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子：许宪民二十年祭
（原载冯英子著《风雨故人来》186_202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4月版）
我生于农历乙卯年正月初四日，正确的说，也就是1915年2月17日，进入乙亥之后，整整八十岁了。几十年来，过着和平的生活，人的寿命大大提高了，七十八十不稀奇，刘海粟先生在世时，在他的画上落款“年方八十”，这个“方”字，大有气派。不过像我这样的人，一生颠沛流离，风风雨雨，竟然也活过了80岁，不能不是一个异数了。
我不是苏州人，生于昆山，长在同里，但苏州同我的关系实在太深，1934年到1937年，我在苏州;1947年到1948年，我也在苏州；我作过记者，办过报纸，参加过剧团，搞过歌咏队，因此我在外面的时候，人家都把我当苏州人，1944年我在桂林见到柳亚子先生，他后来送我的诗说：“万里从亡吴县冯，一朝来访吴江柳”，可见他是把我当作苏州人的。可是我在苏州的时候，苏州人却不把我当作苏州人。把我当苏州人的，却是许宪民同志。
苏州出过许多巾帼英雄，然而我认为在现代的苏州女性中，够得上称为巾帼英雄的，许宪民同志应当是其中之一。在苏州的历史上，不可以没有许宪民的传记，不可以忘掉这样一个人。可是许宪民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写她的文章，自然不用说传记了。每年逢到清明，终有一点惘然之感。
猪年已来，清明将到，我想如果再不写一写许宪民，岂不要在苏州历史上留下一块空白，因此，乘我还拿得动笔的时候，我非写一写许宪民不可。
1934年，我在昆山因为得了一个“火种”的绰号，耽不下去了，洪亦渊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金家风先生，金先生介绍我到苏州《早报》作记者。苏州《早报》是一张后起之秀的报纸。当时苏州有三家日出对开两大张的报纸：一家是《苏州明报》，它的历史最悠久，据说是代表当地士绅的报纸；一家是《吴县日报》，销路最好，据说是代表苏州工商界的报纸；《早报》自称代表苏州知识分子的，它的负责人很多是教育界的人物。
我是《早报》的记者，1934年，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发展，每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对此都有极大的兴趣，我们自觉地组织了一些读书会之类的团体，阅读一些政府禁止阅读的书籍。只要听说有人是CP或CY，我们就对他肃然起敬，以为是一盏指路明灯。那时候，许宪民在苏州已很有一点名气，我很快听到人家对她的议论，说她有个哥哥叫许鹤年，是CP，大革命时是江苏省委书记，又是青年部部长，被国民党所杀害。
还不满十六罗的许宪民，老早就跟随着哥哥闹革命，加入了CY，是苏州第一个穿上军装的女性。仅仅这一点，就便我对她肃然起敬了。后来听说许宪民的丈夫叫彭国彦，叶楚伦作江苏省省政府主席时，举行过一次县长考试，彭国彦中了第一名，人称彭状元，任为吴县县长，同许宪民结了婚。可是没有好久，就同当地的士绅闹得很不好，调到苏北邳县去作县长了。
从沪宁线上的大县调到苏北的偏僻之区，当然是种降级。可是此君还是同当地的士绅弄不好，很快又被政府开了缺，到苏州来作寓公了。许宪民既是一个革命的女性，又是一位县太爷的夫人，这两者之间，怎么联系在一起呢？这使我在认识她之前，既有一点久仰之心，也有一点好奇之感。
我已记不起怎样同她认识的，记得第一次应邀到她家中去时，他们住在山塘街上，青山、绿水桥之间，我以为县长先生的公馆，一定是黑漆墙门，铁钉铜环，说不定门前还有一垛照墙，像《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府一样。结果大失所望，原来是缩在一家杂货店后面的一幢普普通通的平房，我进去的时候，彭国彦拿着一本书坐在竹椅上，许宪民手里抱了一个孩子在喂奶。完全是一对生活中常见的夫妇。
这次访问，我才发现彭国彦做不成县长的原因：其实此君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书生，虽然在英国留过学，有一点威斯敏斯特式的民主思想，但却更多是中国书生的迂，也有点正直，他在他夫人的影响之下，把一些共产党员放走了。在国民党的官场中，一个这样的书生怎么会受到欢迎呢？又怎么能容许这么一个县长呢？所以，他很快从“状元”变成了一个平头百姓。
而许宪民呢？她白白胖胖，从表面上看起来，像苏州的市民，然而她热情、豪爽、正直，她关心国家大事。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苏州是根据《马关条约》，有一个日本租界的，在苏州阊门外的日本浪人，无不趾高气扬，随时都在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纠纷，中国政府对之无可奈何。许宪民当时就告诉我说：“你们作记者的，要多多注意这方面的情形啊！”
1934年，我才二十岁，而许宪民这时是二十六岁，我很快把她当成自己的大姐，她呢？也以大姐的身份，把我当作她的弟弟了。我不仅同她熟悉，同彭国彦先生熟悉，也同她的妈妈、她的弟弟熟悉了。记得不久之后，她同项坚白、谢玉如等几位大姐，发起成立“苏州妇女会”，吸收大量女青年参加，进行救亡的宣传和战地救护训练，她们那个妇女会的文件、宣言，大都出自我的手笔：她们的演出活动和歌咏活动，也大都是我帮她们搞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我走遍西南各地，碰到不少人都是许宪民当年的学生，她们极大多数穿上了戎装，站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吴中妇女，光照天地。
那时妇女会的地址在玄妙观中山堂。当然这些活动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我记得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就以领导民众运动为名，派了一个特务驻在中山堂，此人还用一些进步的议论来迷惑人，把人骗去。
30年代的年青人，救国心切，谁都想在沉沉的黑暗中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而且大家都是那么单纯、那么善良，一不小心，是很容易落入圈套中的。许宪民常常提醒大家要注意，要警惕，这使那个特务极少得手，即使有个别的人同他有些来往，别人就会敬而远之的。1942年，我在江西吉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那个特务对我说：“冯××，我在苏州就知道你了！”想不到此时此地，此情此境，也会“他乡遇故知”的。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我作战地记者去了。那年11月中旬我回苏州时，实际己到了沦陷前夕，苏州城里，空无一人，市中心区，烈焰腾空。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江南名城，已经暴露在敌人的枪炮之下，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了。许宪民他们到了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也无暇知道。直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我从同里突围到上海，经香港，走广州，去到长沙，才知道许宪民夫妇也到了长沙。
在长沙，我住在南门外天鹅堂青山祠42号，他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平地一声雷”。据许宪民告诉我，有一次敌机轰炸长沙，一颗炸弹穿过他们住房的屋顶，打穿楼板，落到地上，竟然没有爆炸，不然，他们真要在平地一声雷中化为灰烬了。彭国彦看见我到了长沙，建议我留在那里，同他一起办一家报纸，他说他有个朋友叫罗时实，是陈果夫作江苏省主席时的秘书长，可以在经济上帮点忙。但不久我接到范长江同志从汉口打采的电报，要我速去汉口，便改变了留在长沙的打算。
我到汉口参加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工作，田家镇告急之时，又奉命撤往重庆，设立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驻渝通讯处。大概就在1938与1939之间，我接到许宪民的来信，她告诉我长沙大火后，他们退到常德，但是还要退到哪里去呢？而且她又带着两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一家四口，行动艰难，因此她决心经由海防，返回上海，再到苏州去。好在她只要一息尚存，总是会战斗下去的。
从此我失去了同许宪民的联系，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后，那年10月，我随接收苏州的第五师李则芬将军一起到了苏州，才又见到了许宪民。那时她住在濂溪坊，依然是一幢单开间的平房，人的变化也很少，只是好像有点发福了。但我从别人嘴里，知道她那几年蹲过日本宪兵队的监牢，蹲过汪伪组织的监牢，吃足苦头，受尽折磨。她呢，咬紧牙关度过去了，而且始终同抗日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梦周等搞了个吴县县银行，给许宪民一个董事的名义，她凭此关系，像从前搞苏州妇女会一样，依然活跃在苏州社会上。她到处排难解纷，招是惹非，什么不平的事情找到她头上，她总是尽力之所及，为你办好。1946年时，我在苏州办了一份《大江南报》，先是四开三日刊，后来改为日刊，改为对开大张。这张报虽由我挂名，其实完全由陆春芳先生负责，我工作在南京，也管不着它，但后来却为刘赓华所控诉，我作为社长，自然只好到苏州来应诉了。许宪民知道了，赶快出来为我调解。她认为没有必要打这样的官司。由于她的调解，原告很快把诉讼撤回了。1948年时，我的《大江南报》因为揭发一个充当中统特务的资本家用枪迫选的行为，同这个资本家结下了仇，报纸终于被封闭了，而且不久抓走了我们一个叫鞠盛的记者，说他是从苏北派来的。我一看情形不对，决定到香港去了，临行，我把营救鞠盛的事就托了她。我到香港不久，得到鞠盛的来信，他平安出狱了。
苏州有个叫常东娥的小学教师，被两个有军统背景的人，强奸之后杀死。她的母亲奔走呼号，到处告状，均无结果，后来弄到了许宪民手中，许挺身出来，表示支持。特务们写信恐吓许宪民，信中还附了一颗子弹。许不为所动，把这封信在地所办的《大华报》上揭发了。她帮助常母诉讼，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当年苏州人讲起此事，无不为之眉飞色舞，翘着拇指，赞赏许宪民。我发现这个满口吴侬软语，满身温文尔雅的苏州女儿，心中蕴藏的永远是一团正义的烈火，正是凭着这团烈火，尽管已是人到中年，仍奋斗不息，在群众的支持下，出任《大华报》的社长；在史良同志的支持下，竞选了苏州的“国大”代表。
许宪民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更满腔热情，并为之奋勇斗争。在接近解放的前夕，中共中央华中局江南工委，曾派陈伟斯同志到苏州，设法建立一架电台。
陈伟斯同志找到了许宪民，她以满腔热情，支持了陈的工作，用积存的二百元美金，为陈配备了电台，能同苏北通话。有趣的是，她还向陈伟斯提供了不少情报，她通过国民党的一个电讯局局长，窃听国民党的来往电讯，交陈使用；她通过因刺孙传芳而名扬天下的施剑翘，打入上海警备司令部陈大庆的心脏，弄到一些情报，交陈使用。这些材料，都是陈伟斯同志直接告诉我的。陈是我《新闻日报》的同事，他的家在苏州时也同我住在一起，那幢前门在镇抚司前、后门在桂和坊的房子。在“反右”时候，竟说陈是假党员，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现在陈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离休干部，问题弄清楚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
1948年时，许宪民曾告诉我，严欣淇和他的手下，为了搞垮我的《大江南报》，说情送礼，遍于南京、镇江，大概用掉了一百万元金圆券，而且千方百计，想把我和共产党挂起钩来，因此我也只好跑到香港去了。我在香港一住几年，1953年回到了上海，在《新闻日报》工作，有一次几个同事约好在福州路的一家山东馆子聚餐，在席上，却意外地见到了许宪民，她告诉我己经迁到上海，住在茂名路159号。至于彭国彦呢，他们已经离了婚，原来这位彭先生做了两任县长之后，一直赋闲在家。别人是“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他却是两袖清风，一文不名，依然是个四壁徒然的穷书生。而且，他那么迂，那么耿直，别人也不敢领教他了。君子固穷，达人知命，这也没有什么，可是长期的书空咄咄，郁郁难平，不免使自己的脾气越来越怪，越来越同人难于相处，最后，他们这一对夫妻不得不以分离结束。这是人生旅途中的不幸，也是人世间的悲剧，然而能怪谁呢？谁世不能！（这里附带说一说，听说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彭先生被劳动改造，被迫敲石子谋生，最后是油尽火灭，饿死了的。我曾经接到过他的求援信，可是在当时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下，作为一个靠工资吃饭的国家千部，我有什么办法呢？爱莫能助，歉疚万分。）[编者注：据彭先生子女讲，彭国彦是吃灭鼠药自尽的。]
那时我主要在做夜班，白天呢，又分工管几个组，要参加一些会议。我这个人，对于新闻工作有一点天生的爱好，一进报社的大门，简直不知白天和黑夜，很少空余的时间，而她呢？虽然住在上海，工作关系却还在苏州，她既是“民革”的成员，又是“民盟”的成员，更是什么苏福长途汽车公司的经理，因此常常去苏州，虽然住得很近，却很难得见面。
1957年，“反右”开始了，许宪民的大女儿林昭，这个从小热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江南女儿，这个一言一行都用四卷宏文作为自己做人、求学标准的北大学生，这个从小就受到母亲那种正直、热情、像一团烈火那样性格陶冶出来的女儿却变成了“右派”，林昭自己，当然始料所不及，而许宪民呢？更加痛心疾首了，她想不到用最大精力去培养出来的女儿，竟然是共产党的“敌人”，这一下，她如同从高空中摔了下来，天地茫茫，不知所措了。 许宪民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这个打击比她自己划成右派更大。有一次，林昭从北京回上海，我请她母女两人吃饭，我发现她消沉得很，似乎已经失去了自信，年轻时候的如火般革命热情不见了，年轻时候的豪情胜概，也开始从她身上消失了。
然而更大的打击却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
1966年，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工作。运动一开始，我这样的“老报人”自然在劫雍逃，先被抛出。那年8月17日，我们那里的“造反派”就把我打成“牛鬼蛇神”，关入“牛棚”，直到第二年5月13日，才宣布“解放”，但好景不常，到了这年12月，张春桥对上海的老知识分子要来一次彻底的扫荡，跟在张春桥、徐景贤后面的“造反派”，自然闻风而动，率先响应，我又一次成为“牛鬼蛇神”，而且因为我在香港作过《文汇报》和《周末报》的总编辑，罪名竟然是出卖人民、出卖祖国的双料反革命分子，真是骇人听闻。但最使我不安的，我们单位的那些“造反派”，竟然无缘无故去抄了许宪民的家。
那是1967年的12月22日，那天，上海出版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都登了我们单位一个造反派的来信，而且两报各自加了口径一致的《编者按》。当天晚上，我们那个单位的在徐景贤旗帜下的“造反派”，分八路出动，打人、抄家，无所不为。恰巧那天白天我去过许宪民的家。他们得悉之后，竟以查抄我一个文件为名，去抄了许宪民的家。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折腾到深夜，箱子只只撬开，书籍、杂物，丢了满地，狼藉不堪。我做过几十年新闻记者，总算见过不少违法乱纪的行为；也看过法西斯暴行的纪录，然而这个样子的无法无天，却为有生以来所仅见，而它偏偏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在挂着“新闻战士”标志的“造反派”手中，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无法解释对许宪民的歉意。然而许宪民在遭到这场飞来横祸之后，却并不曾对我有任何误会，她知道在那样情况下，一个正常的人，特别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当我的住处被缩小到只有八九平方米，连三张吃饭的桌子也无法放进去时，她还经常到我的斗室来坐坐，即使我去了“五七干校”，还经常有着来往，书本上说的相濡以沫，相嘘以气，大概正是这种情形吧。
有一次她告诉我，有两个人向她“外调”，查问我同特务的关系，她告诉他们，从她认识冯英子开始，就知道特务一直盯着他，至于他同特务有什么关系，却没有听说过。我说，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从那些“造反派”的眼中看来，我在香港，论地位，论生活，都不知要比国内好多少，为什么丢掉了这些回来呢，不是另有原因吗？什么原因，他们的常识只能想到“派遣特务”上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待自己民族、自己祖国那种深沉的受，他们能理解吗？不能！他们有这样的情操吗？没有！这也正是“夏虫不足以语冰”罢了。
不久，这场“文化大革命”当然也在苏州横扫一切，许宪民被掀回苏州，批斗、折腾，折腾、批斗，最后竟至替她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一个月发30元生活费。而她呢，还要从这30元中抽出一部分来，抚养她在上海的儿子。困顿的生活，艰难的岁月，一步一步把她推向下坡，发展到衣食不给的地步。有一次我到她家中去看她，发现床上只有两条棉胎，连被面和被里也没有了。许宪民这样的人，她做过银行的经理，做过“国大”代表，无论如何困顿，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后来我发现，她之所以如此困顿，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家庭烦恼上，那时，她的大女儿作为“死不改悔的右派”，被关在提篮桥的牢中，她的二女儿则在一家医院工作，绝少回家，她的儿子呢？则自有他的生活方式，母子之间，找不到共同的语言，这也使许宪民伤透了心。
1968年的春夏之交，一个更大的打击来了，她的大女儿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牢中被杀害了，通知她这个消息时，还要向她收取五角钱的子弹费，因为“无产阶级的子弹，不能在反革命身上浪费”的。许宪民接到这个噩耗时，五内俱焚，欲哭无泪，整整一个晚上，徘徊在苏州河的边上，几次想纵身一跃，了此残生。也不知什么原因仍然鼓起了她求生的勇气，第二天还是拖着她疲乏的身子，摸回那空无一人的家中。记得不久之后，她同我谈到这件事时，真的哭了。相识几十年，这个内心刚强到极点的女人，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泪。她给我看了林昭一些遗作，这个不满40岁的江南女儿，她那么深沉地哀悼着民族的不幸，人民的苦难。我读着这些作品，也不能不流泪了。那时她为了逃避儿子的虐待，家里也不敢住，常常这个朋友那里住几天，那个朋友那里住几天，我开头还不懂她为什么如此神秘，后来才弄清楚了的。
大概是1973年的秋天吧，那时我早已离开了“牛鬼蛇神”的队伍，作为一个“解放干部”了，可是人还在“五七干校”，而且我们那个连队对我还有“法外施仁”的“照顾”，把我弄到饲养场去养猪。不料我一到饲养场，却大为称心，因为那些猪猡没有人类的机心，比有些人好伺候得多了，而且一个月有四五天休假，一回上海，脱下了那像三代贫农般的“制服”，换上裤缝笔直的裤子，在马路上遛达，思想上一点儿负担也没有，那倒真正是一种休闲的生活。
一天，我正在复兴中路陕西路附近遛达，忽然有一个疯婆子向我迎面走来，她同我擦身而过之后，回过头来向我招呼：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大吃一惊，赶忙回过头去。只见她披着一头乱发，穿着一套油渍斑斑的破衣，在秋风中显得很萧瑟的样子，脚上的鞋子已经没有跟了，那毫无血色的面孔上，嵌着一对目光迟钝，满含忧伤的眼珠。她说话时环顾左右，带着一点恐怖神情，那样子有点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是我终于认出来了，她是许宪民。
“大姐，是你！”
我惊诧得不知所以，看到许宪民变成如此模样，一种刻骨的悲哀，油然而生。但不等我说话，她已经加快脚步，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很明显，她是避着我，也怕连累我，因为她那时头上带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这个从1925一1927年大革命开始，就献身于社会的人，这个为中华民族自由和独立奋斗了一生的人，竟然是“历史反革命”，什么是历史呢？难道可以由“造反派”随意制造的吗？一个民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讲呢？看到了许宪民之后，我一连不安了几天。 过了一年多，我离开了“五七干校”，搬了家，有一天借了辆黄鱼车去运点东西，在延安路茂名路口，碰到许宪民的儿子，他告诉我说：“妈妈死了”，几乎如一个晴天霹雳，这时我才想到，那次在复兴中路上的邂逅，竟然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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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宪民，女，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居民。其女儿林昭（北京大学1954级学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20年又于1968年改判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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