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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四)

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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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门后,只见来人抖落身上 的雪花,摘下狗皮帽子对郭玉芹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李老师啊。郭玉芹仔细一看,可不,这不是班主任李老师吗。看着郭玉芹疑惑的样子,李老师解释说:我本来是共产党,在学校时就想发展你入党的,可后来被委派别的任务就离开了学校。现在沈阳解放了,军管会和党组织委派我参加沈阳的城市接收和政权建设工作,政府工作特别多,非常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所以希望你能来参加革命工作。其实李老师是化名,真名叫王江,是老党员和老地下工作者了。他的爱人也是地下党,一直以摊煎饼做掩护。

母亲也被敲门声惊动,出门站在郭玉琴后面来看究竟。郭玉芹指着母亲对李老师说:能不能让我这小老妹也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呢?她也是初中生,特别能干。李老师望了望母亲问:这同学多大了?郭玉芹很机灵,没等我母亲开口就急忙回答说:十七了。其实母亲那年才十五周岁,不过说她十七也没错,那是虚岁。李老师说:好啊,你俩一起去报名吧,我给你们写个条子,你们明天去XX处报名吧。

第二天,母亲与郭玉芹就去报名。那时家里人觉得共产党不会要一个孩子的,所以也没人当回事。到了报名的地方,接待的人看过条子后,问我母亲和郭玉芹多大了,俩人报过年龄后,接待的人说:你们还不到十八啊,还是回去读书吧,明年或后年再来吧。结果俩人白跑了一趟。

沈阳解放后的城市接管工作是由陈云牵头,由他担任沈阳军管会主任,陶铸为副主任。沈阳军管委员会隶属于东北行政委员会。当时随部队进城的接管干部仅仅四千人,远远满足不了沈阳这个百万人口城市及周边乡村地区的需要(据母亲回忆,当时沈阳即所辖县区共计280万人口),所以不得不大量招募进步学生和留用原国民党的文职人员。沈阳第一任市长朱其文到沈阳市政府赴任时,相当于光杆司令,整个市政府的职员都是国民党留用人员,但工作开展顺利,一切都井井有条,仅仅四天时间,沈阳就平稳过渡到新政权。

第二年暑假时,新成立的沈阳农委要成立一支土改宣传队,农委宣传部长于之就找到王江(李老师),说你在沈阳当过老师,你帮着介绍一些进步学生来吧。王江马上就想到了郭玉芹和我母亲,就再一次来找郭玉芹,说这次肯定会收你们,赶紧去报名吧。而且还对郭玉芹和母亲说,你们现在参加工作还属于革命战争时期,等新中国成立后再参加工作就属于建国后和平时期了,履历会不一样的。那时母亲根本不明白这前后有什么区别,直到后来退休时变成离休,母亲才明白差几个月参加工作竟有很大的不同。

我有时非常惊讶于母亲的记忆力,七十年前的人和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母亲说,那时家庭调价好、临毕业的高年级学生都不愿意参加工作,怕耽误学业,只有像母亲这样家里条件不好,一年级才念完的初中生愿意早早工作。母亲一个同班同学就不愿意早早工作,后来她考上了中国医大,成为了一名医生,和母亲也一直有联系。

确实,这次母亲和郭玉芹都很顺利地参加了工作。那时农委的一把手叫政委,不叫主任。第一任政委叫张静之,是延安大学毕业的老红军干部。母亲说,那时共产党不都是土包子泥腿子,有很多有文化有水平的干部。母亲还说了几个延安大学毕业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宣传队的队长,一个延安来的老八路。

刚到农委工作时,是吃机关食堂。做饭的是一个姓曹的老红军。母亲这些新参加工作的都是学校的学生,比较讲究卫生,看老红军的灶上总围着一堆苍蝇就感觉恶心,于是就给厨师老曹提意见。母亲说老曹人特好,总是笑呵呵的,大家给他提意见,他就给她们这些小年青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对他们说:现在多好啊,有干粮吃,有热饭吃。我们长征的时候别说热饭,冷饭都没得吃,我们是啃草根树皮熬过来的。他这么一说,母亲他们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那时老红军威望很高,参加革命工作要能吃苦不能讲享受也是大家的普遍共识。

母亲刚参加工作不久,沈阳市委要修于洪机场,动员了很多人,母亲他们这批刚参加工作的土改宣传队的四五十人也被派去修机场。当时的沈阳周边还有很多荒地和树林子,水泡子也特别多,而且还有狼和狍子出没。于洪机场那个位置就是一片荒草地,修机场的人没地方住,只能在荒草地上搭窝棚。窝棚虽然简陋,但睡觉没问题,难受的是蚊子特别多,每天他们都被咬的到处是包。所以领导来的时候大家就嚷嚷条件太差了,要求领导采取点防蚊措施,比如提供蚊帐或蚊香什么的。没想到领导却说,你们就豁出去一条腿喂蚊子吧。那时大家才明白,干革命吃苦是很正常的事。不过那时官兵一致,领导也和她们一样住窝棚,挨蚊子咬。大家也就没什么话说了。

于洪机场还没修完,母亲他们整个土改宣传队就都被派去做土改纠偏的宣传工作。

刚解放时,沈阳郊区按东西南北划为四个区,即:东边的深井子区,西边的马三家子区,南边的苏家屯区和北边的新城子区,四个区下面还有很多分区。母亲他们不到一年的时间,几乎走遍了这四个郊区的各个行政村和自然村。

到了农村就是吃派饭了。母亲说,他们都喜欢吃中农家做的派饭,相对干净也好吃。其实哪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冬天时基本都是高粱米饭和盐水煮豆子和咸菜,如果咸菜用油炒一下就是很好的东西了。那时母亲已经与郭玉芹分开了,郭玉芹被留在机关当打字员,后来嫁给了廖沫沙的秘书范志忠。高岗进京的时候,他们两口子也去了北京。此后虽然俩人还有联系,但一直没再见过面。母亲说,郭姨身体一直不好,第一个孩子还是个痴呆儿,所以心情也一直不好。估计现在已不在人世了。

和母亲分在一组吃派饭的是孙姨孙玉芝。母亲说孙姨很泼辣,不像她心脏,看见不干净的饭就吃不下去。有一次,母亲和我孙姨俩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去老乡家吃派饭。进屋一看,房东婆娘在外间忙乎,屋里刚会爬的孩子拉了一炕,弄得满炕都是,一进屋就一股臭哄哄的味。母亲当时就有点反胃,饭都不想吃了,可孙姨不在乎,对母亲说:我来收拾,你去外屋帮忙吧。不一会孙姨就把孩子和炕都收拾的干干净净,就喊母亲进屋吃饭。

吃派饭也不是白吃,政府给工作队的队员发饭票,吃饭时要给老乡饭票,老乡则会拿着饭票去政府领粮食。孙姨是农村来的,朴实能干,待人特别热情,对工作也是全身心投入,似乎有用不完的劲。母亲说:那时的人都那样,不管多累多苦干的都高兴,因为大家亲如兄弟姐妹,领导也没有架子,也和她们一样干。

孙姨比我母亲大几岁,参加工作不久就结婚了。后来俩口子被抽调到南方城市接管工作队随四野去了湖南郴州,一直在那工作到退休。孙姨走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场,毕竟俩人已经情同姐妹了。母亲和孙姨的联系一直没有断。文革后的一年,孙姨出差到沈阳,去母亲单位找她,恰好那几天母亲因为做子宫肌瘤手术在家休息,而前几天母亲单位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一个人刚刚去世。孙姨以为是我母亲呢,当时就大哭一场,没仔细再问就回去了。等母亲上班后听说了,赶紧给孙姨写了封信。自那之后,俩人的联系更加频繁。等孙姨和母亲都退休后,孙姨就经常来电话,一唠就是半天,说她越来越想念过去的老同志,尤其是母亲。一个劲邀请母亲去湖南家里住几天。后来,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在孙姨的一再邀请下,我弟弟特意请了假带我母亲去了郴州。临走时,两个老人都依依不舍,一个劲抹眼泪,都觉得也许是人生最后一次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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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为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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