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文系创作献礼戏：千禧一代的赛博新叙事与亚文化悼亡诗

舞台剧《中文系》海报。设计：周安琪

2022年是共同溯源到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的江苏九所高校公认的百廿校庆，而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师范学院创立算起，南师大中文系（1997年改办文学院，到今年也是25周年吉日）也将在9月13日迎来建系七十年庆。此时，如果说创作一部讲述文学院校史的“献礼话剧”，那自然会被理解为功利性的分派任务；“校庆”作为大学中逢年可见，遇到整数年存在感更鲜明的“自发式”节庆，也常遇到被话语砖块统治，套数陈旧疲惫，沦为形式主义的质疑；况且，对自认不受限制的自由创作者来说，这样的项目仿佛根本上就是与完整的个人表达和真切的情感投入分离的。

在创作南国剧社为南师大中文系筹建七十周年而演出的舞台剧《中文系：赛博废墟1997-2022》（项目暂定工作名）时，我时刻在试图破解如上谜题和意识到根本无力破解的二元对立中摇摆。《中文系》并非强制分派的任务，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个人创作与学院需要的“双向奔赴”，以至于它至今依然在成本来源上算作一部“独立”制作，这份“独立”也保证了我创作思路上的自由：它是我在中文系求学、任教十二年的情感积累，是我之前流产的剧作《鲁迅失踪事件》的复生，它将文院历史上的学术大师都以AI人工智能的形式呈现，谈论一种元宇宙和机械飞升的后人类赛博未来，尝试为我经历的21世纪前二十年中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归于沉寂喑哑的青年亚文化作传，也倾注了我对当今“中文系”应该何为的纯粹个人理解。

但无论如何，要在舞台上演的《中文系》是要面对“献礼”的功能需求的，它要迎来无数对中文系倾注心血情感的校友们的检阅，要关切外界对如今中文系存在价值和意义的争论，甚至要直面大师的后人与学子们对历史的复杂态度，以及学院内部对未来发展提振信心的精神诉求。应该如何为中文系创作一部献礼戏？这个问题往往是存在标准答案的，只是它不“理想”；而“理想”的答案再渺茫无边，还是要走进剧场历经创作实践——毫无疑问，尽管躲在书斋，但当今我们创造的一切，都必然关乎于这个时代。

从黄金八十年代到Y2K千禧一代：中文系经典叙事的亟待重构

“中文系”在我们的文化叙事史上的位置是独特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解放潮流最直观的导向是自由的大学精神，而在经典文化史叙事里的“黄金八十年代”，被不断追忆和缅怀的独立、自由、开放的“大学理想主义”，往往都是以诗人、作家和中文系专业范畴内的文学、艺术、哲学作品为代表性符号的。朦胧诗运动、《梦的解析》《存在与时间》等哲学书籍的发行、校园民谣“白衣飘飘”、对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文史大家的歌颂书写……我们对八十年代大学精神和文化环境的怀念，基本是以中文系为核心的——由此，中文系被先验地赋予了一种神圣性：光环不仅展现于外界，更闪耀于身处内部的人们身上。尽管中文系一贯“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研究者和批评家”，但至少在商品经济潮流尚未袭来的八十年代，中文系构建了不羁的创作欲望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之间的一致性，创作与研究的鸿沟在尚存理想主义的气氛中显然并不明显，对学术大师的推崇和对“文学青年”的时代想象这两层视域是高度融合的。

因此，当提到“中文系”时，两种被历史所定型的叙事基本占领了一切回忆和纪念性质的文本：对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教学和研究的学术大师的高度崇敬，和对文学享有极高社会地位的八十年代这一“黄金年代”的怀念——此二者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同步指向了一种“悼亡”，即学术大师与文学社会地位共同的不复再得。不复再得也意味着叙事的断裂，“中文系”的故事永久停留在八十年代。向前，是历史的禁锢和失语，向后，则是对当代的无言以对，身处其中的无法定义，归结为一种现代性的巨大忧郁，沦为现今已然是既得利益者的精英主义话语：“我们当初上学的时候……”

固然，没有中文系的学子们不会为八十年代的理想风范所倾倒，甚至至今社会各界对中文系都还怀抱着八十年代式的美好想象，但是在2022年为“中文系”献礼的作品，还需要沉浸在四十年前的美好氛围乃至幻象之中吗？我们有没有可能为中文系创作出一种新的时代叙事呢？实际上，“不复再得”的八十年代叙事，最大的断裂感在于对时间流逝的忽略：仿佛中文系是一尊供在圣殿里的活化石，从来不曾改变；这种不变当然也可以被解读为可贵的坚持，珍贵的“不合时宜”，八十年代在风口，如今在冷板凳，依然“不忘初心”；然而，时代可能不再需要这样陈腐而故作精英姿态的故事，作为高等学府中的重要学科，被称为“江南文枢”，地址位于袁枚的“随园”的师大文学院，要是还沉溺在早已逝去的美好幻象里，无视时代变迁，任凭大众将自己包装成刻板印象，显然也不值得赞许。

当部分叙事者还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中文系的主体——学生们，却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Y2K”千禧一代了，而一代代毕业生们不再是“白衣飘飘”的朦胧诗朗诵者和民谣歌手了，不再真的认为自己会成为作家，而是进入了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行业，某种意义上，中文系以更加低调但却有效的方式，垄断了每一代人的文化呼吸权。社交媒体和网络时代更进一步拉近了中文系学生与世界的距离，由网络小说、同人文、汉服、追星粉圈等亚文化圈层所构建的当代网络话语生态背后的话事者们，很多都是中文系里的“Y2K”（Year 2000的缩写）千禧一代。中文系在线下的所谓真实时空里仿佛“活化石”般远离了社会主流，成了皓首穷经、枯做学问的代名词，但在赛博第二人生组成的线上世界里，现今每一位看似低调的中文系学生，其实都在各自擅长的亚文化圈层里，涂抹着属于21世纪个人化的绚烂斑斓。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讲他们的故事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讲述现在的、当代的中文系呢？

抛弃对八十年代理想时代的虚空怀恋，转而关注当代的中文系学生，书写21世纪中文系可以掀起的文化波澜，注视那被忽略但终将成为未来主流的赛博世界——回归当代，关注现在正在中文系里求学的人，在“黄金八十年代”之外，重新寻找一套展现当代中文系面貌的重构性叙事，这是《中文系》从创作伊始就做出的价值判断。也因此，这种“当代性”，自然而然要与“向大师致敬”的剧目主体产生对话和拉锯。在“没有大师”的现在，讲述11位都已在20世纪离开我们的大师星辰，这样属于过去的舞台究竟该如何真正地与当代的我们，与当代的中文系学生们产生联系呢？

真的需要为大师作个人传记吗？“人化”一定高于“神化”吗？

剧目的文献来源：《随园文脉：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发展纪事》

《中文系》以2016年南师大文学院集体编纂的大师系列传记《随园文脉》为文本素材来源，对在其中得到“列传”地位的唐圭璋、孙望、段熙仲、诸祖耿、钱玄、徐复、吴奔星、吴调公、朱彤、张拱贵、金启华这十一位公认的中文系大师的刻画，是剧目必须承担的讲述任务。作为舞台剧作品，面临如下两个根本的结构性问题：一，如何把贯穿南师大百廿历史的这十一位大师放在同一个假定性舞台时空之中？二，如何在短短120分钟的时长内塑造好十一位大师的人物形象？

实际上，这两个诉求的本质就是矛盾的，指向两种迥异的舞台剧写作思路：要把身处不同时空的十一位大师集合在舞台上，本身就意味着舞台时空的假定性和非现实主义图式，我们必然要创造一个虚拟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场域，抛却肉体让人物以纯粹的心理形式出现在舞台叙述里；然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观剧期待，又希望剧目塑造好“有血有肉”的人物，把历史书上的纸片般单薄的人物“人化”，给予观众实在的、现实主义导向的深刻印象——而这种矛盾的惯用解决方式，则是黑格尔式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寻找每一个传主身上最具代表性的性格特征，以高度碎片化的现实主义生活场景，来突出角色的精神特质，来达到既“假定”又“真实”的塑造效果。

这是一种如今司空见惯的“群像戏”舞台处理方式，但这样的处理真的能够做到让角色“人化”吗？相反，这种 “三突出”的英雄主义人物书写，不仅并非“人化”，也并非惯常被批判的“神化”，相反是一种“片面化”和“精神化”：其所做的，与其说是塑造出十多个有血有肉的舞台人物，不如说是构建了十几种在舞台上自行生长，与“人”无关，与“真实”无关的“典型性格”；此时，观众记住的并非是这个人物本身，而是记住了一个被放大、夸张乃至以偏概全的性格，大师不再是大师，而沦为了某种典型性格的载体，成为刻板印象的纸面符号——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有血有肉”吗？

由此，我决心放弃塑造一般意义上的“典型性格”，放弃寻找十一名大师的异质性特征，反道而行寻找大师们传记故事中的“共性”——相比于寻找到典型性格再加以放大导致偏离人物真实，寻找共性看似模糊了个体，实际上却能够把握最稳妥的历史真实，确认舞台上的化身与历史人物的共振。我和我的创意团队用了几周的时间反复阅读《随园文脉》并检索相关详细记载，最终一个忧伤、抒情的共性主题脱颖而出：“遗憾”。每一位大师成就丰硕，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里，都有难以割舍，无法纾解的遗憾，有的甚至抱憾终生，念念不忘而化为绝响，成为学院历史上被后人一唱三叹的传奇：

吴奔星先生，在抗战炮火中丢失了自编的《暮霭》和《春焰》两本诗集的原稿，也从此因为社会局面变化，放弃了做诗人的梦想；

唐圭璋先生，爱妻尹孝曾早逝，恩爱美满的婚姻只有十一年。在爱妻离世后五十四年里，先生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写下了大量的悼亡诗词；

段熙仲先生，因以礼学专家的身份反对戴季陶纳妾，错失了高升施展抱负的机会，这个遗憾却在晚年的浩劫中得到回响；

诸祖耿先生，先是因为南昌起义前后的混乱错失了加入革命的机会，又因在抗战期间解散“太炎文学院”而不被章太炎家人理解；

钱玄先生，生前为告慰恩师黄侃先生写作的《三礼通论》两次印刷都出现重大排版错误，希望把书收回销毁而不得，最终在其中一本被点燃的火焰前瞑目；

徐复先生，偶然遇见恩师黄侃先生的墓碑流落古董店，当时囊中羞涩未曾购下，之后那墓碑就再也遍寻不得了；

朱彤先生，讲课受到学生欢迎却受到同行“另眼看待”，热爱戏剧，写作剧本却不得发表和署名，终生郁结……

在“遗憾”这一共性的抒情基调下，我们作为中文系后人，与大师们的关系在情感上被拉近了；我们也许无法完全理解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和高尚的情操，但我们确实能共情到这些无法弥补的人生遗憾；甚至从舞台叙事的更高层面，当我们在刻画大师们的“遗憾”的时候，作为讲述者的当代人可以构建出比“讲述”更进一步的心理联结——那就是“弥补遗憾”。是的，既然在这样一个十一位大师共存的心灵现实空间，那么不仅可以表达“遗憾”，我们当然能够通过舞台的假定性去“弥补”遗憾——弥补，但心灵的创痛发生了就无法消解，则更是细腻的情感维度。显然我们不能改变历史的真实，这些“弥补”必然也只能发生在虚拟时空中，由此，“拥有中文系各位大师的人工智能存在的赛博元宇宙”作为舞台设定被发现了，为大师们弥补遗憾也就成为后人在赛博世界的“重述”和“复原”中自娱自乐的闯关电子游戏，被勾勒为自我告慰的虚拟温情，遗憾被化解的圆满和这种圆满本身的虚妄，彻底构建了剧作浓郁的抒情气质。

在赛博元宇宙中纾解遗憾的舞台情节设定，也让我们能够为另几位人生较为圆满的大师构建出虽然虚拟，但足够美好的场景：让发表论文《杜甫的病与死》奠定了学界对杜甫因酒肉过饱、病逝江上的共识的金启华先生，亲眼得见杜甫去世的三峡寒夜；让一生致力于文字改革、普及教育的张拱贵先生，看到汉字电子输入研究成功的一天；让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发表小说抗争日寇的吴调公先生，在一次虚构的暗杀中脱险；让竭尽心力创办南师中文系的孙望先生看到当代中文系人的热情和信仰；最后在沉默的肃穆中，为在浩劫中失去生命的先生们点亮赛博世界不灭的电子火焰。

发现遗憾，弥补遗憾，再意识到遗憾仅仅在赛博空间中被弥补，真实世界的未来还需要当代的我们去创造；实际上现在《中文系》对十一位大师的刻画，确实不是现实主义的，但至少也绝非以偏概全的“典型性格”的。我想抓住的，并非是大师的生平真实，在剧目中为大师作个人传记恐怕缺乏现实意义，而是我们当代人与这些大师除了“校友”这一身份连接之外，是否能形成普遍的情感联结。固然，这样做其实完全放弃了让大师们“人化”的努力，将他们构建为赛博空间里的AI人工智能更是彻底让他们“神化”，但“人化”一定比“神化”好吗？在中文系学习工作的我们，对待墙上挂出的十一位大师的头像，是人与人的“有血有肉”，还是人与神之间的激励乃至救赎关系更为真实呢？

我们讲述大师的故事，根本还是希望大师能够与我们的灵魂产生共振与连接——此时，“人化”甚至不如“神化”，对于21世纪的赛博后人类来说，超越庸俗人性的神学救赎力量，尤其是“从人化神”的飞升叙事，更能一锤定音。剧本的最后写道：

先生们从我们之中而来，也永远只朝着我们前行的方向。他们是普通人，有脆弱的肉体，私情的泡沫和刻薄的茧房，会犯错，也犯过错……但他们之所以做到过我们没做到的，是因为在某个绚烂时刻，他们身上点燃了神性的光：就像微暗的火，像漫山的草，染血的投枪，迷雾里的灯塔，空中花园与万神殿，他们从此成为我们能永久追随并奋发向上的可能，是我们值得更好的东西的许诺；成为激发出我们内心辉煌一面的镜子。

所以，并不是我们必须要有中文系；而是我们希望要有中文系。

回到“中文系”个体经历的赛博私人悼亡诗

舞台剧《中文系》海报。设计：孙震

所以，我们的舞台叙事构架是这样的：在一个复原中文系历史的赛博元宇宙空间内，由千禧一代的中文系学生组建的“游戏团队”，在拯救数据的动机下切入空间里仿照大师创造的人工智能的运转轨迹，为大师们在虚拟空间中弥补现实中无奈失落的人生遗憾，从而在这一趟电子冒险历程中，思考中文系在当代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我毫不讳言剧本最初的基础架构，来源于我2018年创作但因为各种原因流产未能排演的剧本《鲁迅失踪事件》，在那个剧本里，教科书里鲁迅文章的丢失，是几个反对鲁迅的AI在获得智慧和意识后的杰作，主人公不得不在“赛博鲁镇”的元宇宙里寻找鲁迅留下的碎片，从而将人们对鲁迅的记忆找回；在那个故事里，主人公勇闯赛博难关的动机是对鲁迅这一“民族魂”的天然崇敬，是对“中国不能没有鲁迅”的先验责任感，然而这一心理内容是不足以嫁接在《中文系》之中的——保存一个学院的历史和学术精神，这几乎是一个希帕蒂娅保护亚历山大大图书馆式的前现代叙事，一个人尚可，若是一个团队则未免全员工具人，再次沦为“典型性格”的符号。

因此，为赛博空间中的大师们弥补遗憾的主角团队们，被设定为千禧一代的中文系学生们，也必须要有自己的遗憾和为弥补他人遗憾而不遗余力的动机，在期待观众与大师们的遗憾共情之前，首先要让负责弥补遗憾的角色与大师们共情。由此，我召集参与本剧演出的演员们（他们可能并非都是中文系出身，但他们都是热爱文学和舞台的千禧一代），请他们讲述自己短暂但也刻骨铭心的成长经历中的遗憾、情怀和不复再得的“悼亡对象”：于是我们有了QQ年代的杀马特传奇，世纪初华语乐坛的爆发式情怀，对苏联、对2008奥运会、对张国荣和香港回归的私人情感体验，对电子游戏、功夫电影、偶像工业、二次元文化的全面追忆，这一切都缀成一部鸿篇巨制的，独属Y2K千禧一代的亚文化史诗——不仅大师们有难以纾解的遗憾，每一个普通的我们又何尝没有呢？他们的故事可以被写成史诗，为什么我们个体私人的经历和体验就不能呢？

此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正在做中文系在每个年代都应该去做的事情：为时代做记。与过往的时代对话，对逝去的大师对话，实际上是在为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订立坐标。这部“献礼戏”，是献给中文系的，献给学院的，献给学院历史上的璀璨星辰们的，也更是献给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生存的时代的；它因此成为了一首由中文系的我，和所有参与演出的中文系的学子们对刚刚过去的21世纪前二十年亲手书写的时代悼亡诗。大时代已经有人书写，黄金年代的记载卷帙浩繁；而属于我们的当代还是空白，大师们的教诲和余音如何被记住，如何被发扬，如何被传承也都是空白。这种空白意味着，任何红极一时的声音和文化浪潮，都可能因为“历史记载”的缺位而从此喑哑无声；口耳相传之外，大师们的山高水长需要他们的著作来奠定；网络文化早期无数耳熟能详的先行者，都随着域名的丢失和数据的删除而宛若死去，连墓碑和追悼都难以寻觅；同样，21世纪的中文系的历史变迁，也必然需要从每一位学子的私人口述史中构建而来方可成立，这些故事必然大多数是幼稚的，怪奇的，矫情的，飘忽的，脆弱的，但它们必然是青春的证明，是存在过的印记，也是作为中文系的学子们必须去关注、记录和留存下来的时代声音。

在流俗的讨论里，讨论中文系就是在哀悼一去不返的黄金八十年代，但每一代人的黄金时代都是不同的：对赛博时代的我们来说，对赛博空间的接纳和对真实生活丧失的悼亡，就是一种前卫的后人类先导状态，那么信念，意志，耐心以及不断向前的驱动力，本也就是在聆听死去的幽灵念念不忘的回声。

悲伤，并敢于表达悲伤，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勇敢抗争，也是中文系在黄金时代被当作理想主义的图腾被代代传承的精神驱动力。理想主义就像朝阳初起的地平线，我们只能向前跑过去，就像夸父追日，永远触摸不到；但只要我们在往前走，只要我们愿意往前走，只要我们选择往前走，哪怕我们根本做不到完美和理想，但至少我们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创造了如此多的美好——这就是我们还在向前走的原因。

为校庆献礼，为中文系献礼，去写作这首关注于当代的中文系，关注我们的个体经历的赛博私人悼亡诗，也是对“我们处于没有大师的时代”的最好回应：只要我们不遗忘，不抹去，不忽略每一份存在过的，闪耀过的，留存有遗憾的声音，记录下时代的每一声律动和哭泣，那么名家云集的时代其实一直都在，根本就没有离我们而去；《中文系》最终想说的非常简单：只要我们睁开不被偏见蒙蔽的双眼，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你我存在的时代，每一个中文系还坚持存在的时代，都将是名家云集的时代。

共勉之。

（舞台剧《中文系》为纪念南京师范大学 120 周年校庆暨中文系筹建70周年、文学院建院25周年、南京师范大学第三批校园文化品牌培育项目，2021年栖霞区重点文艺创作项目，2022年江苏省剧本创作孵化中心扶持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