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莉叶·芭贝里与她的猫。（图/Boyan Topaloff）“当你是个年轻的作家或小说家时，你不理解你写的任何东西，你写下的那些都来自你潜意识深处，你只是看到了眼前的所有事情。但随着时间推移，你会更好地理解你正在做的事情和你必须做的事情。”13年前，法国作家妙莉叶·芭贝里首次到访中国。彼时，她在上海世界博览会现场。那一年，她的书作《刺猬的优雅》中文版上市不久，但在此之前，看过同名电影的人们，已经对那个探讨孤独、生死等命题的故事有所了解。无论是书还是影片，都让人们认识了哲学家一样的小女孩帕洛玛、其貌不扬却有着丰饶精神世界的公寓女门房勒妮，以及彬彬有礼、真诚和善的日本房客小津格郎。这些虚构的角色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芭贝里自己的特质。在过往的采访中，她说：“她们（门房太太和小女孩）是同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因为这是我一个人写的。这两个角色能把我内在性格的方方面面展示出来。但是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其中一个能让我以孩子的口吻说话，另一个能让我怀着成人的情感说话。”最初，书只印刷了3000册，两年半过去，数字变为200万册。在图书市场上，这算得上出版“奇迹”。而这仅仅是芭贝里的第二部作品。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部书作竟能如此畅销。《刺猬的优雅》（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封面。值得一提的是，写作《刺猬的优雅》时，芭贝里尚未去过日本。书中的“小津”完全是她想象出来的，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希望可以向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致敬。但读者发现，故事里频现的日本文化符号以及东方人的行为方式，基本与现实没有违和之处。芭贝里曾讲过，自己对东方哲学饶有兴趣。所以与日本相关的元素，也时常出现在她的书作中。她的新作《狐狸的灼心》，更是直接将叙事空间放到京都。她曾在那里有两年的生活经历，此时的她，对这个国度以及东、西方文明有了更多元的认识。今年11月中旬，芭贝里带着这部新作来到北京。接受采访的前一晚，她刚刚抵达。虽然这次停留时间不会太长，但她相信下一次“会再久一点”，因为她“对整个亚洲都非常着迷”。借此契机，《新周刊》对芭贝里进行了专访。《狐狸的灼心》（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0月版）封面。
“我写小说，就是为了去
理解那些我不明晰的东西”
新周刊 ：你写作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怎样的生活经历让你决定将故事放置在东、西方的双重文化语境中？ 妙莉叶·芭贝里 ：实际上，在这之前，我还写了另一本小说《我将一生赠予你》。在那个故事中，我写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萝丝的故事。她在巴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突然有一天，她的生父去世了。她的生父是一个生活在京都的日本人，留下了一笔遗产，萝丝也因此到了京都。在那里停留的一周，永远改变了她的生活。那本书里，你可以通过法国人的眼睛，去看京都与日本。之后，我觉得我该写一本完全不同的书。但我不能，因为那些角色还一直跟随着我，我知道，我和他们的联系还没有结束。我真的很想更多地了解故事里的人，尤其是她的父亲。所以我决定再写一部小说，故事就发生在她去京都之前，但这一次，是从父亲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在上一本作品里，父亲是缺席的，而这本《狐狸的灼心》，则是通过他的眼睛去看世界，女儿则是缺席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我是法国人，我只在日本生活了两年。但那两年是不寻常的，无论是感受到的文化差异，还是生活里的发现，都时常让我感到惊讶。可以说，我花了十年才写下这段非凡的经历。
与日本相关的元素，时常出现在妙莉叶·芭贝里的书作中。图为日本京都清水寺。（图/视觉中国）
新周刊 ：你在过往的采访中说，自己对东方的哲学很感兴趣，有哪些东方哲学或美学吸引着你？它们与法国的文化有哪些不同？ 妙莉叶·芭贝里 ：我不是东方哲学专家，也不是日本文化专家。对小说家而言，用现实的碎片去组成另一个现实，其实不需要非常精确。所以坦诚地讲，我对这方面了解得不是很多。但我看到的很多事物真的让我非常着迷，有的根本无法解释。 我觉得在东方，事物存在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我想讲一个我在日本花园里的经历。我认为那是东方文化吸引人的一大原因。一次，我去日本的一座庭院。我人生中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不是面对着一件艺术品，而是身处其中。在里面，时间和空间是不存在的，非常具体，非常奇特。那一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自己。同时，我又有一种感觉——自己与永恒联系在一起。这是我在西方的背景和知识中从未经历过的，一种具体的、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关系。 新周刊 ：你之前书写过日本男人，这一次为什么会将小说再次聚焦在这样一个男性角色身上？在书写时，会不会存在一些视角上的问题？ 妙莉叶·芭贝里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做这件事。写小说其实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我在写作这本书的两年里，每天8点55分就开始“做那个男人”。这段经历是令人兴奋的。我觉得，我写小说，就是为了去理解那些我不明晰的东西，因此，这些角色离我越远，我对生活和自我的了解就越多。这也是我了解人类的方式。
新周刊 ：你觉得故事里的父亲有哪些特质是让你喜欢的？在现实生活中，你所处的父女关系与书中所写的有相似之处吗？ 妙莉叶·芭贝里 ：他知道如何给予，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在这种境况下都会要求回报，自发给予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非常令人珍视。至于现实生活，我从来没有回答过私人问题，但谢谢你问这个问题。 新周刊：你在很多作品里都会写到人孤独的状态，这本书也是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对你来说，孤独是常态吗？你在生活里如何处理这种状态？ 妙莉叶·芭贝里 ：原因肯定在作者身上。一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你是个年轻的作家或小说家时，你不理解你写的任何东西，你写下的那些都来自你潜意识深处，你只是看到了眼前的所有事情。但随着时间推移，你会更好地理解你正在做的事情和你必须做的事情。我也不例外。如何与他人见面，如何卸下我们的防御走向另一个人，这始终是我们要面对的艰巨任务。也许是我对人性怀抱偏见，我总觉得一个人是很难和别人合作的。但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的一大课题，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这样我们才能逃离这种可怕的孤独。这就是我写小说的原因。写作时，你必须离开这个世界，把自己装进一个无限大的泡泡里。但当你走出泡泡，你会遇到很多了不起的人，正是他们教会了你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新周刊 ：书中出现了很多次“狐狸”，感觉它有比较强的哲学意味，这个意象代表着什么？让它在小说中存在，有哪些考量？
妙莉叶·芭贝里 ：首先，我喜欢狐狸，这是个人偏好。我觉得它们很漂亮。我喜欢它们的神秘感。我住在乡下，有时会看到它们在花园里经过，它们是我所知道的最美丽的森林动物之一。
另外，如果你曾经住在日本，你不会忽视狐狸的存在。它们在传说、寓言和宗教中广受欢迎，去寺庙时，也时常能看到狐狸。它们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普遍存在，所以使用它，也是很自然的。 在小说里，狐狸就是这种有诗意的、带有隐喻性质的动物。关于它的考量，我觉得书中每个人的解释方式都不同。我的想法是，一个好的故事通常是可以被读者自由解释的，书中留有足够的空白，这个答案，就留给读者。文学与哲学的共同点，
都是在探讨生命的意义
新周刊 ：书中不断探讨死亡与新生，比如：“每个人都走向他新生的时刻，我们在孤独中死去，在光明中重生。”这是非常哲学的问题，你如何理解“死亡”与“新生”？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
妙莉叶·芭贝里 ：我写下这个句子，并且相信它所讲述的，经历了漫长的虚构过程。我是写到小说结尾才得出这个结论的，在此之前，我并不确定在死亡和新生之间是否有一种联结。但在我失去了生命中的一些人和事情之后，我意识到，我们总有一天会面对死亡。在人类生活里，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我真的很想尽我所能去探索，用我看到的方式，在这之中寻找光亮和内心的慰藉。《狐狸的灼心》以京都庭园的场景开始，书中写到的父亲正在冥想，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图/jhm.fr） 新周刊 ：你在成为小说家之前，是哲学教授。小说如何把哲学概念融入其中？法国作家是不是都会比较倾向这样做？ 妙莉叶·芭贝里 ：对我来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些尴尬。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学习哲学是个错误。我不否认哲学非常有趣，但它不是我把握世界的方式，小说才是。我的父母是法语教师，我不想和他们走上完全一样的道路，所以特意选择了哲学。我对概念不太在行，或者说，我可以很好地处理概念，但要以一种很抽象的方式。我真正想要的是理解生活，对我来说，小说是最好的工具。但我不能忽视这些年来对伟大哲学家的研究，它们都在我的文本中存在过。也许我是个运用哲学的小说家，而不是一个写小说的哲学家。实际上，文学与哲学的共同点，都是想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选择学习哲学，是觉得自己能从中找到一个答案，但我并没有找到。我就回到了另一个家园——文学。妙莉叶·芭贝里著有《作家的猫》，从封面可以窥见她的喜好：日本元素，以及四只猫——它们会给她提供慰藉。 新周刊 ：你之前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你期待这一本书也能被改编吗？你觉得这两种文本在呈现同一个故事时，有哪些不一样？ 妙莉叶·芭贝里 ：如果可以，当然是好的。这样可以看到城市、寺庙、餐馆和所有坐在这里的人。如果它实现了，我会非常高兴。但我觉得拍电影非常不容易，它有很复杂的工序，你必须拿到很多执照，还要有制片人对这个感兴趣，所以我认为这还是有困难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总648期《现实的力量》
作家妙莉叶·芭贝里：角色离我越远，我对生活了解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