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1月12日太阳方落之际[1]，同治皇帝载淳去世。

当晚8时，慈禧宣布将醇王奕譞次子载湉过继给咸丰，以继承皇位，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载湉时年仅四岁。这项有条不紊的安排，显示慈禧太后早已接受了载淳无治这个事实。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当天的决策情形：

戌正，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2]

据这段日记可以知道，立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帝是慈禧与慈安二人的独断决定，并未与奕䜣、奕譞及军机大臣商议妥当。故慈禧询问“此后垂帘如何”时，有“枢臣”站出来主张“择贤而立”，显见该“枢臣”（一般认为即是指奕䜣）与慈禧之间尚无共识（可能连碰头会议也没有开）。随后，慈禧即以“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幼者乃可教育”为由，决定立载湉为帝。

“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幼者乃可教育”一句，通常被解读为慈禧贪恋权力，不愿垂帘听政过早结束。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句话也还存有另一层意味深长的涵义——它直接指向了恭亲王奕䜣及其子载澂。载澂时年16岁，正是合适继位的“年长者”。

众所周知，同治皇帝有微服游观寻花问柳的癖好，其染疾身亡与这种癖好有直接关系。在1874年的“圆明园重修风波”中，同治皇帝微服游观寻花问柳的癖好在朝堂上被揭发，人证之一就是载澂——载澂自幼在弘德殿给同治皇帝做伴读，曾因与皇帝共演“亵剧”而被奕䜣施以囚禁的处罚。同治皇帝成年后，时常召载澂一同出宫游玩。这也是奕䜣能自载澂处得知同治皇帝“微服”的原因。[3]

慈禧此时说出“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幼者乃可教育”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在责难奕䜣，不点名批评载澂这类“年长者”已与同治皇帝一样彻底学坏无可挽救，只有载湉这种犹如白纸的幼童，才具备被教育成一代圣君的潜力。

慈禧以载澂不学好为由，一杆子否决了皇室近支里与同治皇帝同辈的所有“年长者”。奕䜣虽主张立贤，却无法为自己的儿子载澂辩护，自然也就没有了立场再来挑战慈禧的决定。

有同治皇帝的教训在前，慈禧对光绪皇帝载湉的教育确实格外慎重。她先是将曾与同治一起“微服冶游”的侍讲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又将新皇帝身边的服侍者全部换成“老成质朴”的中老年人，理由是青年人“年少轻佻”会带坏皇帝；同时还整顿了太监系统，将一大批服侍过同治的太监或发往黑龙江为奴，或送去宫外铡草。在帝师的选择和学业的监管上，更是严之又严。[4]

遗憾的是，这种严厉管控，并没有能够让光绪对慈禧产生真正的母子之情，反造成了一种无法逾越的感情裂缝，这裂缝又深刻影响了晚清最后二十年的历史走向。此乃后话，不再展开。

1875年2月25日，光绪皇帝正式即位。清廷再度回到了慈禧垂帘、奕䜣辅政的时代。与1861年不同的是，此时的奕䜣已没有了议政王的头衔（1865年被慈禧剥夺），他是靠着与慈安太后、文祥及曾、左、李等地方督抚之间的亲密关系，靠着处理洋务的经验与能力，才得以继续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成为清廷改革的掌舵者。

他与慈禧之间的关系早已由“双头体制”变成了“一线二线”。慈禧是最终决策者，奕䜣是信息的处理者和政策的执行者。1872年，曾国藩去世；1876年，文祥去世；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奕䜣的支持者日渐凋零，他与慈禧之间权力天平的失衡越来越大；晚清改革的舵手，也正由奕䜣急速过渡至慈禧太后。

李鸿章在1873年说过，清廷所处的环境是“数千年一大变局”[5]。应对这样的变局，需要权谋，但更需要的是见识。站在1900年的历史关口回看1875年，结论无疑是悲观的。

同治皇帝的能力与担当均不足以应对清廷当日面对的局势，就时代转型而言，他的去世并不值得惋惜。可是，清廷随后急速迈入慈禧时代，也并非幸事——慈禧太后是一位典型的权术有余而见识不足的统治者，“同治中兴”是她的权术所能企及的极限高度；至于引领时代走出变局，已远非她浅陋的见识所能完成。

慈禧太后的知识结构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毋庸置疑，垂帘多年，慈禧于高层权力斗争颇具心得。早在听政之初，慈禧即晓谕大臣，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事迹汇纂成一部《治平宝鉴》进呈，由大臣轮班为自己讲解。这部“帝王术”，选录汉、唐以来帝王政治及母后临朝事迹，共计一百零八人，每人一至二十三条不等，总计三百一十四条[6]。精深的“帝王术”造诣，是慈禧在晚清历次高层权斗中屹立不摇的重要倚仗。

另一方面，慈禧又严重缺乏近代科学常识、文化常识与政治常识。

科学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她在庚子年深信“神术”可以抵御八国联军。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有一段情节，是义和团大师兄们在慈禧面前表演各种“神术”，慈禧赏过他们之后转身即对左右解释：“刚才看到的那些个鬼把戏，全是假的，骗不了我。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若是不能善加利用可不得了，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7]

这段剧情，其实高估了慈禧的认知能力。因地方督抚一再责备朝廷走上了“邪术保国”的歧路，慈禧确曾在1900年6月下达过一份谕旨，说自己之所以要重用义和团里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因为当时京城的义和团已多达十数万之众，若采取剿灭政策，恐将其激反酿成心腹之祸[8]，希望地方督抚能谅解这一万不得已的苦衷。这道谕旨，大约正是《走向共和》中那段慈禧台词的史料来源。

其实，该谕旨只是慈禧特殊情势下的一种自我辩解，并不足证明她不信“邪术”[9]。反倒是1900年7月16日慈禧下达的另两道谕旨，非常明确地证实她确实干过“邪术保国”之事。

第一道谕旨由军机大臣寄给直隶总督裕禄：“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闻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该僧现尚在津。着裕禄传旨，谕令该僧联络义和团民，设法堵击，毋令夷逆北窜，是为切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10]

第二道谕旨系“军机大臣面奉”，也就是当面下达给军机大臣，接旨者五台山的一位和尚：“谕旨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所到夷船甚多，该僧素善修持，心存报国，著即联属义和团民，设法御击剿办，灭此凶夷，毋任肆扰，荼毒生灵，实为厚望。钦此。”[11]

慈禧之所以急命“深通佛法”的僧人前往堵击、剿办八国联军，是为了弥补义和团的神术失效。据《庚子传信录》记载，拳民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受挫后，6月20日，大学士启秀奏请：“使臣不除必有后患，五台僧普济有六甲神兵，请召之会攻。”[12]

普济和尚俗名李向善，乃清末民间秘密宗教“九宫道”的道首。李向善自称弥勒佛转世，怀有“神法”。他与慈禧是否有过直接交往已搞不清楚。有学者认为，依据“九宫道”遗留下来的材料，1892年慈禧曾赐五台山极乐寺匾题“真如自在”四字，并敕封李向善为“极乐寺丛林普济师”。

也有学者认为，李向善当年的影响力已扩张至京城，世袭承恩公头等侍卫志钧、大学士启秀等，都是李的信徒，但“真如自在”四字恐非慈禧正式的赏赐，可能是“经由志钧之手”间接取得。[13]

普济最后有没有奉旨去前线用“神法”抵御八国联军？尚无足够的材料可以说明。据庚子年任职军机处的高树讲，“尚书启秀函请五台山僧普净来京攻西什库教堂，僧言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春秋》一部，骑赤兔马往攻，入阵便中炮亡，惟马逃归。”[14]其胞弟高枏的日记、陈恒庆的《清季野闻》，也有相似记载。[15]

此“普净”与谕旨中的“普济”是何关系？有人推断认为，普济奉诏后“他自己没有留住京师，只派一道首诡称能关圣附体……”，这个被推出来做炮灰的“道首”就是普净。也有意见称，“普济似未奉旨参与天津战事”，普济“在1900年来过北京之说则纯属子虚乌有的事”。[16]

不管最后的执行情况如何，李向善的“神法”在庚子年受到了慈禧的青睐，这一点是有谕旨可证的。慈禧青睐九宫道的“神法”，也相信义和团的“神功”。正如孔祥吉所言：“不能简单地说慈禧只是企图‘利用’义和团。清宫档案中有许多资料说明，慈禧对义和团的某些‘教义’、‘法术’是深信不疑的。”[17]

科学日益昌明，是19世纪世界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很显然慈禧没有注意到这股潮流，更没有接近过这股潮流。身为最高决策者，她对“六丁六甲神兵”的迷信，与当时的普通乡野老太并无区别。

文化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始终觉得外国传教士会挖人眼球。裕庚之女德龄曾随父在欧洲生活，1903年回国后充任慈禧的贴身女官，据她回忆，慈禧相信李莲英的说法：“李莲英说外国教士有一种药，给中国人吃了，中国人就会自愿信他们的教。

于是他们再假意叫中国人仔细想想：说他们是不愿意强迫人家违反自己意思而信教的。教士还要拐走中国的小孩，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做药。”德龄告诉慈禧，这些都是造谣，“我曾碰到许多教士，他们心肠都很慈悲，愿意做各种事情来帮助穷苦的中国人，我又告诉她，他们怎样救济孤儿……”慈禧无法反驳德龄的话，但她仍表示不解：

不过这些教士，为什么不在自己国里帮着自己的百姓呢？[18]

教案与晚清最后的五十年纠葛极深，慈禧对传教士的认知却长期停滞在这种程度，竟让李莲英这样的人物成为了她的信息来源，可见她早已深陷在自己一手构筑的“信息茧房”（或谓“信息舒适区”）之中，知识结构久已不再更新。

政治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无法理解种种近代政治常识，比如“立宪”——这当然也正是知识不再更新的必然结果。无论是证之学理，或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内容必然是“限制君权扩张民权”。但慈禧在清末新政之中却相信了载泽的谬论，认定“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削夺地方督抚们的权力，进而“巩固君权”。载泽于1906年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预备立宪”。[19]

待到慈禧发觉“自己所理解的立宪”，与“地方督抚们所理解的立宪”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码事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已一发不可收拾。故而，1907年召见自日本留学归来的曹汝霖时，心存疑惑的慈禧特意询问曹，要他说一说“日本立宪”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

曹告诉慈禧，立宪之后“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人民有选举权”、“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如此种种，与慈禧之前的认知完全不同。据曹回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20]

半天不说话，大概是曹的回答给了慈禧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演变成了悔恨。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恽毓鼎，在日记中披露说，1908年11月15日，慈禧于病危弥留之际，“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21]

其实，早在1869年，曾国藩就已隐约觉察到了清廷的改革缺乏一个合格的领袖人物。那年，他依据之前在京城的各种近距离接触，给了慈禧一句评价：“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也给了奕䜣一句评价：“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22]

前者说的，大约是慈禧并不了解时代之要务何在，故召见曾国藩问话，却问不出什么有实际价值的问题；后者说的，大约是奕䜣的权力基础不稳固，政治地位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政策自然也就很难有什么延续性可言。

有见识者权力基础不稳固，权力基础稳固者无见识，这是晚清改革最深的痼疾。

—END—

注释 [1]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6页。[2]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6-1087页。[3] 徐立亭：《咸丰 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0页。[4] 徐立亭：《咸丰 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3页。[5]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01页。[6] 故宫博物院编：《天禄珍藏：清宫内府本三百年》，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7] 见电视剧《走向共和》第23集之慈禧台词。[8]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7页。原文是：“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尔各督抚，若知内变如此之急，必有寝馈难安、奔问不遑者，尚肯作此一面语耶。”[9] 慈禧是否相信义和团神术，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如学者羽戈之《慈禧相信义和团的神术吗？》一文也考据认为慈禧其实相信义和团的神术，可以参阅。[10]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198页。7月14日八国联军已攻陷天津，但慈禧尚不知情，故有7月16日之谕旨。[11]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199页。[12] 李超琼：《庚子传信录》，收录于《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第212页。李超琼，光绪年间举人，庚子年奉命北上，亲历了义和团之乱。该书系日记性质，记载了作者在京城的所见所闻。[13] 路遥：《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14] 高树：《金銮琐记》，收录于《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下）》，第729页。[15] 高枏：《高枏日记》，收录于《庚子记事》，第159页；陈恒庆：《清季野闻》，收录于《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下）》，第638页。[16] 参见：路遥：《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王见川：《清末民初五台山的普济及其教团》，收录于《中国秘密社会史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04-505页。邵雍：《中国近代会道门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0页。[17]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42页。[18] 德龄、容龄：《在太后身边的日子：晚清宫廷见闻录》，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102-103页。[19] 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收录于《辛亥革命》第4册，第28~29页。[20]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8页。[21]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页。[22] 董丛林：《曾国藩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4-1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