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美国国会大厦，到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首次被罢免，近年来，美国政治的深度极化多次呈现于世人面前，“美式民主怎么了”一时成为了全球性热点议题。
实际上，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民主政治所试图维系的“统一性中的多元性”（diversity within unity）精神前所未有地遭到了破坏。站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政治，正在承受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党派间意识形态斗争、民粹主义兴起与虚假信息蔓延等现象。美国社会的高度分裂与政治极化对其外交政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国际冲突的介入，还是经贸战争的发动，美国领导人以“国家安全”为由所制定的外交决策，其背后均代表了国内特定选民团体或利益集团的诉求，内政与外交的联系因政治极化而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期推送以 PUP 2023年关于后冷战时期美国民主研究的新书为主线，试图通过对近年来美国国内民主政治变化的考察，帮助读者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变化、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发展方向以及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本文含书目广告，点击下方链接可直接进入书籍购买页面。
近十几年的美国政党政治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美国政治的极化与党争不断加剧，双方在种族、税收、堕胎、医改、防务与全球化等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断加深。政治极化不仅体现在联邦国会层面，更是蔓延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与州议会的层面。当两党在国会陷入僵局时，双方会将视线投向地方层面，下沉到各州的政府机构中推行全国性政纲、展开党际竞争与互动。那么，这种权力的向下渗透会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运转产生何种后果？Laboratories against Democracy: How National Parties Transformed State Politics近十几年的美国政党政治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势力渗透至全国的每个角落；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机构仍然是高度分散的。在这一背景下，两党政治是如何在美国的州政府机构中竞争与互动的，权力的向下渗透为美国民主运转带来了何种影响？本书展示了全国性的政治冲突是如何愈发频繁地在美国州政治机构之间流动，并对公共政策，乃至美国的民主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Jacob Grumbach 认为，由于国会运转变得迟滞，全国性的党派团体开始将目光转向各州。在这个过程中，州级的政治变得国家化，州政府成为美国政策制定的引擎。两极分化的政党、富有的资金捐赠者、企业的权力操纵、一系列意识形态策略，联合起来主导了州政府，并将其变成了美国国家分裂的重要渠道。这产生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后果：红蓝两党联盟在医疗保健、生殖权利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推行不同的政策，这导致各州的政策变得多样化。然而，其后果并不限于此。Grumbach 利用州政策、公众舆论、金钱政治与民主实践的大量新数据，追踪政党团体利用州政府权力抑制投票、划分选区，侵蚀民主的基础。本书挑战了一个普遍性的假设：州政府是对抗国家政治机构权力膨胀的关键堡垒。相反，作者揭示了州政府是如何与政党政治如何结合，并成为追求国家性政党议程的主体的；其结局就是，美国联邦制政体与民主制度的困境进一步加深。
民粹主义的兴起与社交媒体的流行为各种虚假信息与阴谋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一趋势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达到了顶峰。政治领域谣言与阴谋的流行不仅掩盖了真相，还会导致社会团体间的猜疑与不信任，最终动摇美国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与民主价值的共识基础。Political Rumors: Why We Accept Misinofrmation and How to Fight It政治谣言和错误信息污染了政治环境。这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在目前关于选举失窃和操纵选票的毫无根据的谣言肆虐之前，还有其他一些谣言被推翻后仍继续传播，包括9/11 事件（“内部人干的”）的怀疑，以及对奥巴马总统出生地和出生证明的轩然大波。如果错误信息掩盖了真相，那么美国人又如何在重要问题上相互沟通呢？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 Adam Berinsky 在本书中探讨了为什么政治谣言会在未经证实、被驳斥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和持续传播，谁最有可能相信这些谣言，以及如何打击这些谣言。Berinsky 利用最初的调查和实验数据表明，阴谋论思维倾向和强烈的党派情结助长了对谣言的信任。然而，谣言的影响范围很广，Berinsky 认为，在与错误信息作斗争的过程中，那些不确定者与真正相信谣言的人同样重要。我们都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公众对政治事实真实性的怀疑会对民主造成损害。此外，在这个大多数人根本不关注政治的世界里，政治领导人经常会传播虚假信息，而当这些信息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他们却不加以纠正。Berinsky 建议，我们在关注谣言信息的同时，也要关注谣言的传播者。与如何揭穿错误信息同样重要的是，由谁来揭穿错误信息。
A Lot of People Are Saying: The New Conspiracism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阴谋论和政治有着同样古老的历史。然而今日的阴谋论者带来了一些创新——没有理论依据的阴谋。随着几年前特朗普的当选，新时代阴谋论已经从政府的外围边缘转移到了中心地区。本书的两位作者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教授 Russell Muirhead 和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教授 Nancy L. Rosenblum 在书中展示了新阴谋论与传统阴谋论的不同之处、为什么很少有官员向公众坦白阴谋背后的真相，以及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抵制阴谋。
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兼顾效率与平等，是各国政府在公共政策领域始终关注的核心议题。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时期，左翼人士为缓解社会不平等曾反复提出涉及医疗保健、劳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议程，这些议程可谓雄心壮志，但最终大多都没有获得成功，甚至在任期结束后遭遇反噬。为何改革屡遭失败？是因为公共政策目标不合理，还是由于国内政治制度与国际环境的阻碍所致？
A Fabulous Failure: The Clinton Presidenc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1992年，Bill Clinton 当选总统，他结束了共和党长达12年的统治，似乎准备对美国经济进行渐进式改革，涉及从医疗保健、贸易到劳资关系的方方面面。然而，当他卸任时，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却急剧右倾，加剧了我们这个时代令人不安的不平等现象。这本书揭示了为什么克林顿的扩张性议程令人难以置信地失败了，为什么它的消亡至今仍困扰着我们。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研究教授 Nelson Lichtenstein 和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学教授 Judith Stein 展示了克林顿政府的进步改革者（Robert Reich, Ira Magaziner, Laura Tyson, 和 Joseph Stiglitz 等人）是如何被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世界所阻碍的，这个新世界增强了华尔街的影响力，破坏了国内制造业，并摧毁了劳工运动。Robert Rubin、Larry Summers 和 Al Gore 是这个金融化世界的拥护者。与此同时，克林顿依靠共和党的选票来全面改革福利制度、开放贸易、放松对银行业和电信业的管制，这让他自己的政党产生了分裂。即使是克林顿带来的经济繁荣——在 Alan Blinder 和 Janet Yellen 称之为 "神话般的十年 "中，失业率得到控制，股市一路飙升——也以一系列资产泡沫的爆炸而告终，而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顾问们既没有预见到，也没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本书是一部关于行动中的思想的研究，其中一些思想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另一些则是幻想和自取灭亡。它解释了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的进步国策为何以及如何在一个劳工运动疲软、民权力量沉寂、美国企业日益强大的世界中陷入困境。
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How Efficiency Replaced Eauqlity in U.S. Public Policy
几十年来，民主党政客们在政策边缘修修补补，回避真正关键的变革，这让进步人士失望不已。左翼大胆的政治愿景哪去了？是什么缩小了政策可能性的视野？
在 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一书中，密歇根大学组织学研究副教授 Elizabeth Popp Berman 讲述了视效率高于一切的“经济推理”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在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期间主导华盛顿的，并在今天继续严重限制公共政策的讨论空间。
通过引人入胜的论述，作者追溯了将美国政治引至现状的原因，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总结。随着政治左翼的复苏，民主党人似乎已经做好抛下过去的准备，这需要放弃“经济效率”这一陈词滥调，倡导新的政策思考方式。
世界多极化趋势下，美国将他国力量的崛起解读为“安全威胁”，在内政外交决策上愈发以“国家安全”为先。然而，美国追求的是“绝对安全”，即以自身绝对实力推行对外政策，推广美式民主，在必要时不惜干涉他国或使用武力，从而消除对己的安全威胁。然而，这样的战略举措往往会形成“安全悖论”。事实上，“安全悖论”的产生有着悠久的社会历史传统，并非仅由国际环境所致。American In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Vulnerability
三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在追求安全战略，而这种战略却经常让他们感到脆弱和不安，没有安全感。本书通过研究美国人对崇高的恐怖、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以及无休止的种族威胁所产生的焦虑，探究了这一悖论。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英语教授 Russ Castronovo 质疑将安全问题留给政策专家处理的传统方法，转而从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入手，说明安全是如何以既增强自由又限制自由的方式为集体生活提供组织原则的。他鞭辟入里的批判范围从边境暴力和白人种族焦虑到叛乱的黑人印刷文化和其他形式的早期美国恐怖，揭示了构建现代国防、反恐、网络安全、监控和隐私方法的不安全的隐性逻辑。Russ Castronovo 从小说、新闻、传单和小册子中汲取实例，揭示了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对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来源的深刻情感依恋。
本书及时而紧迫地揭示了对安全的基本政治渴望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助长不安，并在高呼安全的同时固守风险和危险。
出于对“绝对安全”观念与“遏制”战略的一贯坚持，美国政府一直重视防务建设与军事力量的全球投射，保证美国具备充分的军事实力以提防任何“区域性霸权”的出现，却也同时埋下了军事冲突的种子。在地缘政治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之下，美国领导人的外交决策成为了左右国际局势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其涉及军事行动的决策对区域乃至世界和平的前景具有深远影响。此外，领导人的外交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国内民意的影响，随着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为获取国内特定选民与利益团体的支持，领导人的对外政策风格与民族主义的联系也变得愈发紧密。
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在本书中，Keren Yarhi-Milo 基于心理学的洞见，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框架，解释了为什么相比之下，一些政治领导人更愿意使用军事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名誉。Yarhi-Milo 没有关注领导人的背景、信仰、谈判技巧或偏见，而是在一种被称为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的特质和外交政策行为之间建立了系统联系。她研究了国家领导人和顾问的自我监督，发现自我监督程度高的人会战略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提升形象；而自我监督程度低的人则不太可能为了声誉问题而改变自己的行为。通过对卡特、里根和克林顿总统任期内外交政策危机的案例研究，Yarhi-Milo 探索了上述自我监控行为，驳斥了“鹰派总是比鸽派更有可能为声誉而战”的观点，为心理因素对政治领导、军事参与和公众声望保护的关键影响提供了全新的理解。Keren Yarhi-Milo 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本书曾是国际研究协会外交政策分析组FPA杰出学者奖得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外交政策部最佳图书奖得主。Nationalism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随着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许多人担心民族主义可能会导致致命冲突的激增。为了遏制这一趋势，欧盟等组织试图建立包容性的地区身份，以克服民族主义带来的社会不信任，并激励国际合作。然而，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一样的。达特茅斯学院的政治学助理教授 Kathleen E. Powers 引用了心理学的观点，探索民族主义承诺何时会引发冲突，何时会促进合作。本书挑战了关于民族主义与军事侵略联系的既有认知，区分了建立在一致（unity）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和建立在平等（equality）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并解释了这些规范如何产生不同的外交政策态度。Kathleen E. Powers 是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