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是彩礼的7倍”，嫁不起的她们被迫“抢新郎”

▲  当地时间2021年2月14日，印度孟买，63对新人参加集体婚礼（图文无关）。

南方周末实习生 金明瑄

印度女教师苏妮塔·夏尔马（Sunita Sharma）有过一次失败的订婚。

三年前，苏妮塔为了嫁给邻居家的电工小伙，她和母亲准备了一大笔的嫁妆费。苏妮塔的月工资仅有200美元，她省吃俭用了好一阵子，才攒下2000美元的婚礼置办费；她的母亲则卖掉了家中一小块土地，为女儿的新家添置了家具电视和冰箱，还留了一笔宴请亲友的钱。

敲定婚约的最后一刻，男方的父亲突然“加价”——要求女方再给男方买一辆车。“当时的未婚夫毫不松口，他认为结婚必须得有车。”苏妮塔回忆说。

苏妮塔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在其19岁时去世。作为家中长女，她还要负担起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与男方家庭商量未果后，苏妮塔决定取消了婚约。

自女儿呱呱坠地起，每个普通的印度家庭便开始筹集嫁妆。

年近60岁的拉尼·德维(Rani Devi)是印度北方邦的一名农妇。2019年，拉尼攒足了嫁妆钱，将女儿嫁给邻村的一名男子。由于女婿读过大学，男方家庭又开口要了一辆摩托车和一条金链子。

在印度，女方的嫁妆费用远高于男方的彩礼。202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世界银行报告发现，在1960年至2008年间的4万桩印度婚姻中，95%的女方家庭支付了巨额嫁妆。其中男方的彩礼平均约为5000卢比，而女方的嫁妆则高达3.2万卢比。相比之下，嫁妆接近彩礼的7倍。

即便印度政府在法律上禁止嫁妆，但高额嫁妆仍是印度社会的习俗。印度新德里民权人士沙希卡拉·坎哈利（Shashikala Kandhari）认为，“父权制为主的印度社会中，男性的社会地位比女性更高，而嫁妆高低也是评判男性社会价值的工具。”

高学历、工作稳定的男性在印度婚恋市场上更受欢迎，这些男方家庭在结婚前会开出明确的“嫁妆清单”，试图获得更多财富。女方家庭则通过赠予男方现金、珠宝或车房，承担婚宴开支，以获得“稳定幸福”的婚姻生活。

嫁妆抑或成为婚后生活的阴影。若女方家庭无力承担高额嫁妆，婚后极有可能遭受男方虐待，引发“嫁妆暴力”。

1990年，16岁的萨拉瓦提（Saraswati）从印度北方邦农村嫁到了新德里。在长达数十年的婚姻中，萨拉瓦提总是遭受家暴。丈夫常常质问萨拉瓦提：“你父亲没有给我嫁妆，我凭什么对你好？没有嫁妆的新娘一文不值！”萨拉瓦提被迫卖掉了自己的珠宝首饰，给丈夫买了一块土地。

由于经济不独立、社会公序良俗等限制条件，遭受“嫁妆暴力”的女性依旧留在婚姻中。在联合国妇女署的统计数据中，印度离婚率仅为1%左右。

久而久之，印度女性只能选择结束生命，这也是印度人眼中的“嫁妆死亡”。在《印度意外死亡与自杀事件》报告的统计中，2016年至2020年间，有3.7万人因婚姻问题选择自杀，平均每天有20人因婚姻不幸选择死亡。

2022年5月28日，印度斋浦尔郊区发生了一桩三姐妹投井自杀的惨案，其中两名女性怀有身孕。据《印度时报》报道，案件中的三姐妹嫁给了同一个家族的三兄弟，因嫁妆纠纷，她们不停遭受丈夫和公婆的虐待。其中一名女性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称：“婚姻是我们死亡的原因，我们不想死，但死亡也比遭虐待好。”

动辄上万卢比的嫁妆让普通印度家庭望而却步。置办不起嫁妆的普通家庭不得不求助于绑架团伙，为女儿“抢新郎”。

四年前，时年29岁的印度工程师维诺德·库马尔在朋友婚礼上被绑架。不久后，维诺德被粗鲁地套上新郎服，身边站着一名陌生女子。在众人推搡中，维诺德流着泪完成了“婚礼”。

“那名女子的哥哥殴打我、威胁我，他们用枪指着我的头，放话称，如果不娶他妹妹就只有死路一条。”维诺德向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回忆说，即便他百般哀求也没有回旋余地。

事后，维诺德被关进了小房间，门口有人持枪把守。维诺德的家人也接到许多恐吓电话，要求男方家接受新娘。

据《印度斯坦时报》统计，在维诺德生活的比哈尔邦，每年大约有3000名单身男性被绑架，他们在失去反抗能力后被迫与人结婚。在2017年第一季度，比哈尔邦警方接到的800多起绑架报案中，只有8起是勒索赎金，其余皆是“抢婚”。

绑架团伙也会根据女方家庭的种姓和社区选择合适的单身男性，其中公务员、医生和企业高管较为抢手。大学生也时常在考试或上学路上被绑架。

适婚的印度男性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价”。2022年7月，35岁的尼尔巴伊·贾哈（Nirbhay Jha）穿着粉色衬衫和黑色西裤，旅行一百多公里专程前往印度一年一度的“新郎集市”，等待合适的新娘家庭。

“如果我更年轻，我可以轻松要到20万到30万卢比的嫁妆。”贾哈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贾哈的种姓尼尔巴伊也为他在婚恋市场增加不少竞争力，他的种姓是印度教高种姓婆罗门的一个分支。

当天下午，贾哈在市场上摆着“五万卢比嫁妆”的标签，如同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只要新娘的家庭付得起嫁妆，就可以结婚。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缺乏感情基础的包办婚姻中，嫁妆高低成了男性择偶的重要标准。一项2018年印度婚恋调查发现，93%的印度已婚家庭是通过包办婚姻结缔的，只有3%的家庭是自由恋爱组建。美国视频平台Netflix在2020年也推出了一档专供“包办婚姻”的真人秀节目《印度媒婆》，为年轻男女寻找人生另一半。

正因此，骗婚也成为品行不端的男性最快的“赚钱途径”之一。加拿大纪录片《逃跑新郎》（Runaway Grooms）曾揭露了一批加拿大国籍的印度裔男性，在往返印度和加拿大期间，他们利用身份优势与多个女方家庭订婚，拿到嫁妆后再瞬间消失。许多女方家庭被迫落得人财两空。

一句古老的印度语名言曾说“女孩是别人的财产”，它反映出婚恋问题上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动因。

在印度传统观念中，男性可以继承姓氏、血脉和财产，甚至在父母葬礼上负责点火葬和撒骨灰；而女性则被视为“债务”，她们只能在结婚时带走大笔财富，婚后离开父母。

印度社会学家拉文德·考尔（Ravinder Kaur）曾表示，印度家庭中女儿是“可有可无的”“繁重的”，但儿媳才是“经营幸福家庭”的必要条件。

 “女性从出生起就被定义为额外的负担，这使得她们的地位低于男性。”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阿尼塔·拉哈尼（Avnita Lakhani）认为，经济负担让印度女性被迫在婚姻中屈服于丈夫的意志。

印度种姓内婚制也加深了印度婚恋中的阶层与性别的不平等。印度教早期便根据种姓将印度人由高到低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达利特（贱民），前三个种姓被视为“再生族”。

按印度《摩奴法典》规定，同种姓婚姻才为合法，跨种姓婚姻会受到神灵和社会的惩罚。如若同种姓内不存在合适结婚对象，只允许高种姓男性娶低种姓女性，不允许高种姓女下嫁给低种姓男。

对低种姓女来说，嫁给高种姓男意味着阶级的跃升，父母更会随大量嫁妆、给足面子，以防女儿在夫家受欺负。

现代印度社会依旧保留着传统习俗，跨种姓跨宗教间的婚姻依旧罕见。在2014年一项针对七万印度人的婚恋调查发现，只有不到10%的印度人与其他种姓的配偶结婚。

为了阻止跨种姓和宗教婚姻，印度父母常常以强奸或绑架等罪名向警察局报案，请求带回儿子或女儿。据BBC报道，2013年在印度德里七个地区法院的460起强奸案中，其中四成是涉及跨种姓或跨宗教的私奔夫妇。

2020年11月，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通过了《禁止非法转变宗教信仰条例》。在印度政府宣传“爱情圣战”之下，穆斯林男性与印度教女性之间的跨宗教婚姻更加艰难。

婚姻中的男女不平等使印度性别比失衡。更多印度家庭放弃生养女儿，甚至抛弃或杀害女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202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发现，印度重男轻女文化引发的堕胎让4600万女孩“失踪”。

早在2002年，美国社会学家赫德森与英国社会学家邓波尔便在著作《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中直言不讳地预测：由于男孩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上占据优势，印度人形成了杀害女婴的传统观念。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来，性别比失衡将在人口快速增长中扭曲放大。

虽然在2021年印度卫生部的统计中首次出现“女多男少”的男女比例男女性别比，不过男婴出生比例依旧高于女婴。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由于性别比失衡，2030年印度约有4000万印度男性找不到老婆。

男性光棍率过高激化了性骚扰、强奸以及拐卖妇女等社会问题。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印度男性比女性多3700万，最易发生犯罪的男性年龄段多出1700万。2007年至2011年间，以强制婚姻为目的的印度绑架妇女案件增加了74%。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报道中，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的7000个村庄中，每个村庄中约有150名至200名单身男性。他们几乎每天都骑着摩托上街，不断“骚扰”“挑逗”年轻女性。在人口仅3000人的哈里亚纳邦雷瓦里区的小村落Gothra Tappa Dahina里，2007年至2017年间，该村针对女性的犯罪增加了127%。

年轻优质男性可以前往新郎集市讨老婆，而条件不好的底层男性只能通过非法手段“买新娘”。

多数情况下，年轻少女时常被陌生人诱骗、绑架，被迫“嫁”给远在外邦的男子。这些男性大多数是大龄单身，要么残疾，要么丧偶，甚至酗酒成性。

印度阿萨姆邦和西孟加拉邦是拐卖妇女的重灾区，该地常年贫困、自然灾害频发，而男女性别比相对正常。据印度媒体The Print报道，出生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玛希拉在14岁时被迫嫁给了哈里亚纳邦的男人。当年，一名远房亲戚带玛希拉去印度德里游玩后，便把她卖给了人贩子。

玛希拉模糊记得，她和许多女孩一起被“拍卖”给需要新娘的男人。不久后，一名锡克教男性以8000卢比的价格将她买回家，他比她大三十多岁。十五年后，玛希拉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每天在农田里辛劳工作。

早在1961年，印度尼赫鲁政府便颁布了《嫁妆禁令》，明确规定嫁妆是非法的，任何索取或赠送嫁妆的行为可被判处最高六个月的监禁，或者5000卢比的罚款。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再次修订《嫁妆禁令》，规定夫妻离婚后，男方必须将嫁妆全部返还给女方。

而在法律实践层面，《嫁妆禁令》形同虚设，印度社会依旧遵循天价嫁妆的传统。一些男性为了避免离婚后落得人财两空，他们会故意制造厨房失火等意外将妻子杀死，印度当地人称该行为是“火烧新娘”（Bride Burning）。

大多数涉及嫁妆纠纷的案件也面临执法不力的困境。印度新德里民权人士沙希卡拉·坎哈利称，由于缺乏证据和案件积压，嫁妆纠纷案的肇事者极少被定罪。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的记录，在2006年至2016年间，每七起嫁妆纠纷案中只有一起被定罪，其中五起的被告人无罪释放，一起案件被撤回。

极小部分印度农村在社区治理层面开始推进“无嫁妆婚姻”。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从1980年起，人口近1000人的印度穆斯林村庄巴巴韦伊尔（Babawayil）便开始质疑高额嫁妆。该村起草制定了一份“无嫁妆文件”：它禁止女方家庭在结婚时提供任何嫁妆，并规定新郎的彩礼不得高于5.3万卢比，而男方家庭要承担婚姻、新婚礼服等开支。

终止印度的嫁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印度嫁妆制度根植于社会文化，仅靠法律是很难改变的。”印度克什米尔大学社会福利学教授贾瓦德·拉希德（Javaid Rashid）说。

印度政府也颁布了针对家暴的相关立法。1983年《印度刑法典》增设第498A条规定：如果一名妇女的丈夫及其亲属虐待该妇女，应处以最高三年的监禁，并可处以罚款。

面对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观念，反家暴立法的定罪率也不到两成。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2020年度报告，2020年印度法院总共审理了近两万起498A家暴案件，仅有18%的案件被定罪，75%的案件被判无罪，其余案件则还在审理中。

“法律不能直接解决受害印度妇女的需求。”印度知名女性律师萨卢·尼卡姆（Shalu Nigam）认为，政府应该为妇女提供医疗援助、短期寄宿家庭、托儿所设施、心理支持等切实的经济援助。

近年来，印度女性权利保护有了一定的进步。2020年8月，为了消除印度财产继承权中的性别不平等，印度最高法院对《印度继承法》的争议部分进行重新裁定。根据《印度继承法》修订案，在家庭财产分配上，无论女儿何时出生，她与其兄弟都享有同等继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