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美国“堕胎权”风波引发欧洲争论；匈牙利真的拥抱了强人政治吗？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欧洲堕胎权的演变与争议
长期以来，在讨论堕胎权问题时，欧洲经常被视作“自由主义的堡垒”。然而，尽管欧洲议会在2021年宣布安全堕胎是一项基本人权，但在实际操作中，欧洲各国的情况却大相径庭。北欧国家是最早实现堕胎合法化的国家之一，在支持堕胎权利组织编制的《2021年欧洲堕胎政策图录》中，瑞典排名第一，允许女性在怀孕18周之前堕胎。相比之下，东欧和南欧国家对于堕胎的限制则较为严格，这些国家正围绕堕胎权问题展开着激烈斗争。
日渐收紧的堕胎政策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2020年，波兰颁布了针对堕胎的“近乎全面的禁令”，高级法院裁定女性不能因胎儿缺陷而终止妊娠；仅允许女性在被强奸或乱伦后怀孕以及女性的生命因怀孕而处于危险的情况下选择堕胎。这条禁令在波兰国内引发了巨大反对，并凸显了波兰农村保守地区与自由化的城市之间的冲突。此外，这条禁令背后也存在严肃的政治问题——做出裁决的法院被视为与执政的“法律与公正”（Law and Justice）党关系密切，该禁令也受到了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团体的推动。[1]
波兰的严苛禁令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2021年，一名30岁的孕妇在波兰南部普什奇纳的一家医院中死亡。据悉，该孕妇在怀孕第22周时因羊水破裂而住院。医生在其住院期间证实了怀孕期间的出生缺陷情况。在治疗期间，胎儿的死亡使该名妇女陷入感染性休克，最终不幸身亡。代表该妇女家人的律师表示，医院之所以选择不进行可能挽救生命的堕胎手术与此前颁布的堕胎禁令有关。在消息传出后，禁令批评者和妇女权利组织表示，这是波兰医生害怕实施堕胎，害怕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直接结果。[2]另一方面，波兰的堕胎禁令也给逃离战争的乌克兰难民带来了额外的问题，其中包括遭到性侵犯的受害者，由于受害者们无法提供报告犯罪的文件，因此她们很难争取到堕胎的机会。[3]
除波兰外，东欧的其他国家也一直在收紧堕胎政策。在匈牙利，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右翼政府将为医院提供额外资金的条件与不进行堕胎挂钩。匈牙利妇女被要求在进行堕胎前接受两次强制性咨询。在斯洛伐克，执政党的立法者多次试图收紧堕胎服务，尽管这些尝试均以微弱的差距被否决。
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天主教国家，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认定为非法。马耳他有着欧盟最严格的堕胎法律，妇女们需要通过在线订购堕胎药来规避该国的禁令；其他人则必须出国才能进行堕胎。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来自马耳他的中右翼议员萝伯塔·梅措拉（Roberta Metsola）成为了欧洲议会议长，马耳他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随即成为了焦点，梅措拉此后公开反对了呼吁该国女性应该获得安全堕胎护理的报告和决议。
但即使是在堕胎合法的欧洲国家，女性在获得堕胎服务方面也可能面临种种困难。在意大利，约70%的妇科医生表示他们出于良心拒绝进行手术。这种情况使妇女难以及时获得安全堕胎的机会，有些人不得不出国以获得所需的护理。在西班牙，女性面临着类似的障碍，堕胎是合法的，但有些人不得不跋涉数百公里才能找到愿意提供手术的医生。一些国家则设置了堕胎咨询和进行实际程序之间的强制等待时间，这在名义上是为了避免妇女在匆忙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却成为了妇女堕胎的另一个障碍。
美国“堕胎权”风波引发欧洲争论
在5月2日美国最高法院试图通过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消息遭到曝光后，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也纷纷做出回应。对于自由派领导人而言，此举无疑代表着倒退；而保守派则试图效仿美国的行为，为收紧堕胎权做出新的尝试。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消息曝光后，苏格兰政府领导人尼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在推特上表示：“妇女拥有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这是一项基本人权。经验告诉我们，取消合法的堕胎权并不能阻止堕胎的发生。它只会让堕胎变得威胁，让妇女的生命面临更大的风险”。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也反对针对堕胎的潜在限制。萨迪克说：“今天，伦敦与美国各地的女性站在一起，罗诉韦德案体现了女性对控制自己身体和获得医疗保健的基本权利。该权利不能也绝不应该被取消。”
与美国不同，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堕胎禁令是通过立法程序解除的，而非取决于法院判决。大多数欧洲国家允许女性在怀孕15周内，在无任何限制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堕胎，这一限制早于罗诉韦德案设定的23周左右的时限。但在15周之后，女性通常只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堕胎——这通常取决于女性所在的国家，部分国家的医生可能拒绝提供堕胎手术。
2018年，爱尔兰废除了号称世界上最严格的堕胎禁令，但美国的堕胎权之争则让当地的堕胎权利团体感到担忧。当地活动人士担心政府计划将国家资助的妇产医院的控制权移交给与天主教会有关的慈善机构，并希望美国的堕胎权风波能激发民众的抗争意识。担任爱尔兰议会卫生委员会成员的若辛·肖特尔（Roisin Shorthall）女士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我们不希望看到爱尔兰妇女的生殖权利受到类似的削弱，而这种削弱可能是隐性的。”
与之相对，西班牙极右翼Vox党的律师和立法者罗德丝·门德斯（Lourdes Mendéz）为这一消息而欢呼，她在推特上问道：“西班牙宪法法院会诚实且公正地裁定堕胎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并且宣布它违宪吗？” 保守的英国遗产党领袖大卫·库尔滕（David Kurten）则表示美国最高法院的做法将“拯救美国每年数百万未出生儿童的生命”。[4]
尽管欧洲各党对于美国的堕胎权之争的反应各不相同，但堕胎问题研究者、巴斯大学讲师詹妮弗·汤姆森（Jennifer Thomson）则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在西欧很容易解决；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与特定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有关，在这种制度下，最高法院是法律的最终解释者。在西欧，我们根本看不到关于堕胎的那种政治辩论，人们对此缺少兴趣。”但对于东欧以及中欧各国来说，这一说法未必准确，考虑到波兰颁布的严格禁令、保守党与宗教势力的干涉意愿，欧洲的堕胎权是否会进一步紧缩还尚未可知。
许多自由派欧洲官员同样对美国堕胎权之争带来的后续政治影响表示忧虑，他们指出堕胎权问题很可能影响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以及2024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在上一任期内对美国司法体系造成的冲击，以及其追随者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动，预示着这位前总统可能重返白宫。对此，自由派的欧洲官员强调，不论特朗普是否会再次上台，欧洲都应该保持团结，确立自己的竞争力，不能仅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附录。在国际局势动荡的当下，欧洲的自由派对美国引发的这场文化与政策风波表示出了强烈的警惕。
引用文章：
[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abortion-right-europe-vary-widely-getting-squeezed/
[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and-abortion-health-care-pszczyna-barbara-nowacka-pis-european-parliament-sylwia-spurek/
[3] https://www.brusselstimes.com/218090/ukrainian-refugees-ignite-abortion-debate-in-poland
[4]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03/us/europe-politicans-abortion-supreme-court.html
欧尔班再次连任：匈牙利真的拥抱了强人政治吗？
4月3日，匈牙利四年一度的大选结果出炉，现任总理欧尔班的青民盟（Fidesz）及其附属政党匈牙利基督教民主人民党获得了53.13%的普选票，在国会的199席中拿到135个，成功连任。这已经是欧尔班第三次连续胜出。
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表示，匈牙利不能支持欧盟目前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方案，其中包括禁止石油进口。
在此次大选前，匈牙利长期互相对垒的反对党们第一次成功组建了反对欧尔班的大联盟。这个名为“匈牙利团结联盟”（United for Hungary）的反对派联盟在此前民调预测中有望获得40%的选票， 有机会成功挑战欧尔班及其政党的政治垄断地位。但最终，他们只拿到了35%的普选票和56个议会席位。不仅没能撼动欧尔班的权力，普选票的得票数还相比之前分散的反对党更少。
面对欧尔班的再次连任，“欧洲价值“的支持方报以了极大警惕。他们认为欧尔班代表的颠覆性的力量在欧洲站稳了脚跟。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穆勒（Jan-Werner Müller）的文章“为何独夫长存”，将欧尔班的执政风格和普京并列为欧洲的人权与民主价值的威胁。文章认为欧尔班通过替换法官、修改宪法、重新划分选区和控制媒体，让青民盟的执政变得无人能够挑战。文章站在大西洋主义的角度，呼吁欧盟和拜登政府共同对欧尔班采取措施。
科技批判作家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则在一篇评论中把欧尔班和班农、特朗普联系起来。他认为，欧尔班代表着新自由主义在21世纪的全球变体——追求权力垄断的保守主义。基恩在文章中称，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自由主义，起初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共识的，这使得保守主义者如里根和撒切尔，自由派如克林顿和布莱尔，都能够纳入同一脉络下，形成一个连续谱系。但到了21世纪，自由市场的共识开始崩解。保守主义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继承者。这一脉络下出现了诸如商人特朗普、谋士史蒂芬·班农和硅谷大亨彼得·泰尔这样的人物。这些人的特点是他们不再追求市场经济，反而更注重经济和权力上的垄断地位。社会政策上他们也不是“保守”既成之物，而是激进地改变现状，寻求用自己的理想去改造社会。
基恩认为，要在这样的脉络里才能理解欧尔班式的政治在当代政治思想中的位置。在他看来，欧尔班也在追求权力的垄断和集中，遵循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保守政治。
然而，这些对欧尔班的分析都集中于批评他对权力的垄断。而没有触及欧尔班及其政治在匈牙利社会中的基础。
《新左评论》在4月刊登的一篇分析文章描绘了为何欧尔班的反对者们一败涂地。在文章中，学者希本柯（Kyle Shybunko）认为，匈牙利社会并不像很多人描述的那样痴迷于保守主义或强人政治。比如，青民盟在这次大选中安排了和投票同时进行一项全民公决，旨在限制同性恋人群的部分权利。但是人们对此并不热衷，全民公决最终没有达到50%的有效门槛。他还认为，尽管青民盟如欧洲自由派所说的那样，有各种各样的在合法边缘操作选举（比如2018年议会通过了选举法的修改，使得居民可以在他们住址之外的选区注册，又比如通过一系列手段使海外居民投票的难度增加，使那些倾向于投反对党的人更难前往票站)，但欧尔班的执政之所以稳固，还是因为反对党自身的种种不济。
希本柯在文中提到，团结联盟是之前的匈牙利反对派的组合，包括了从左到右的各个政党。其中最大的两个政党分别是匈牙利社会党（Hungarian Socialist Party）和“尤比克”（Jobbik，是“争取更好的匈牙利运动”的缩写）。前者由社会主义时代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改革派改组，号称中间偏左；后者则是以天主教右翼和民族主义著称。
这次的选举结果中，这两个政党的权力都进一步缩水了。2018年的议会中，他们分别占据15席和17席，但这次都各自只拿到9个席位。值得警惕的是，反而是“尤比克”分裂出去的，由其前副主席László Toroczkai组建的极右翼政党“祖国运动”（“Mi Hazánk”）拿到了6%的选票和7个席位。希本柯认为，这一结果是因为这两个政党都没办法处理自己先前的政治负资产：社会党在90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给选民留下了相当差的印象。而“尤比克”则机会主义地试图从右翼转向中右翼，但反而让其党内的极右翼转为对手，左右不讨好。
新组建的反对派联盟相当程度上是在模仿欧尔班的政党和意识形态。他们推出的总理候选人是独立候选人马尔基-扎伊（Márki-Zay），他此前是东南部城市霍德梅泽瓦沙海伊（Hódmezővásárhely）的市长。反对派之所以会选择他，是因为他非常类似青民盟的候选人。他曾经声称自己是欧尔班的支持者，后来才与之分道扬镳。在地方首长选举中，他正是以保守天主教右翼的形象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反对派联盟希望营造一个亲近保守中产阶级的形象。
然而，这个策略反而让反对派再次失败。在布达佩斯之外的青民盟主要票仓——中产小城镇中，反对派几乎全军覆没。可见，模仿欧尔班吸引匈牙利普通中产的路线没有产生足够效果。
希本柯认为，反对派太过于强调自己在捍卫所谓的“欧洲价值”，而没有能够给出足够吸引匈牙利选民的社会经济政策图景。比如，反对派主张废除青民盟在2018年推行的“奴隶法”。这一法案是匈牙利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标志——规定加班不设限制，工资可以延期36个月支付。然而，除此之外，反对派自己的纲领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如果都是这样，那么选民为何不支持欧尔班呢？毕竟欧尔班画出的经济蓝图看起来更吸引：他承诺在未来把匈牙利提升到西欧发达国家水平，并且以“不自由民主”的方式在西欧面前维持这个欧洲边缘小国的尊严和独特身份。
文章还指出，欧盟的意识形态也被现实的经济纽带所削弱。在2月份时，欧洲法院裁决认为欧盟委员会有权就匈牙利是否遵循“法治原则”在预算上加以限制。这使得布鲁塞尔有了一种对内“制裁”匈牙利的武器。近期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已经宣布将对匈牙利使用这一权力。然而，欧尔班的政府在经济路线上仍然以投资环境吸引德国企业。他们还在和德国商议计划推广德国式的学徒制教育，将更多的匈牙利青年培养为德国工业产业链上的工人。与此同时，他们还正在和欧盟商讨如何给予乌克兰难民打工权，吸纳他们作为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看似冲突不断的西欧和匈牙利强人领导人 之间的关系，大概并不如意识形态上那样矛盾重重。
参考文章: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hungary/2022-04-19/how-autocrats-endure
https://lithub.com/what-comes-after-neoliberalism-and-is-it-worse/
https://newleftreview.org/sidecar/posts/orban-victo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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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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