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这本书试图答“李约瑟之问”
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史进程的现代科学，为什么萌发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华、伊斯兰或拜占庭帝国。这是反直觉的历史发展，考虑到12~13世纪时，西欧在经济上还比中国落后，拜占庭帝国说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语言，而阿拉伯学者代表着当时科学的前沿。
下面这本书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Islam，China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试图，对上面耐人寻味的问题，给出历史的解释。作者（Toby Huff）的结论颇有点让我意外，他并没有像一些科学史学者那样，把中国科学的落伍直接归咎于公理系统和形式逻辑的长期缺失，而是认为更本质的原因是，西欧有别于其他文明圈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层面，另一个是制度层面。
第一个方面是十二、十三世纪新办的追求思想自由的大学。第二个方面是法治。我没有时间，又不懂政治学，就简单概诉第一个方面吧。
十二、十三世纪在牛津、巴黎、博洛尼亚的大学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存在。它们是介于同业公会（guild）和城邦国之间的小社会。800多年前，这些世界上最老的大学就有了教授治校的传统，有了同时独立于教堂和国家的特殊法律地位。最初的西欧大学只开4门课：希腊哲学，医学、法律、神学。希腊哲学是所有其它课程的prerequisite。
迈向现代科学的关键一步是，游历欧洲各大学研究讲授神学的托马斯·阿奎那（后来深深影响了牛顿）。他借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实现了对希腊自然法理论的神学改造。阿奎纳将法则分为四大项：永恒的、自然的、人类的、和神授的。永恒的法是天主治理所有生物的根据，自然的法是人类在永恒法则中的“参与”部分、并且可以透过理性得知。
阿奎那的神学自然法代表了古典自然法理论的巅峰，他将自然法的本性概括为实践理性。阿奎那认为人的理性不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而是人的自然本性。理性与启示之间存在重合的关系，有些启示真理是理性可以认识的，也有一些启示真理是理性不能认识的。人类既可以具有理性所领悟的洞见，也可以具有信仰所领悟的洞见。
要验证作者的观点：没有西欧最老的那几所大学传播的阿奎那的神学自然法理论，就没有现代科学这一观点，我们只需注意一个有趣的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共同点。那就是先贤神明神秘论，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现世学者的任务就是更好地解读经典（恕我直言，更多的所谓的国学家是鼓弄玄虚的卖弄和欺骗）。
强烈对比下，西方认为，哪怕是上帝（更别说什么先圣了）创造了世界和其运行的法则，人的灵性和快乐在于独立理性地去观察并努力理解这个世界，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有天赐的选择权。
十二世纪后，伊斯兰社会的话语权完全落入了宗教领袖之手，最极端的教派甚至禁止人们探究自然。世间一切因果都是真主的意志，不就故事结束了吗。
中国科学的发展倒没有像在伊斯兰文明圈里，受宗教的束缚，但不幸多了另一个工具障碍。那就是汉语逻辑的松弛，行文很容易发生歧义。本书作者惊叹，同一个汉语句，译成英语后可以有两个或更多不同的语义，有的甚至是逻辑上互逆的。我在茶坛里与很多网友争论过，一些有趣的但不利于科学进步的汉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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