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的意义

等到土地多得自已经营不过来了，就把它租出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得到土地被看做是德行端正的好报应。根据这种观点，张庄的一大部分财富为几户人家所据有——实为武力掠夺——竟成了道德高尚的证明。无地少地的穷人若对此不服气（地主没有道德往往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总是怪自己的命不好。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他们这样开导佃户——是因为他们吉星高照；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生不逢辰。

这可以通过测“八字”推算出来。还有一种更加迷感人心的名堂是看风水。这种迷信认为基地有某种灵气。据说，富人发财是因为他们的祖宗墓址选在山、水、风都很吉利的地方。穷人受苦则是因为祖宗葬错了地方。既然有钱人靠着风水先生的指点，总有办法找到一处理想的基址，而穷人却只能随便找个倒霉的土坑当做葬身之所，那么这种命运便是永世注定的了。

张庄的地主有意识地宣传这类思想。他们积极支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在那个只为少数人开办的村学里，儒家的《四书》《五经》被列为主要的学习课程，过年唱戏，宣扬的是“善恶报应”；“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并且请神婆来扶乩；“北老社”则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到了近代，那个在保卫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方面积累了几世纪经验的天主教教会，又成了反对社会变革的顽固堡垒。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做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做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

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作者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是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向海瑞叩头高呼“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很明显，作者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哲学的热潮，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学哲学，种田里有哲学，炼钢里也有哲学，什么都与哲学挂上了钩，哪怕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也能夸夸其谈地大讲哲学。今天反思起来，这种哲学的热潮恰恰是哲学的耻辱，如果把哲学变成一种“学了就要用”“立竿见影”式的东西，学了哲学就可以多产出粮食，多炼出钢铁，这难道不是对哲学的一种亵渎吗？

……哲学的狂热甚至比哲学的冷漠更加表现了哲学的悲哀，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大谈哲学，那么这一定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阳春白雪的学问，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对哲学感兴趣。——赵林《西方哲学史讲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