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只有自觉，才能自主

2024-01-20 01:01

2023年12月21日，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的“国情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主题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作题为“只有自觉，才能自主：关于构建国情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的主题发言。王绍光教授认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是要有“破”的自觉和“立”的自信。他从政治学的角度指出西学之所以需要破的四个理由，并提出了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四个理由，即：悠久的文化、宽宏的视野、丰富的经验和傲人的成就，“这四条也是我们最基本的国情。”王绍光教授说。

王绍光教授强调，所谓自主理论体系是形成系统的、独特的、统一的看法。而这一体系的建立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长远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走过它发展的前三个阶段，才有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30年实现这样的目标。

本文由沈妍根据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的现场发言整理而成的，已经本人审定。

谢谢绍杰老师，我的题目是“只有自觉，才能自主：关于构建国情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刚才听了几位发言很多与我的题目有关，但是我发言比较务虚，谈一下我自己对这方面看法。

我理解，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首先需要两样东西，一个叫自觉，一个叫自信，而自觉和自信是连在一起的。关于自觉，最近谈得比较多的是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在费孝通90年代提出来以后谈得比较多。自觉这个概念比文化自觉更宽泛一点，不仅仅有文化方面的自觉，还有其他方面的自觉。

我们谈自觉，必须区分两种自觉，一种叫做自我认知，是指能达到一种自在的状态。毛主席也讲过自在的阶级、自为的阶级，在自在阶段，我们知道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个体，但是并没有对自己和别人深刻的认识。这种自在的状态是第一种自觉，比较低层次的自觉，即自我认知。

比较高层次自觉叫做自我意识，它能使我们有更多的自信，进入自为状态。达到自我意识意味着，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了解自己和其他人是不同的个体。比如说，中国人和西方人，我们的起点不一样、发展轨迹不一样、行为方式不一样、思考方式不一样、文化不一样，而且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当对这些东西都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即拥有了自我意识。当一个人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差别时，才会更加自信，从而更有自主行为的能力。创造自主知识体系，显然需要第二种自觉，即自我意识。

谈到创造自主知识体系，既需要破，也需要立。葛书记讲到了很多破的方面，周立讲了很多立的方面。毛主席讲不破不立，破是批判，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是当头，立就在其中了。

我们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就要有破的自觉与有立的自信。破的自觉解决为何破的问题，立的自觉解决何以立的问题。

先来讲破的自觉。我们要了解西学什么地方需要破。西学需要破的地方很多，这个话题比较大，在此，仅以我了解比较多的政治学或者跟政治经济相关话题来谈。

西学之所以要破，有四条理由，因为它具有狭隘性、片面性、误导性、颠覆性，我一个个讲一讲。

狭隘性。很多人把西方的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看作某种普世的学问，仿佛我们只需把它们概念、理论、方法搬过来就行了。其实不是如此。我们以社会科学里面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领域心理学为例，心理学进行心理研究要有很大的样本，但是最近研究发现：这些样本98%来自于WEIRD（怪异）地区，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缩写，即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意即欧美地区。来自于这类地方的人，提供了心理学研究98%的样本，基于其他地区样本的研究是相当罕见的。行为科学家经常依据“怪异”社会的样本，提出关于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普遍理论。可以说西方的心理学研究有意无意地假设，西方人是普世的样板，他们的心理架构、推理方式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模一样。这显然是个十分荒唐的假设，因为被心理学当做样板研究的欧美WEIRD（怪异）人，最多只占代表全世界人口的12%，是极小一部分人。可以说，“怪异” 社会成员（包括幼儿）是人们可以找到的、最无法代表人类整体的人群之一。

西方心理学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理论更是如此，都是视野十分狭隘的。西方政治学就是非常狭隘的。比如说西方政治学创始人伯格斯，最早188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政治学系。这个人就是种族主义者，他认为，只有“条顿人”（即欧洲新教国家的后代）才能适当地运作政治权力，对其他种族的人带有强烈的偏见。而且不仅仅他这一个人，回顾这门学科的诞生，人们发现，种族思维从根源上塑造了美国政治学，其影响远比之前人们认识到的要深刻得多。种族是主权的来源，是政权正当性基础，是划分民主与不民主社会标志。西方政治学后来延伸一套套理论，都是把自身的经验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以偏概全一种理论。他们自称是政治科学，实际上科学很少，政治非常之多。

政治经济研究中，我们大家都接触过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现代化理论。前者将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归纳为五个阶段，即起飞预备、开始起飞、走向成熟、高额大众消费、追求生活品质；后者则假设，经济现代化必然导致社会现代化，最后引向政治现代化。这些理论实际都是冷战产物。很多人知道罗斯托有本《经济增长的阶段》，但该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且副标题比正标题还要重要，即《非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一个反共宣言。现代化理论也一样，有大量研究可以表明，现代化理论实际是冷战工具，是美国情报机构、美国意识形态机构创造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运用现代化理论时对此并不知情，而是错把它当成中性的、普世的理论。即使撇开这些理论的意识形态不说，其中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也是非常狭隘的一种东西。

片面性。我以前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已经提到，西方讨论政治问题的基础是政体，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连续2500多年，一直到今天，西方的政治研究始终以政体思维作为一条主线。这个和我们中国人看待政治问题的视角大不相同。我们对政治问题的分析包含更多的维度，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政道思维方式。关于政体思维的缺陷，我以前已经说过很多，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误导性。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有句名言：“狭义上，普通人大约有 95% 是自私的”。这是把假设当作“理性”的标志，当作大前提，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并从中推导出来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许多修读经济学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事实。现在有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专业学生比其他人更加自私，更不愿意和其他人合作，原因何在？就在于他们把这些假设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当作待人处事之道，以为这是正当的。可见其误导性有多么严重。

颠覆性。比如，谈到中国政治的时候，你要用英文发表文章，我很多在美国工作的同行讲，你如果不把中国政权形容威权或者集权政权，你文章基本发表不出去。而且，我观察到，国内年轻学人向外刊投稿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将authoritarian之类词加到自己稿子里面去，为的是避免审稿人枪毙自己的稿件。概念本来应该是分析的工具，但实际上，威权这个概念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分析工具的价值，它无非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污名化标签。由于威权这个概念本身不能作为有效的分析工具，西方学者在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身上时，往往需要在它前面加上形形色色的形容词，诸如革命性、柔性、弹性、灵活性、适应性、正当性、参与性、负责任性等。其实，如果把这些形容词加在一起，它们描绘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政权，但配上威权二字，好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可见威权这个概念就是对非我族类政权进行污名化的工具，是带有强烈的颠覆性。如果使用这个概念，我们已经把自己的政治体制放在一个没有正当性基础上，使得你处于百口莫辩的境地。只有放弃或者批判这种概念，你才能自信起来。

立的自信也有四条理由，即悠久的文化、宽宏的视野、丰富经验和傲人的成就。其实，这四条也是我们最基本的国情。

悠久的文化。如果看中华文明，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绵延久远的文明，有人讲我们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个我们不去争论到底是不是唯一，但是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是一个绵延久远的文明，绵延大概4000年到5000年。中华文明是充满活力的文明，我们文献里面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它是不断地变化的，我们过去几千年一直都在不断变化，并不是一潭死水，像以前很多人的说法那样。中华文明是一个天下一统的文明，大一统意识根深蒂固，在过去几千年历史里面统一兴盛是常态，分裂衰败是变态。中华文明又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文明，虽然大一统，但同时它又包容、吸收、消化异质文明，在多元融合中间不断更新自己，所以我们才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最后，对于我们学者来讲很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是一个遗产丰富的文明，除了25部正史之外，从政治研究来讲还有通典、文献通考、通志等等大量的政书，对于我们理解、总结过往经验都非常有帮助。有这么多丰富文献的文明，在世界上是很难找到的。

宽宏的视野。中国从商周以后便是许倬云所说的复杂共同体，它的空间和人口规模已经很大了。所以在这个政治环境底下生活的人思考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会考虑得复杂一点，而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人生活在一个小地方。希腊大概有1000多个城邦，绝大多数城邦比中国村大不了多少，很多相当于中国一个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生活的雅典比较大，但人口不过25万左右，相当于中国一个县城。你在一个小村、小镇、小县城生活久了，思考政治问题就可能比较简单化，所以他们发展出政体这个概念。今天仍是如此，中国人口规模比OECD38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日本这样大国）的总和还要多3500万人，所以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比他们更加复杂一些。我们有这么大国土、这么多人，如此丰富的多样性，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加宽宏的视野。中国内部比较也许比欧美跨国比较还有意义，因为可控变量会非常多，更容易找出一些关键变量。这个宽宏视野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思维方式不一样，我们重整体、重实质、重归纳、重和而不同，而西方思维方式重个体、重形式、重推理、重排中律，重同而后和，强调你必须和我一样，我才跟你和，否则的话，我跟你不和，一直跟你斗下去，你死我活。

丰富的经验。包括五千年治国理政智慧，新中国70多年来治国理政方略，也包括过去45年改革开放以来治国理政的经验，这个我不细讲了，今天早上发言者和下午发言者好几位谈到了我们现在一些经验。

傲人的成就，这更不用讲了，国情院的人都非常熟悉。如果按GDP增长率计算，从1950年算起到2022年，70多年平均有8.58%增长率，全世界人类历史上，这么长时间里面保持这么高的增长率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个无比傲人的成就。对比西方，对我们的成就，就更加有骄傲的理由，因为我们不对外侵略，没有实行过殖民主义，没有搞过奴隶制就发展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人间正道。

所以要有有破的自觉，再加上立的自信，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基础来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也许需要很长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发展可能会经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形成自己问题意识，自主研究，对我们中国这个个案，进行独立的研究，比如周立刚才提到的很多研究。

第二阶段，形成自己独特的看法，包括形成自主的概念，用的关键概念不再是从别的地方盲目照搬过来的，我们自己创造新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仅能解释我们自己，也可以解释我和别人的差别，解释别人。

第三阶段，形成系统化的独特看法，这不光是概念，而是概念体系、自主理论。

第四阶段，形成系统的、独特的、统一的看法，这就是自主理论体系。习总书记期待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建立自主的理论体系，这是我们的长远目标，要走过前三个阶段才能走到第四个阶段。

最后，这套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看法得到外人的承认，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这里所说的国际，并不仅仅包括欧美，更主要的是包括亚非拉国家，如果他们都认可，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就变成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是长远目标，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30年我们有机会实现这样的目标。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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