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底层重塑：新商业文明的力量 | 微观视界
导读
中国曾经是世界第一的农业大国，基于农耕文明的社会制度、农耕及水利技术、儒家文化为主的社会伦理三位一体，支撑中国成为超稳定的农业文明国家。
而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制造业社会的社会伦理是什么，社会治理应该是什么，我们必须用全新的视角去探讨。文化及社会伦理的建设是社会价值取向发展的基础，中国建设制造强国，必须有坚实的社会文化、社会伦理做支撑。这也是建设中国新商业文明的立足点与新起点。
中国现在提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要从制造业大国发展成为制造业强国。但中国制造业的底层文化是什么？
人的观念由文化所塑造，而文化又有一定的保守性与滞后性。中国传统的农业体系、商业体系、手工业体系属于中国农耕文明体系，中国现代制造业体系源自西方的制造业体系，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
西方的制造业体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工业制造业具有相对独立的商业伦理和价值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更是奠定了新的商业伦理，赋予经营企业与从事商业工作的道德合理性。合法经营与认真劳动同样是修行行为，从而释放了推动商业社会发展巨大的道德推动力与精神引领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古有四民，士农工商，惟儒最贵，工商业处在农业社会中的鄙视链。而在改革开放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熙熙攘攘，皆为利往。中国人所理解的制造业也只是赚钱的渠道。中国的儒家体系之所以对工商业发展持谨慎态度，就是担心整个国家利益心太重，从而失去了农业社会的根本，本末倒置。
但在现代社会语境下，中国不发展现代制造业、工商业，又会失去发展机遇；发展现代制造业，又与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及社会认知、伦理不完全兼容。
如果中国制造业还是传统文化视角中的工商业，从事制造业工作的人们不能得到社会尊重，缺乏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工匠精神、长期主义、精益求精的文化，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仅只是昙花一现。
文化在很多事情的选择和演进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制造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后来居上超过英国，就是因为德国较早形成了制造业文化，倡导科学、理性、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合理谋利。同时，在职业技术教育上创造了独特的“双元制”体系，让社会人才投身制造业，服务制造业。
过去几十年，中国整个现代工商业体系，虽有德日制造成份，但主要学习参照的还是美国体系，包括企业管理思想、资本理念、商业模式。之所以学习美国商业体系，主要是中国像美国一样，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和投资空间。
所以，虽然制造技术粗糙一点，但有了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实现投资的“指数性”增长。既然可以一夜暴富，制造业的精益求精还有意义吗？没有制造业的文化底蕴，在金钱和资本的驱动下，各种投机主义就会沉渣泛起。
在全球，真正具有制造业文化与底蕴的还属德国、日本。如今，中国强调发展制造业，实际上也是向德日学习，让制造业成为C位，而非资本至上。
资本的属性是追求利润与回报，会天然选择回报率高的行业，慢慢地脱实向虚、脱硬向软。结果之一是就业机会减少，中产阶级减少，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引发社会矛盾。
中国现在把制造业当成国家发展的根本与支柱，就是为了避免美国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出现，避免商业投机主义在中国泛滥。
没有美国的金融话语权、原标准制造话语权、科学基础研究及原创设计能力，中国继续学习美国的商业思维，对标美国商业模式、资本投资模式，一定是难以为继的。
但支撑中国制造从大国走向强国的产业基础、研究基础、文化基础、商业伦理，中国具备吗？中国有德国对制造业那样的坚守、理性，而不投机吗？中国制造业能够拥有它的制造业文化吗？它的商业伦理又是什么？
制造业文化首先是人的文化。没有高质量的人才作为支撑，制造业发展可能是空中楼阁。德国制造业体系的竞争力，很大程度来自人才体系的支撑，既有底层商业伦理的文化基础，又有整个社会的观念支持，还有现实的利益作保障。
在德国，刚毕业的技术工人年收入，可比办公室白领年收入高15%；技术工人年收入可达45000多欧元（约合30.7万元人民币），远高公务员；部分资深技术工人工资收入，甚至比大学教授更高。德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是普通教育的三倍，而中国普通教育投入是职业教育的三倍。
中国制造发展，人才是瓶颈。中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大约在1亿左右。相关研究预测指出，至2025年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即使每年有1000万的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也不能满足产业需求。
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专业不对口；二是所需能力与社会需求脱节；三是社会对就业制造业有一定职业歧视；四是从事制造业工作的收入水平并没有体现国家、社会对制造业的重视。
制造业是国家竞争力体现，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依托和保障。从事制造业工作、服务制造发展，是服务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光荣职业。它应该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商业伦理。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人为本，今天中国社会也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制造业工人是社会生产与服务的主体，应该享受选择职业的自由、得到教育与成长的机会，有服务社会的工作与渠道，得到尊重的权利等等。
制造业是国家的根本，制造业从业者的教育、就业、成长就应是国家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根本。国家的教育体系也必须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上级部门行政命令为本，其教育成果必须经过社会检验。特别是职业教育，其教学成果必须经过产业、企业的检验和认可，并以学生的能力提升、工作成果的实现为根本。他们所获得的薪酬、社会地位必须体现对应的社会尊重。
而除了以人为本的主价值取向，过去几十年，中国制造业文化还有很多沉淀。制造业文化中的匠人精神、科学理性在企业中留下烙印；中国儒家文化中集体主义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士为知己的认知、中国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及为国家为企业争光的修齐治平理想等，也深度融入了现代的制造业文化中。
经过工业化多年的交融、沉淀、酝酿与发展，中国制造业文化逐渐展露其独有的“气质”。以人为本、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行行出状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师。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发挥天赋与能力，让他们在研发、工艺实现，以及音乐、艺术和体育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成就。制造业文化及工匠精神的培养，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工作场景，去打开自己，重新建立人与世界万物的新关系，获得人生与心灵的新认识与新体悟。
日本的工匠精神培育中，也有很多心学与佛学的内容，如心外无物、工作禅等。中国工匠精神中也有庖丁的目无全牛、心物一体，是非常独特的感悟与心理体验。
庖丁之所以成为大师，是他在心物的场景交流中，超越了自己，获得超越人生的心灵体验、哲学体验，以达到新的思维境界。这可能是中国文化哲学的一个精髓，也可能是中国人工作场景中一个非常特别的、形而上的话题，属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精神在制造业文化的独特体验。
以企业为载体的新社会组织形态
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是属于宗族社群的，有非常强的家庭属性、家族属性，也是集体属性、社会属性。中国人如果没有被组织或组织不起来，可能是一盘散沙；一旦被组织起来，拥有了其社会属性、集体属性，他们的潜能可能就被激发出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人口走向城市的制造业发达地区，一开始并不适应。后来企业与城市逐步建立了管理制度与规范，这一群体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语境中被组织起来，生产生活就显得更加有节奏、有效率。
可见，在现代工业社会，企业是国民工作、学习与成长的重要载体，更是发挥他们能力及实现人生价值的载体，也是参与社会劳动与分工、服务社会、创造价值的载体。
现代企业，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就业，为国家提供了产业竞争力，也成为从业者集体属性、社会属性的载体。企业与传统农业社会乡村与宗族的存在方式一样，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构成，是社会的细胞，承担了现代社会运行重要功能的实现。
因此，企业已超越简单的生产功能，拥有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如何衡量企业的社会价值和贡献？怎么发挥企业作用，以丰富员工社会生活、支持员工获得全面发展机会？怎样真正把企业建设成为全体员工的命运共同体，让企业能够“发光发热”，对社会进步有重要推动作用？
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特别是基层的组织形态，并没有脱离原有农业社会的管理形态。现代工业社会必须拥有现代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企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对社会的建设尤为重要。
2019年8月19日，包括苹果、百事可乐、摩根大通与沃尔玛等上市大企业在内的美国工商团体“企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发表了名为《公司的目的》的宣言。该宣言强调企业将更重视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不再独尊股东利益，并希望重新界定企业在当今美国社会中的角色。这项宣言已获得美国188位顶尖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联合签署，以示共同负责。
宣言承诺，企业应该在改善员工福利与教育培训，以及环境保护方面进行投资，并且公平对待合作的供应商。宣言写道：“我们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目的，但我们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着共同的承诺。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至关重要，我们致力于为所有公司、社区和国家的未来成功创造价值。”
宣言还强调，“美国人民应该拥有这样一种经济，让每个人通过努力工作和创造力获得成功，并过上有意义并有尊严的生活。我们认为，自由市场体系是对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壮大可持续经济，实现创新和健康环境的最佳手段。”
看来，现代社会的组织体系中，企业不仅有它的生产功能，服务社会的物质需求，也有组织与教育功能。也正因为企业不断发展的价值主张，让它成为推动社会观念进步的新力量。
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讲，企业是社会的器官。企业不是为它们自身而存在，而是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而存在，为满足社会、社群以及个人的特定需求而存在。企业通过管理实现它的使命：经济绩效的实现、促使工作具有生产力而且让员工具有成就感、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
企业家精神与新商业文明
既然企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器官，需要发挥企业的社会功能，以确保社会功能发育的完善以及社会美好愿望的达成，那么，我们需要赋予企业及企业家新的社会地位，让企业家拥有更多话语权。
按马克思的观点，所谓现代商业文明就是需要建构适应与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生产关系与社会伦理、现代价值取向。现代的企业家不能像在古代商业中那般成为政治的附属，用一顶“红顶商人”帽子，来换取政治对商业活动的保护。
德鲁克也称企业管理是博雅教育。博雅（Liberal）一词源自拉丁文。Liberal，知识、自我认知、智慧以及领导力，是对精英阶层和统治阶层进行的一种教育，目的在于培养高尚品格和德行。
古希腊的社会精英是哲学王，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是士。士的精神，是修齐治平，是希望天下大同、天下为公。
中国儒家的“大学”是“大人之学”，“大人”就是立于天地，与天地并三的社会精英。德鲁克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去激发和释放每一个人内心的善意，从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源头倒是有相似之处。
在今天现代化的语境中，士不单指士大夫，而是指有理想、有追求、愿意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可能是政府官员，可能是社会工作者，可能是企业家、可能是各行各业的大师。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可以有社会精英群体的存在。
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群体能够通过其创新创业，解决存在于社会的种种问题，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应该成为现代商业社会非常重要的支撑。企业家的精神是一种责任，创新、敬业、诚信、务实、合作和学习精神，应该成为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到：“这种需要人们不停工作的事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但与此同时，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它表述了这类生活是如此的不合理：在生活中，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货币只是成功的标志之一，对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才是企业家的“顶峰体验”和不竭动力。
熊彼特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因此，可以把他所称道的企业家称为创新型企业家。在现代商业社会语境中，企业家本应该是现代商业社会的“灵魂”，而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只要社会存在着创新的需求，存在着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企业家就应该是现代社会的脊梁。
在德鲁克著作《管理的使命》中，企业家需要承担各种各样的社会责任，需要不断地学习、思考与实践。优秀的企业家需要创造价值，贡献社会，不满足于仅对既存事物进行修正和改善，而是创造价值、满足需求，将问题转变为机会，在新的构想下将已有的资源重新组合，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
敬业诚信、不懈追求、学习创新、创造价值、奉献社会……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也是新商业文明下的社会价值新取向。
任何观念、文化、制度的形成，都是在历史的前行中不断演进、检讨、迭代和发展。中国建立以儒家文化为农业社会伦理也经历了长期的形成过程，制造业文化和新商业文明概莫能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历史上新的经济发展尝试，重要成就是使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有机会成为现代化、现代文明的国家。国家工业化使人民生活品质提升、国家富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企业是现代社会的细胞及社会基层组织；企业家及企业家创新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活力、产业竞争力重要体现。
确定基于中国制造业文化、新商业社会的伦理，对中国社会的文化现代化、新的文明的形成尤为重要。这也是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语境下，取得社会共识、获得世界认可的根本。它应该是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与西方制造业文化一次全方位的交融与全面构建。
（作者系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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