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到“嘉庆中衰”：看清帝国如何极速衰退zt
“和珅跌倒漫话”
嘉庆帝坐像
乾隆作书法
从十八世纪末“康乾盛世”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短短不到半个世纪，大清王朝从世界强国变为世界鱼腩，甚至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演变成如此可怕的结局？从大清帝国乾隆朝到鸦片战争时的道光朝，中间就是嘉庆朝。嘉庆朝，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为新政伊始，然而却以“嘉庆中衰”尴尬落幕，嘉庆朝是如何出现这样一个极速下滑的？本文带您一起，历览嘉庆朝的辛酸苦辣。
1、禅让交接：初登大宝
嘉庆，名颙琰，作为乾隆的第十五子，十三岁时被乾隆立为太子。乾隆看中的是他的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性格自制力强，少年老成；第二，品质“端醇”，生活俭朴，谦逊有礼，情商高；第三，学业精深，对儒学颇有心得，修养牢固；第四，五官端庄，仪表堂堂，举止高贵，镇定自如，谈吐有条有理。
唯一遗憾的是，性格似乎过于老实庄正，缺了一点机灵圆通。
禅让之后，年轻的嘉庆每天早睡早起，认真出席适合自己身份的每个重要活动，对所有事务，贯彻“三不”方针：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谨遵一个原则：万事听老皇帝处分。《清史稿·仁宗本纪》描述：“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病故，尽管嘉庆十分悲伤，但他还是下令丧事从简，只停朝五日，素服七日。
2、初掌权柄：小试锋芒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老皇帝乾隆去世。第二天上午，嘉庆帝就下旨：免去乾隆朝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为太上皇守灵，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自出入。下午又下旨，指出白莲教起义迟迟不能平定，是因为奸臣当道，是贪腐官员的总后台。初五，即有刘墉等人上书举报和珅贪赃枉法的种种事端。初八，嘉庆下旨逮捕和珅，并对其抄家，随之一批令世人瞩目的巨额财宝，世称“八百兆有骑”即八亿两白银，相当于当世清政府15年的财政收入。于是这笔财富从和珅的地窖中被收缴，进了嘉庆帝的国库。这就是轰动当世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传言。十天后，审判完毕，嘉庆赐和珅白练自尽。
和珅的地窖一角
这样一场重大的高层政治变更，嘉庆就出色地完成了，可谓雷厉风行、手段老辣。对比一下，当年康熙爷诛杀鳌拜，尚且用了49天，而今嘉庆仅用了15天，初次独掌权柄，牛刀小试，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即使是古往今来，能在半月间扳倒第一权臣，如此干脆利落、迅猛彻底，并不多见。从此，举国上下，无不对新皇帝刮目相看。
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轮到荡平白莲教起义了。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初七，正当乾隆帝得意扬扬地举办禅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的烈火越烧越猛，席卷五省。乾隆帝只知愤懑和仇恨，找不出原因，更谈不上拿出有效应对措施了。而嘉庆却有清醒的认识，他冷静地分析出大乱源头就是“官逼民反”。嘉庆认为：“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剥削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腐败已经成为了关乎大清帝国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要平息起义，首先必须刹住从上至下的贪腐之风。而刹住贪腐之风，就要从首贪和珅抓起。所以，诛杀和珅，也体现了嘉庆皇帝对于处理复杂局面，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高屋建瓴的战略。以诛杀和珅为开端，嘉庆帝又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措施。亲政后第二个月，下旨减少出行费用，又禁止进贡古玩字画、奇珍异宝等，树立节俭的高大形象。
随后又烧了“三把火”：
第一是“求直言”，充分发挥建言和进谏的作用。在皇帝的鼓励下一时之间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良好局面。一些有识之士向嘉庆指出了一系列用人问题，揭发了一批贪官，使嘉庆对大清时局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一大批被揭发的贪官，受到了严惩。
第二是“惩腐败”，掀起反腐大潮。撤换了一批省部级高官，一批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中枢和高层。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初在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封疆大吏中，六个被撤换，变更过半，如：两江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云贵总督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有河道总督二人被撤换。
第三是“整军事”，扑灭白莲教起义的烈火。通过惩办贪污、人事调整，初步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通过各级官员的直言进谏，嘉庆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腐败、权利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军营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滥支军费，中饱私囊。由于军费被侵吞，士兵难以生存，发生集体逃回原籍，甚至靠抢劫百姓为生。整顿军事，嘉庆帝从治理贪污开始。阵前最高统兵大员勒保，被举报带着戏班子，成天喝酒听戏，不理正事。嘉庆怒不可遏，将其撤职查办，随后处死，勒保手下的一批不法亲信也被从重治罪。随后，对镇压白莲教起义，嘉庆从后勤和前线两方面调整了战略方针。以往，官兵的作战方式是跟踪追击，往往陷于被动。兵法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一方面，嘉庆下令对起义军所涉及到各省，实施“坚壁清野”，以切断起义军的后勤保障来源。另一方面，对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只惩处首义者，从者以抚为主。
白莲教起义涉及区域
经过不懈努力，嘉庆双管齐下的措施终于见到了成效。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底，嘉庆接到六百里加急捷报，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关键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标志着，新政终于结出了耀眼的果实。
3、深入反腐：劳而无功
初次亲政的成功，让嘉庆踌躇满志，他想起了开启百年康乾盛世的曾祖父康熙皇帝。康熙擒鳌拜、平三藩，自己不是也诛和珅、灭白莲教么？于是他一心想以这位曾祖父作为榜样，励精图治，为大清帝国再次开创一番新的事业。然而随之亲身经历的两件事，犹如给他兜头浇了两盆冷水，也让这位满怀雄心壮志的嘉庆帝，意识到了大清帝国问题的严重性。
第一件，当年圣祖康熙创立了“木兰秋狝”，旨在联系外藩、保持武备。于是，在镇压白莲教后，他举办了这项传统活动。然而，他看到：木兰围场，木栅栏东倒西歪，稀稀拉拉，不见参天古木，只见盗伐后的树桩，俨然成了偷盗者的乐园。他带着一万精骑，围猎一天，只收获两只小小的狍子。虽然事后，他追查了围场管理员失职的罪过，但他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办事官员也已经腐败不堪，难当其任了。
第二件，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在由圆明园起驾回宫时，遇到一名刺客。这种事情，大清开国以来闻所未闻。凶手衣衫褴褛，手持短刀行刺。经审讯，凶手是北京近郊的一名无业游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其妻已去世。因找不到生计，受尽周围欺凌，对社会产生仇恨，遂突发奇想，欲求惊天动地一死。他差点完成此项壮举，其直接原因，竟然是皇宫守卫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巡查并出现在岗位上，他得以顺利潜入预想的埋伏地点。此事使嘉庆认识到：一是包括皇家守护部队在内的政府体系的纪律松弛，制度形同虚设，已经到了直接危及皇帝的生命安全的程度；二是大量的失业人员，社会已无法接纳，百姓的生计，已经到了危及大清政局稳定的根基。
痛定思痛，他认识到：如果白莲教起义是大清帝国的一块外在伤疤，那大清帝国内在的病症要严重得多。最严重的，当然是吏治腐败的问题。早在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公元1781—1784年），朝廷一连查处了五起贪污大案，且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被查出，则与其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百十来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如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由于涉案人员太多、金额太大，以致于乾隆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以免甘肃省官员全军覆没。即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人之多。嘉庆亲政伊始，就首抓反腐。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他本以为，诛和珅，清理其党羽，杀一儆百，随之再掀起一次反腐高潮，就可以扼制腐败的势头，腐败就会逐渐消亡。然而，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又烧了“三把火”，官场贪污之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反腐大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自上而下，从大到小，仍然无处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于职守、昏聩颟顸，除了关心本部利益之外，对其他包括民间疾苦一概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官官相护，形成了腐败利益链，对腐败现象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甚至连嘉庆一手树立起来的廉政模范，也不能独善其身，陷入贪污的泥淖，被腐败同化，让嘉庆深感痛心。
这还不算，腐败在乾隆朝就已经花样百出，到如今又出现新特点：一是腐败向底层扩散，基层官员都成了权利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了腐败案的主角；二是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收黑钱成了惯例，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人员”——衙役或公差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办事人员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而安排这些“编外人员”处处设卡，层层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向农民收取各项正常和额外的税费，如果不缴，就关进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时不时逼出人命案，官司甚至打到皇帝面前。
嘉庆帝加大了反腐的力度，决心对贪官发现一个，惩治一个，绝不手软。从嘉庆七年到十年（公元1802—1805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全部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嘉庆帝意识到，这种运动式反腐，已经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只是一味治标，治不了本。原因有二：
其一，反腐浪潮中，被揭露和被惩处的官员，与实际腐败的官员人数比起来，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而腐败的性价比实在太高，收益奇高，风险太低。
其二，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谁不腐败，谁就成了异类，在体制内无法生存。腐败已经常态化，贪污受贿成了官员收入的主要来源。
自上而下的“打老虎”运动，已经演变成了“水过地皮湿”的游戏，震慑力越来越低，官员们对反腐惩贪的反应已经麻木不仁了。官员的腐败热情已经达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落马，后继者第二天接着腐败。即使再沉重的打击拳头，经过了“死猪不怕滚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压，到了基层，竟然如同温柔的抚摸。一贯自制力极好的嘉庆，再也耐不住性子了，变得焦躁不安。
对上下各级官员，运动式反腐，起不到作用。嘉庆决定换一种方式，采取教育式反腐，先从皇室宗亲试行，整治好自己爱新觉罗家族。本来，乾隆朝以前，对皇室宗亲的管理极严、极细，天潢贵胄是整个大清社会素质最高、修养最好的群体。然而到了嘉庆中期，八旗子弟已经开始腐化，宗室人员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败类。有的吸食鸦片，甚至因临时犯烟瘾影响到了朝廷大典；有的信仰丧失，加入邪教组织；还有开赌场、包妓嫖娼、依仗宗室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等等，不一而足。为了扭转宗室的不良风气，嘉庆煞费苦心，特别御制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成员好好学习，认真改造思想。为了检验学习效果，他还命令宗人府组织了一次会考，考试内容很简单，就是默写《宗室训》。宗人府报告，考试成绩都还不错。然而考试成绩归考试成绩，日常行为归日常行为。这一教育运动开展了很长一段时间，宗室风气竟然毫无好转。嘉庆很是奇怪，于是有一次特意召见三位宗亲官员，问他们自从学习了《宗室训》后，有何感想和心得。谁知这三人目瞪口呆，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不用说读过一个字。这让嘉庆尴尬无比，事后除了痛骂宗人府这帮官员“尸位素餐、丧尽天良”外，再也无可奈何。教育式反腐，在皇室宗亲中试行尚且效果如此，何谈在官僚体制进行推广？
嘉庆深刻认识到，反腐惩贪，招数再多，力度再大，也是劳而无功。
“洪亮吉事件”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破产和终结。在乾隆朝就以大胆敢言闻名的洪亮吉，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上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奏折。其开头就语出惊人：大清现在的问题，其根子在乾隆朝，而今天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前，大清王朝越来越滑向悬崖边缘。他说，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指日可待。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霉蛋。监督体系实际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洪亮吉提出解决措施：乱世须用重典，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只有这样，大清才有希望。看了奏折，嘉庆十分震怒。一方面，他内心认可洪亮吉对时局的总体判断，另一方面，他要表现出对奏折意见的坚决反对，尤其极度反感其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他认为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伟大成就”，否定“诛和珅、平白莲教”的突出功绩。这种错误思潮必须禁止。但他不能打击大家“上直言”的热情。于是，他找出奏折中的几处小小的措辞错误，抓其小辫子，把洪亮吉发配到新疆。
洪亮吉像
这也使他意识到：如果按照“新政”这条路走下去，最终势必会让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不归的“邪路”。于是，他调整了政策，与洪亮吉建议的乱世重典、全面清盘相反，选择了一条保守的治疗方式。
4、守成法祖：固步自封
“三把火”烧过之后，嘉庆的“新政”除了扑灭了白莲教起义之外，再无其他建树。狠抓吏治、深入反腐也是劳而无功。经过对大清帝国整体形势的全盘评估和对“新政”措施的深刻反思，嘉庆帝调整了未来的施政方针：求稳守成，敬天法祖。他认为：“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他想起了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回顾大清开国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称得上是雄才大略、功绩赫赫。他们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生活和政务作风，建立起一系列完备的法律制度，事无巨细，即使是疑难杂症，也都给出了现成的答案。这些先贤智慧和宝库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嘉庆总结得出：现今的大清政局，之所以萎靡不振，关键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享受，把列祖列宗关于“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教导抛诸脑后。他发出谕旨说，虽然大清现在抚有四海，国力强大，但是仍然必须牢记祖先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作为八旗官兵，当常常思忆起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栉风沐雨、奋发进取的，力改“武备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时时对比今天的生活要远远好于祖先创业时的情形，清廉自持，俭朴待己，勤政为民，这样才能保持大清的江山永固。
面对通过常规手段无法解决的大清困局，嘉庆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策呢？不妨从他从小所处的环境、接受的教育来作一番解读。
从十三岁被秘密立为储君，到三十五岁从父皇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二年间，他不得不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从始至终表现得淡泊名利。都知道，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种子，也是未来最危险的果实，更何况还有这样一个精明过人、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皇，绝对不可展露半点锋芒。从父皇及周围近臣的各种举动中猜测到自己已经被选定为接班人后，他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巨大的风险，就意味着巨大的收益。太子的位置，预期的收益最大，因而现实风险也最大。通往皇位的路是一座独木桥，一失足就会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无所作为就是最好的作为。为了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储位，必须磨炼自己的性子、收敛自己的冲动。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扭曲和伤害。他渐渐养成了万事力求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决策理念：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做人风格：中庸平和、不标新立异、不出格冒进。因而处理事情，瞻前顾后，畏狼怕虎，他要权衡各方政治势力的态度。“稳健”，既是他最大的理政优点，也成了他沉重的思维枷锁。
所以从小所处的恶劣政治环境，养成了他“求稳守成”的性格局限。
他的头脑和观念来源于他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在父亲的严厉督责和师傅的严格教导下，排出了年轻人体内与生俱来的种种私心杂念。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封闭了嘉庆年轻的头脑，培养了他儒家待人处事的方式：品格端正，生活俭朴，待人宽厚，办事勤勉；也使他养成了静态的思维观念：“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接受的教育，除了儒家圣人心法外，还有就是承继祖业必须学习的“祖宗旧制”。历朝《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一切问题，都可从中找到答案。嘉庆继位时，年已三十六岁。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构成，永远就是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和积累的经验，蓬勃的青春期才是一个吸收、消化、成长和成熟的黄金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外界的刺激和变化再剧烈，自身的学习欲望和动机再强烈，其接受能力也要大打折扣。
虽然亲政之后接触到的现实和他头脑中积累的经验大相迥异，但嘉庆已经丧失了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的能力。刻板的儒学教育塑造、固化了他的思维模式，使他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只能按照固定的方式去思考和处理，他的思维创造力已经枯竭，直觉和想象力已经衰退。
虽然他处理政事足够聪明、足够敏捷、足够有耐心，但他缺乏创业初期先祖们具有的特性：勇气和魄力。亲政之初，父皇尸骨未寒之际，他诛杀和珅、镇压白莲教，实际上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既是为了树立威信，也是为了稳定政局，事后他想起来还有些后怕。白莲教造成的危机过去后，他的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性格缺陷就暴露了出来。所以，他实施的“新政”其实都只是小规模的，教育式反腐只在小范围内施行，尤是如此，他尚且惶恐不安，生怕出现大的乱子。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成了他的首条施政原则。用人行政，动辄引据“成宪”。在“新政”后期，为了避免让人们认为“新政”是翻父皇的案，他特意禁止“新政”的说法。他总结父皇的功过时说，父皇的成绩和过错应该是八二开，晚年犯了一些小错误，那是因为老年犯糊涂，背离了他自己早年定下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背道而驰。
日常起居，嘉庆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到一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一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辍。
而社会的三大问题：吏治腐败、财政困难、人口剧增，他根据祖宗的遗训，给出了稳定中规的保守疗法。
第一整顿吏治。嘉庆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他把反腐的重心转移到教育上。他认为，“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抓好教育，官员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回归人的本性：善良。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他任用或留用的中枢大臣，突出特点都是道德操守高洁，办事谨慎小心。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些大臣都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这符合嘉庆的用人原则：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躁进好动”之人。而实际上，虽然号称“法祖”，这一用人标准与其先祖并不相同。且不说清初兴国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将，即使是康雍乾时期，用人也是首重办事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盛世辉煌。乾隆容忍和珅贪腐，也是因为其办事能力深得乾隆赞赏。后世咸丰朝有大臣评说：乾隆年间，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力而办；今则督抚才具似不如老辈，而操守似亦胜于老辈。
政治腐败的三大主因：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黩的社会氛围，其中最主要的诱因是财政制度。
第二财政制度。面对僵化的财政制度，嘉庆坚决反对改革。从雍正朝到嘉庆朝，由于通商贸易，造成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常理，物价上涨，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后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均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加过一次薪，由此诱发了官吏为了生存，不得不贪污受贿。从解决腐败问题方面来看，也需要改革财政制度，摆脱祖制“不加赋”的禁锢，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而嘉庆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他谨记清朝历代皇帝的教导：明朝并非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亡于万历为了战争而加派的“三饷”。所以他决心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造成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合计，以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为例，仅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相比，前后六十年间只增加了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嘉庆皇帝的财政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以静态的零和思维方式分析说，土地上的产出物是有限的。人口增加了，那么分到每个人身上的就减少了。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减少消费，以节俭为时尚，社会才会安定。于是，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不能剥夺百姓的生存物质，为百姓留一线生机。所以，现在节俭不仅关乎个人私德，而且关乎国家根本大计。然而，事实证明，尽管官民的生活水平都有所下降，但并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
第三人口激增。清以前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结果是一亿四千万；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人口查得二亿九千万，已经增长了一倍；到了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人口达到了三亿五千万。依据当时世界各国和以前历朝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一个重要有效的手段，就是以民间、半官方或官方的方式，发展工商业。但是嘉庆却以稳定为最高宗旨，毫不犹豫地掐断了任何发展工商业的苗头。而历史上，在康雍乾时代，这几位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政策之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近代工商业色彩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是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禁了南洋贸易。同时，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吸纳了部分过剩劳动力。
乾隆又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合法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
在当时人口压力下，解除海禁和矿禁，从历史上看，可以视为古老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迈向近代工业文明的一抹亮丽的色彩。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开发开放工商业，这一抹色彩也许会扩大成一副锦绣宏图。然而，嘉庆坚定禁矿。他认为开矿，民间经营，游民会聚众闹事；官方管理，难以约束百姓。再说，岂可穷搜山泽之利以充国库。
嘉庆的这个错误决策，实际上是开了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的倒车，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生存出路，人为产生了更多不稳定社会因素，加剧了社会动荡。
嘉庆帝的用人政策、财政政策、经济政策，无不固步自封，捆住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手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下滑局势。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九月十五日上午，两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攻进了紫禁城。这些教徒与一些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打到了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旻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消灭了这股教徒。事后，嘉庆帝下了《遇变罪己诏》，表示今后要自我反省，请臣民匡正自己的失误，纠正不良社会风气。
这次史称“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退的一个明显标志。其背后，是大清深层次社会问题的持续恶化：人口压力有增无减，无业游民越来越多，歪门邪教遍地横行……而政府部门工作作风日益败坏，贪腐也愈演愈烈。
到了晚年，嘉庆“守成”、“法祖”又升华到了一个高度，那就是每天死按《实录》办事。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王朝一天天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落和沉沦，嘉庆也在焦虑、无奈和迷茫中衰老。
5、总结
以喜剧开场，往往以悲剧收场。嘉庆的人生悲剧正是如此。从亲政初期的壮举，如同昙花一现，到谢幕晚年的落寞，如同昨日黄花。历史评价是：嘉庆中衰。
面对世界大潮“千年不遇之变局”，正是这位嘉庆皇帝，缺乏远大的眼光、务实的观念和变革的勇气，迈错了关键的几步，使大清帝国的历史车轮驶向了万劫不复的衰退：腐败之癌的侵蚀，由乾隆晚期的肌肤体表，到嘉庆后期的内脏骨髓，全面扩散。财政入不敷支、百姓民不聊生等等交织在一起，国家物质基础日渐掏空，社会风气日益败坏。不仅无法重现昔日康乾盛世的辉煌，更为严重的是与世界列强的差距越拉越大，以至于传到他的儿子道光手中时，大清帝国已经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大清的历史步伐，在这里，由慢步转为停滞不前，又转为倒退。
嘉庆，作为个人，他具备诸多优点：勤奋、节俭、心细、平易近人、情商高等；但作为帝王，尤其是处在关键时期，没有缺点，其实意味着平庸无能。
外表勤奋，粉饰不了内心懒惰；求稳守成，摆脱不了思维束缚；敬天法祖，延续不了观念创新；崇尚节流，代替不了开源大计；个人私德，掩盖不了才能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