依靠原子弹的核威慑来撑门面。具体到中国战场,如果美国直接出兵干涉国共冲突,将极有可能卷入同苏联的全面战争,这是所有美国人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在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权力真空中,美苏较量的场合远不止中国,还有更重要的欧洲、中东等,它们都牵扯着华盛顿的敏感神经。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激烈对抗,据说1945、1946年间美国曾秘密推演了与苏联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形。内部评估中,美国军方判断苏联在欧洲和远东拥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一旦开战,远东方向美国只能不惜代价保住日本,根本无力援助蒋介石。本篇最后,让我们聊一位美国驻延安观察员的故事,他的名字叫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谢伟思190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父母是传教士;少年时代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十五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1924年,谢伟思全家移民加州。大学毕业后,他通过外交官考试,于三十年代中期被派回中国,曾在美国驻华大使爱德华·高思手下工作。抗日战争初期,谢伟思撰写报告,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法西斯主义者”,引起史迪威的注意。1944年美国组建驻延安观察团时,谢伟思以美国国务院代表的身份正式到访陕北根据地,前后停留了四个月。四个月间,谢伟思将他多年来对中国国情以及国民党、共产党的观察研究整理成详细报告,传回美国国务院。作为著名的“亲共外交官”,谢伟思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深知,中国不能从目前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会违反美国在华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与友好对待。”解决掉意识形态层面的偏见后,国共问题上,谢伟思认为美国应该支持共产党而非国民政府。他们准确判断了中国内战不可避免,而共产党才是赢家;如果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便可将其带离苏联影响;若美国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人,则他们将与苏联更加亲近。对于敏感的战争军援问题,谢伟思建议美国政府采用英国对南斯拉夫铁托游击队的政策;即根据一切党派在和德国人作战中的努力情况,而不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是否提供援助。毛泽东给谢伟思的签名照,1945年3月延安期间,谢伟思多次会见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杨尚昆等领导人,以及彭德怀、陈毅、林彪、聂荣臻等军事将领,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余次。毛泽东甚至向他询问:“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谢伟思回答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主要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由于种种原因,谢伟思的报告并未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这些文件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束之高阁,尘封了24年。直到1969年尼克松启动对华外交工作,谢的报告才被重新翻阅,作为白宫和国务院研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态度的依据之一。八十年代,谢伟思1944~1945年间的三十余份文件被汇编成了一本书公开出版,书名叫《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来源: qq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