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何时开始错的
这种对胃口的事情，当然会吸引我去探究一番。不过经过之前关于“说服”的读音变化的调查和讨论之后，我发现仅仅确认哪个字正确还不够，还要去探寻一下到底这个“思维混乱”是如何造成的？否则还是只能面对各种笃定的话语：我小时候语文课学的就是怎样怎样。
在经历了上次的讨论后，这次再遇到朋友笃定地说“小时候语文课教的都是‘斯’人！”，已经学会直接反问一句：那你是几年级学的呢？还记得是哪个语文老师教的吗？如果连哪个老师教的都不记得，那怎么可能确切的记得老师那堂课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先放下“就是老师教的”这个执念，将思路放开一些，去探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分文三段来讨论吧：
孟子的原文到底是什么 语文课本怎么教的 为什么会出现记忆混乱
首先确认一下，《孟子》的原文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并不难找到答案，因为在所有我能搜到的古籍影印版中，无论是《孟子》还是关于《孟子》解读的著作，在这句话上，都是“是人也”，没有看到过一个“斯人也”。
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孟子》是“是人也”。
《孟子》
收录的汉代赵岐写注，宋代孙奭写疏的《孟子注疏》也是“是人也”
《孟子注疏》
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是“是人也”。
《孟子正义》中华书局版
即使我们把搜索的范围放大一些：
朝鲜的儒学家李珥写的《孟子谚解》，也是“是人也”。
朝鲜《孟子谚解》
日本宽政五年（1795年）印刷出版的朱熹的《孟子集注》，同样是“是人也”。
所以没有什么好疑问的，虽然不能穿越时空直接问孟轲他老人家，但确认《孟子》的原文是“是人”，并没有什么问题。即便不能否认，的确可能有“斯人”的书，只是我没查到，但至少可以肯定“斯人”并不是传统上《孟子》主流，至少在八股文的时代这么答卷子估计就要扣分了。
那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语文书印错了呢？
为了确认这个事情，我从孔夫子上买了5个版本的旧语文教材，分别来自人教社（1982年版、1987年版，1994年版，2009年版），以及语文出版社的2011年版。
你记得你当时的语文书是哪个封面吗？
从改革开放到这个世纪初，绝大多数中学使用的是人教版的语文教材，之后一些省市逐渐开始用其他版本的教材，不过这些版本太多，我们就选择了语文出版社一个新版本作为参考。
首先再追问一下开篇的问题：“天将降大任于x人也”这句话，是几年级学的？你还记得么？
答案是：不同教材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学的是人教版1982、1987和1994年版，都是第五册，也就是初三上学期学的。 如果是用的人教版2009年版，那是九年级下册，初三下学期学的。 如果是语文出版社2011年版，则是八年级上册，初二上学期上的这一课。
而翻书得到的答案也很明确，我们的语文教材上，教的也是“是人也”。
人教版1982年版
人教版1987年版
人教版1994年版
语文出版社2011年版
鉴于在之前关于“说服”的讨论中，很多人坚定的认为，即便字典、教材都是这样，但老师肯定是看“教参”，所以教的不一样。先不论语文老师会不会真的会和教科书拧着来教，老教参我也买了一本。教参版本当然更多，所以只买了当时使用比较多的，语文出版社出版的，首师大语文教研室对人教版1994版出的教参。里面同样是“是人”也。
那既然不是语文书上说的，又是哪里来的呢？
在网上关于这个“斯人也”的来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和猜测。我们一一来看。
首先一个观点，是说这个是来自港台地区尤其是影视剧的说法。这个说法如果是用在“说服”一词的读音中，是解释得通的，因为台湾地区的“说服”读音的确和我们不同（因为词典解释的词义也有差异）。但是这次却不能这么解读。
在台湾地区的教科书，以及辞典、文献中，基本上收录的大多也是“是人也”，虽然也有一些书籍、文章中有“斯人也”出现，但比例并不高，因此不太可能是他们影响到整个大陆地区的记忆。
我国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院官网资料库
有趣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的国语辞典中，“是人也”和“斯人也”都出现过，辞典编纂方的这个自相矛盾疏忽的确不应该。
《重编国语辞典修订版》2021
另一种说法，是说从清末开始，“斯人也”的说法就很多了，是在著名的清末小说《野叟曝言》里出现的。
清末民国年间，的确有一些书中有“斯人也”的字样，但数量很少，比例更是非常低，因此虽然能证明“斯人也”的用法也有些年头，但并不能成为“全民认可”的来源。
而且《野叟曝言》虽然有名，但这本很像网文时代的龙傲天穿越后宫18x小说，很难有多少全民影响力，也不会有多少读书人是从禁书中学孟子语录的。更重要的是，在《野叟曝言》的影印版里，也清清楚楚写着“是人也”。所谓“斯人也”一说很可能是现代扫描txt中被“勘误”而来的。
《野叟曝言》
而第三个说法，就很有些料了：
2006年，《中国广播》6月号发表了来自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署名为“晓言”的文章。提到了这个经常引用错误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认为这可能是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出现的错字有关。
《中国广播》2006（6），76页
这个观点的确很有意思，于是我又沿着这个思路去确认了一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最早，是1939年7月，刘少奇受邀为延安马列学院讲党的建设时，分两次给学员做的演讲，因为这演讲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应《解放》周刊邀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出来。1939年8月开始，《解放》周刊分四期连续刊载《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全文。
但在数据资料库中能搜到的《解放》周刊第81期影印版中，写的同样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并不是“斯人”。
《解放》周刊1939，第81期，13页
而在1962年，当时在毛泽东要求下成立准备出版《刘少奇选集》的“刘选编辑组”，首先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次整理，在1962年8月同时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刊出。
而这个版本中，已经将“天将降”这句话去掉，毕竟“天”这个封建主义的词在那个时代不好再说了。（在1939年版也打了个“？”表示不认同）。
而在这两个版本中间的，就是1949年版了，因为这版并没有发表在期刊上，所以没有电子版可以搜，于是只好又在网上买了一本当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旧书，还蛮珍贵的。
而在这个版本中，终于找到了我们寻觅已久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所以虽然我们不能确认这是“斯人也”的唯一或者主要来源，但至少这种解释有相当强的合理性。
作为21世纪的我们，很多人其实很难想象这本书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影响力，这是一本在1939年面世就轰动全中国的著作。当时广州、武汉陷落，汪精卫叛国，在这种危急时刻，《修养》一书是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员信仰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天下大任”以及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相结合的理论著作，在建国前就在全国被出（盗）版数十次。甚至在国际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形象代言”，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纳尔逊·曼德拉都多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重大影响。
在三个版本中，“是人也”的1939年版，出版了几十万册，“斯人也”的1949年版，出版了几百万册，而1962年版虽然出版量更大（近2000万册），但内容中已经没有了这句话。
而读过“斯人也”版本的几百万人，大多是当时社会中坚力量和积极向上的学子，加上当时《孟子》已经不是考试的必读教材，甚至逐渐开始被批判。所以“斯人也”随着这本书成为社会的主流认知，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测。
所以，虽然对于这种涉及近百年，几代人，几十亿人的文化演变，不太可能有人能精准还原历史，但至少我们可以有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虽然“是人也”一直是正统的和主流说法，但在晚清民国时代，也有少量图书写成“斯人也”。而刘少奇在1949年重新校审自己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时，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将原本正确的“是人也”改成了“斯人也”。而这种原本小众的错误写法，就借助这本书的巨大影响力，成为了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修养》一书的影响力。刘少奇身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小平同志语）”，同时也是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这本书算得上是当时全中国阅读人次最高的图书了（小红书语录在1964年才出版）。当然，这种影响力，或许也是当他和小平同志一起想纠正一些错误的时候，却反而引发更可怕的错误，最终因此而死的原因之一吧。
这个话题再扯就偏题了，只是在提一句我一直记忆犹新的话，来自小平同志为刘少奇所写的悼词。小平同志在悼词中提到，刘少奇在人生最后“处境最艰难时”说了这样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
所以回到开篇提到的那三个问题：
1，《孟子》的原文的确是“是人也”。虽然“斯人”和“是人”的含义没什么差别，不会造成歧义，但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各种古籍文献都可以告诉我们，“是人也”是正确的用法。
2，无论有多少人笃定的认为“我上学时学的就是xxx”，但我们能找到的，过去40年的初中语文教材中，都是“是人也”，目前也没有看到有任何人举出某个版本的教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篇课文中，用的是“斯人也”。因为找到老教材并不那么难，所以如果再有人这么想，你可以跟他说“你记错了”。
3，之所以造成全中国人大多记忆中都是“斯人也”，并不是来自于课本，而是来自我们日常的生活，小说、文章、新闻、广播报道、日常聊天等等，而造成这样广泛认知的，可能是源自1949年版《论共产党员修养》中的一个错字。
所以，如果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应该是 —— 我们总下意识认为我们所学习到的各种知识都来自学校课堂，而实际上社会往往才是一个更强大的信息来源，它会潜移默化的告诉我们真实或者错误的内容。
还有就是：不要过于笃定地相信自己的记忆，未必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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