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故事——
农场少年安东在赶一只羊，城堡少年雅各布看见后，过去帮助安东。
工作完成后，两个少年赤身裸体跳进河中洗浴，爱意逐渐在他们之间蔓延。
雅各布的父亲发现后，将安东挂上了绞绳。
悲痛的雅各布，也随之投水自尽。
这个故事，来自吉他弹唱歌曲《Rottweil》。
德国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60岁的小学老师迪特·巴赫曼，在课堂上把自己写的这首歌，唱给学生们听，马上就在巴赫曼这19个12岁到14岁的学生中间，引发起关于“爱的性向”的辩论。巴赫曼已婚，有两个孩子，但他依旧坚定维护每一种爱的可能。这一场景，出现在德国女导演玛利亚·施佩特的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中。影片共3小时37分钟，豆瓣评分8.7，IMDb8.1，曾夺得2021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团奖（第三名）、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火鸟大奖（第一名）。《好莱坞报道者》称赞它是“最鼓舞人心的非虚构电影之一”，《银幕日报》认为此片“严肃、安静、生动，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影片拍摄于2017年1月至6月，原始素材200多个小时，三年的后期剪辑中，导演从初版的20多个小时，最终将影片定型为现在的版本。相比国内教育重点主张的“应试”和“规训”，大不了影片会强调“素质教育”？这其实是一种停留在过往教育经验中的局限性看法，国内、国外当下的教育，早已不乏更多样的呈现。比如纪录片中的德国小学教师巴赫曼，虽然已经60岁，但其人仍未定型。他的教学领域，包括音乐、历史、文学、数学、语言等，广泛而具有充分的讨论空间。这间教室并非一个固定空间，室内充满结构和气息的变化。可以是桌椅齐整的课室，也可以是大家围坐一团弹唱低吟的音乐室，甚至可以放一张沙发，学生就躺在那里，和巴赫曼聊未来、人生，如同家一样。他的教课形式，时而有德国式的严谨，时而有英国式的风流，时而有宗教式的冥思与信仰，时而又放浪形骸，让孩子们接触人作为一具肉身的本质。比如巴赫曼向学生讲到德国中世纪著名传说人物“捣蛋鬼提尔”。他的名字被写作“Ulenspegel”，拆分这一词语的时候，巴赫曼强调“Ulen”有“臀部”之意，所以“Ulenspegel”在11-14世纪的德语中，是“舔屁股”的意思。拆词是一种严谨，解析词意时没有身体禁忌，这又是一种风流与放浪，但这些最后都被巴赫曼和他的学生们，归结到人生哲思中，即捣蛋鬼提尔和孩子们的关系——当他给孩子们展示镜子时，孩子们会在镜子里看见美好的事物，大人们却只能看见肮脏的现实。因为相比大人，孩子们总是讲真话，他们不会因提尔的戏弄而堕落。爱写歌的巴赫曼将“Ulenspegel”写成了歌，唱给学生们听。这堂课兼具词解、典故、哲理和音乐，这些当然不一定出现在考试中，但会形成一种饱满、细腻的文化记忆，沉淀在学生的思想中。下课的时候，巴赫曼会要求学生们在自己的座位上静默一分钟，期间若有人吵闹，这一分钟便会重来。这种静默不见得是为了回想自己当日所学、所获，更像是为了培养一种让生命静止的能力。导演朗·霍华德今年的新片《13条命》中，困于泰、缅交界处洞穴的13个少年，之所以能在数日的被困中存活，凭借的正是冥想的力量。当少年们逐一熄灭手电，闭上眼睛，将自己的肉身融在洞穴的黑暗中，那种让身体归于轻盈和静谧的信念，带来的感动不亚于救援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巴赫曼也将这种让生命回归肉体本身的冥思之力，带到了教育中。这种教育的本质，是让学生们回到每一个问题的核心，无论是自己的问题，还是他者的问题。本文开篇提及的少年之恋，班里自然有学生会反对，并觉得恶心，巴赫曼便会追问他们：一番追问下来，不是想改变什么，而在于引导学生去具体地理解他们自己的思想，以避免他们在模糊的判断中，给自己的人生下定论。从学生的角度而言，他们在巴赫曼面前袒露的，则是一种羞怯。男生Hansan热爱拳击，拿过拳击冠军，但他却想成为一名理发师，仅仅是因为理发师能一直在室内工作。巴赫曼鼓励Stefi在父亲面前唱歌，并亲自弹吉他为其伴奏。而在和Hansan的交谈中，他告诉Hansan室内工作不只理发师一种，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一个拳击手兼理发师，会很酷。这样的教育无疑是理想化的，但对学生而言，却具有贴肤的温度，同时能传达出一种既理智又炙热的人生态度。《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之所以杰出，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教育上的表达。尽管片中有其他老师出镜，而且“戏份”不少，但当地的教育系统却全然退场。一般的教育题材影片，都会以教育系统为醒目的背景，这部纪录片则以另外的背景代替了教育系统，即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的复杂历史和移民文化。导演的目的之一，就是传达当地的移民背景。为此，她在巴赫曼的学校呆了一年多时间，充分感受了历史对这所学校、这个班级的渗透与塑造。217分钟的时长里，影片让观众跟随学生们一起早起、上课、课间休息、放学、班级旅游、参观博物馆等，打造出时间的沉浸感。巴赫曼的19名学生中，本地人很少，二代、三代移民后裔居多。这些学生的父辈或祖辈来自土耳其、保加利亚、摩洛哥、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他们来到德国的目的很单一，即生活所迫。比如男生Ayman的父亲为了工作，先是从自己的祖国移民到意大利，20年后，意大利的机会开始短缺，他又移民到德国。每一次移民，都面临语言和文化的再适应，这一过程也反映出世界经济不断下滑的现实。对移民家庭的学生而言，语言同样是一个“暧昧的难题”。班上大多数土耳其学生，都记不住土耳其语的“祖国”（Vatan）怎么说；同时，他们对德语又只有一知半解，这不但让他们在考试中失利，还会遭致本地学生的歧视。看上去，他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但他其实是早期波兰籍劳工的后裔。当年，他的爷爷还在战场上，奶奶却不得不带着巴赫曼的父亲去登记局，在德国人的强制下把波兰名改为德语名。将目光进一步探进历史深处，1933年，纳粹在这座小城建成了两座大型弹药工厂，后又将纳粹占领国的工人，运输到这里进行工业劳动，并为这些工人建立了集中营。从纳粹到劳工，再到移民，导演在片中设置了一个具象化的历史形象，即当地的温特铸铁厂。这家汽车原材料供应厂吸纳了大量移民工人，成为这座德国小城的工业未来；同时，工厂里部分年代久远的设施以及升腾在小城上空的烟尘，又仿佛一种历史遗迹，使厂里的工人被夹杂在历史和未来的缝隙中。这种缝隙感从工厂一路逶迤，渗流到巴赫曼的教室中，爬到每一个学生的身上和心里，使他们如《银幕日报》评论所言，被一种脆弱主宰。也就是说，在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历史移民的痕迹，也可以看到一些未来的可能，但就是很难清晰地捕捉到他们对当下的坚定感。Cengizhan是班上最英俊的学生，但他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音乐、雕塑、性教育、班级出游……都令他困乏。他喜欢独自呆在教室外，什么也不做，沉默寡言。然而他的脸上，却随时带有笑容。女教师巴勒女士将之视为“带点危险的捣乱”（这评价不带恶意），巴赫曼则引导他去具体地认识这种状态。但他也明白，对Cengizhan而言，对每一个学生而言，教育并非那把最有用的钥匙，最有用的，是当下对历史的反思，以及本土对移民的接纳。影片结尾，学期结束，所有学生退场，巴赫曼独自坐在教室中，只留给观众一个背影。他看着教室，感受着学生们余味将散的气息，如同不稳定的土壤中，一位疑虑重重但爱意坚定的园丁。在电影院养生的大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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