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师的忧虑：“传统文化进校园”，似乎哪里出了问题？

作者 | 谷雨天

退休中学教师

原创出品 | 思想潮

“传统文化进校园”，这是一句基础教育工作者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中小学常用的一个口号，当然更是中小学常搞的活动，比如穿上汉服举行成人礼，在操场上千人集体童声朗诵“三字经或者论语、弟子规、三字经某些段落，唐诗宋词等等。

这应该是好事，或者必须是好事。任何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大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说传统文化“进”校园，，从这个“进”字看，大致可以理解为校园里本无传统文化，又因为很重要，所以需要把传统文化请进校园。

对于这一点，我有些不同看法。在我看来，请不请进来，学校都一直、都从来就不缺“传统文化”。当然如果一定要看得到摸得着的物化的东西才算，那我也没办法，比如弄一块大石头，刻上“忠”和“孝”字，再比如在校园里到处挂上二十四孝图，在校园最显眼的地方弄一尊孔、孟雕塑，再再比如每层楼的廊道墙上挂上各种各样京剧脸谱或者别的什么剧种脸谱。

以上各类可见可触及的传统文化的确不在校园里做就没有，不在校园里搞就没有，要有，就得“进”。

有形的，通过我们的感官能直接感受到的传统文化，的确需要花费人财物来体现，但也有许多传统文化的内容是无形的、却又大量的、每时每刻都存在于学校的教学和学习生活、工作中的。换句话说，根本不用刻意地“进”校园，它一直就在那里，有时候还被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强化、固化。

比如开大会的主席台及其按职位高低的座次。我在一篇短文谈到过，认为学校里面不到某种特定时刻不宜设立主席台。尽量避免有悖平等价值观的标识出现在校园里。论等级排座次、谁职务高谁就可以居中居上，在官场也许可以叫做规矩、秩序，在学校里却不是问题，是涉及到核心价值观（如“平等”）的教育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叫做“礼”，它的“精义”在于“防”字。《礼记.坊记》中说：“君子之道，辟则坊（防）欤？坊（防）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礼’通过制订一系列制度规范，又与内在的仁学结合，成为整治民众、确立社会秩序的高妙手段。”（冯天瑜《中华原典》2006年5月第一版）

到了学校，则发扬光大为听班长的话，听老师的话，听家长的话，听领导的话，课堂上、学习中听标准答案的话了。教服从、教听话的教育很难教出有独立思考习惯和能力的人，更难于教出有批判思维、有创新创造潜质的人。

这样的教育放在农耕文明时代尚且可以，但在后工业化的4.0时代，以信息化、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恐怕难以适应今天人格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了。

再比如，班级文化建设中的班集体荣誉总是高于班级成员个人。班主任制度是我国独特的一种被叫做德育的班级管理模式。核心是班级利益班级荣誉高于个人。看似合理，实则有些偏颇。从文化学角度看，依然有传统礼教的影子。

又比如极端的“学以致用”，以考试为核心的课堂教学。诚然，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特点，的的确确曾给世界带来了贡献。正如李约瑟、薮内清所指出的：中国的技术发明通过蒙古西征的途径传至阿拉伯，再到欧洲，促进了西方“实现理论与经验、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但是，“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性的发展”，也使得“它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现代生活和科学前进道路上显得蹒跚而艰难”。（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又比如，学生普遍不主动对教学提出质疑或者批判；比如教师们尽管嘴上说提倡孩子们独立思考，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但在私下里评价学生时，总是议论谁谁谁听话，谁谁谁不听话,总是自觉不自觉依那个标准答案做优劣评判。这都与传统文化中那种重守成，轻创新、重等级秩序、排斥批判质疑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坦率地说，我始终想问：如果课堂教学里没有学生自主提出质疑，课堂教学里没有问题进行真正的讨论、辩论，这样的课有什么用？还是那句话：

这样的符合传统文化的教学放在农业文明时代（特别是（中、近古代的农业文明）行。放在今天，不行！

中国历史上秦灭汉立，“汉儒们承亡继绝，重建礼制，而且将其规范化、普及化、世俗化。这种规范、这种尊卑秩序的文化传统，不加鉴别不加改造地进校园，其实是在不知不觉地将学生们导向顺从、服从、一脸真诚地说假话，假讨论，假思考，假互动充斥校园和课堂。之所以说假，是因为，每一次的思考和每一次的所谓讨论，都无例外地指向那个暂时躲在幕后的统一的标准答案。

还可以举出许多精神层面的传统文化（糟粕）现象，这些，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依据，都是不“进“自来的。

例如，普遍存在的学校行政领导“退居二线”者，大都“羞”于重新走上教室的讲台。总认为自己是管教师、管教师上课的。实话实说，这基本上成了很多学校的潜规则。以前做校长不上课了，从校长位置退下来怎么就不能再上课了呢？把官场上的陋习习惯性地移植到学校。

从文化史角度怎么看怎么都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轻视、蔑视普通教师的劳动，鄙视教师劳动的现实翻版。毫无疑问这是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权力崇拜的当代翻版。

凡此种种，都可以找到传统文化中属于糟粕的那一部分的影子。不用费劲地“进”，它早就并且一直就顽强地植根于校园呢。

那么，是否就不需要传统文化进校园了呢？当然不是。

校园需要“进”的传统文化，必须是“博大精深”中华传统文化中真正优秀的部分，同时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把防不胜防、撵都撵不走，鬼魂附体般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清理出去，“清”和“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可以。

传统文化“需要弘扬，但需要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传统文化（原为‘国学’）有利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但对传统文化必须进行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和现代性的鉴别，既不是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更不是全面回归往古，甚至以古非今！”

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是让“其中在今天仍然有合理性、能够经过创造性诠释和时代性转换而发生积极作用的文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优秀文化。”（上述两个段落均引自李宗桂先生《中国传统文化探讨》一书）

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可以进校园呢？比如《易传》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正道直行之精神；以及求实务实、民为邦本（还有许多，不一一例举）等等等等。

即便如此，也须赋予时代精神，进行现代性改造，而不得照搬。

最最重要的也许是：在热热闹闹地“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同时，弄懂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现代人是什么关系？农耕文明时代孕育并发展起来，且不断被完善强化的传统文化在今天工业4.0时代的教育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凡此种种问题，值得玩味，值得深思。不是弄块石头，刻上四言八句就算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