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刑事案件中的羁押与会见

在新冠疫情持续了近三年后，我们依然看到每天激增的病例，遍布各地的中高风险地区，以及不得不坚持“动态清零”被层层加码。除了核酸检测，各行各业都很凋敝，生活苦不堪言。而刑辩律师，在这三年中，体会到的酸甜苦辣，尤为深刻，因为他们的感受中，还包括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心酸无奈，那种被压抑到极致的沮丧心理！

我曾在半年多前的文章《疫情2.0时代的看守所会见》中抱怨过今年的看守所会见比过去两年更艰难了，“会见是律师与羁押的被告人沟通的唯一渠道，在当下羁押率如此之高的情形下，不让会见，实际上剥夺了嫌疑人、被告人与律师正常沟通的权利。”回顾这大半年来，确实大多数本应获得的会见都没有被允许，羁押的嫌疑人或被告人继续羁押，疫情似乎成了所有刑事案件长期未决羁押的更正当理由。

羁押时间最长的唐某文，从疫情前的2019年2月至今，在天津某看守所已经快四年了，还没有等到一审判决，仍在无限期羁押中。以前以三年为限清理过超期羁押的，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都不止三年了，明明无罪却不给判决，有病也不给取保，时间越久对结果越绝望。今年因为疫情原因，只被允许会见过一次。羁押代理了本不应由其承受的刑期。

前不久，两高三部出台关于取保候审的新规，我们对羁押在山西某看守所的朱某清，因病获得取保抱着很高的期待。空洞型肺结核加上病毒性肝炎，任何一种疾病都不应该收押，可迄今为止，不但没法正常会见（未在看守所会见过一次），还迟迟不给取保。在我们要求下，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听证会开了，变更强制措施却遥遥无期，真担心他死在看守所。

周泽律师在《疫情之下，取保候审是对辩护权最好的保护》中提到，“疫情期间，没有一个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得到疫情之前那样的律师帮助和辩护”，我感同身受。有些经历，所有刑辩律师，都是心有戚戚焉的。有些地方因为疫情封了看守所，至今不让会见，好不容易能会见的，也都是视频会见，律师与被告人的沟通效果差不说，毫无私密性可言。身处看守所时间越久，他们的权利越是得不到保障，但是现在什么都是让位疫情防控了。

即将开庭的浙江衢州某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很多来自北京，我接案后一次也没会见被告人，看守所就被封了，不让会见，说找当地律协视频会见，当地律协说，外省律师不安排视频会见，让找看守所，就这样踢皮球。马上就要开庭了，一次没会见，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甚至庭前会议，也没法提被告人到庭或者视频参加，法官也苦笑却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看守所的管理并不归她管。

疫情也延缓了大部分案件的开庭节奏。湖南长沙的某涉恶案件，经历漫长的侦查和审查起诉，自去年8月被起诉到中院，一年多了，没有开庭，连庭前会议都没开，简直没法想象。再这样持续下去，即便无罪的被告人，也在看守所羁押中服完了没有判的刑。对于法院而言，还敢判无罪吗？还敢判比羁押时间更少的刑期吗？长期未决羁押只会导致更重刑罚。

方法也不是没有，但是没人敢做，没人敢担责。周泽律师曾建议像他代理的河南“轮毂案”一样，开庭前或判决前可以全员取保，届时再根据实际判决收押。在疫情防控如此严格的今天，普通人都被管得死死的，取保的被告人能跑哪里去？可是我知道，这是他自己想得美！我也曾提出，可以在各地律协、司法局甚至派出所设置远程会见点，既避免律师长途奔袭，又免去了疫情防控之风险。很难做到吗？

最近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我们团队的五位律师中，四位曾遭健康宝弹窗，或难以出行，或困在异地，或居家隔离，严重影响了办案。以前最常见的出差，现在变成了冒险之旅，去时好好的，又可能回不来了。在异地被拒绝会见，被居家隔离，被集中隔离，滞留不能归，都有可能。时间成本、出行成本大大增加不说，很多案件办理的效率和质量大受影响，最终损害的可能是当事人的权益。

从根本上来说，一切都要服从防疫大局，可正常人的权益尚且得不到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个沉默的群体，谁又能替他们发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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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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