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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题家们的悲歌(四):毛主席会怎么办?

做题家们的悲歌(四):毛主席会怎么办?

历史


这是本系列的前三篇文章,大家可以先复习一下:


做题家们的悲歌


做题家们的悲歌(二):生理与心理的终身缺陷


做题家们的悲歌(三):卑微的“人上人”之路


本文在上面三篇文章的基础上,来谈一谈毛泽东主席在教育改革上的实践。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理念是最普世、最博爱、最平等的,生怕贫下中农吃一点亏、受一点苦;但同时,他老人家也是很瞧不起应试教育的,他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改革应试教育体制,不认同用考试分数来衡量学生、选拔学生,甚至在晚年废除了高考制度。我们仔细分析来看,这二者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为什么老人家不喜欢应试教育呢?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本系列第二篇文章分析的,应试教育会改变人的思维模式,僵化思考,同时也会伤害身体。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很看重身体素质的,他老人家七十多岁了还能横渡长江,相比现在大学生体测个1000米就要死要活了,能看得上就怪了。



第二,以一张卷子评分排名的体系,看似是最公平的,但其实也隐含着特权主义于其中——因为贫下中农的子女没有那样好的教育资源,跟城市学生甚至干部子女完全没办法比,所以高考成为了干部子女维系自己出身特权的“洗白”方式。尤其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文化水平差距更大,考试选拔的方式,无限有利于旧社会士大夫集团与新兴官僚的子女们,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的。


来看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一系列发言,从中能够一窥其相关理念。早在1952年,毛主席就批示:“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私立学校和干部子弟学校,就分别代表着钱和权两个维度上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即便到现在也是如此。


毛主席认为年轻人应该多睡觉:“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毛主席反对考试这种单一标准衡量人才:“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毛主席的教育理念可以简单提炼为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实践的观点:从实践中获取真知,书本上的知识也得实践中有用、更够改造世界才成,在书斋里搞那些形而上的经学理论,是被领袖瞧不起的;第二,平等的观点,贫下中农子弟要跟干部子弟一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高等院校要给穷人家平等的招生机会,高校科研内容要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


从70年代的一部老电影《决裂》中就可以看出这样理念,《决裂》是70年代拍的50年代的事情,讲的是共产党干部在山沟沟里办共大的故事。千年以来,中国的教育都被士大夫精英阶层所垄断,贫下中农是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格读书识字的。那时候旧社会的精英,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社会的管理者,所以荡涤旧社会的余毒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旧精英办的大学把农民拒之门外,认为他们没有文化,进来学习就是浪费教育资源。


这就是我在本系列第三篇文章中所分析的,“做题家”们最初是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但是“做题之路”的惯性,很容易让他们培养出“人生人思维”,最后变成了奋斗逼、乏走狗、精英集团。就像《决裂》中所展示的,这个教务主任其实离我们认知的“人上人”差得很远,但是他却已经产生了“人上人思维”。



进一步的,掌握了知识的特权阶层,会把知识弄得越来越难懂、门槛越来越高,以避免劳动人民接触到知识。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吧,《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


鲁迅先生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古代士大夫阶层把文化“越做越难懂”、“越做越古”,从而形成护城河,来维系自己的特权或优越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广白话文 、推广简体字,不能让知识和文化成为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特权。


正因为此,毛主席不喜欢高考制度。原因与开头所说的类似:第一,高考制度无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第二,高考制度不平等,对城市考生、干部子女、文化人后代有优势,对贫下中农不“友好”。毛主席认为,这种靠分数层层选拔出来的人,跟旧时代科举制度没有太大区别。他对我国最高等学府有一个十个字的评语: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从这句话中大概能看出他对于做题应试之路的态度。


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有一句名言:“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专属名词的出处。我们的应试教育与高考之路下,最高贵、最优秀、最终的胜利者们,却成为了诞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的土壤,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幸亏,这个名词是北大教授发明出来评价北大学生的,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争议。这要是我们说的,那就是酸鸡,那就是心里不平衡——你考得上北大吗?这就是“做题应试之路”所产生的人上人优越感。


更进一步的,清华北大这些“做题应试之路”上的佼佼者们,最后为何让自己的学校成为了“留美预备班”?因为做题成为人上人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清华北大比别的学校优越,美国也比我们发达优越啊,所以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精英们,延续他们“人上人之路”的一贯选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就比如说那个年代为啥要废除高考呢?毛主席就是看不惯“人上人之路”的培养模式,他的教育理念就是《决裂》中表达的:首先不能对贫下中农设置高等教育的门槛;其次接受了教育的学生,要最终去为人民服务。所以毛主席就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劳动人民中学习,为劳动人民服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们先说第一条,高考可能并不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公平”,高考确实是一张试卷一个分数衡量所有人,但是高考背后的教育资源分配是不公平的。最典型例子就是我上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就从统一高考开始吧!》这篇文章所批评的:北京有着超乎寻常丰富的教育资源,名校招生名额是非常不平等分配的。


更进一步地,城市与农村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也是不平等的。看这样一组数据,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在2000——2010年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六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学校减少速度远远高过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同时,农村小学的平均家校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的平均家校距离为34.94里。


一个距家三十多里去上学的农村孩子,跟一个遍布重点高中的城市孩子相比,高考对于他们来说公平么?

 

对于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奢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十二五”教育成就与“十三五”教育发展展望》报告中指出:一些城市在制定招生政策时,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了“交齐五证”等要求,由于办齐这些证件对多数农民工家庭来说具有较大难度,这种要求实际上将外来农民工子女排除在招生范围之外。有些地方规定“由指定学校接农民工子女”,但指定接收农民工子女学校距离农民工工作地方较远,农民工子女根本不具备去上学的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另外,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一些学校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化对待现象,实际上造成了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歧视。



但是,废除高考容易,想建立起新的选拔制度难。还是得有高等教育啊,搞科研还还得需要一些高精尖人才啊。所以那时候建立起一个怎样的替代制度呢?工农兵推荐制,就是从考试变成了推荐。但是我们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啊,这个推荐的后门不比考试要多得多了么。


毛主席希望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交给地方工农兵,这是他“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一贯理念,但事实上就是那时候六亿神州并不是都是尧舜,那时候干部想要操纵一下自己子女上大学,还是有N多种办法的。而且毛主席所设想的“知识青年走进工农中去”也没有那么完美地实现,上山下乡的情况往往是知青们自己一个圈子玩,农民自己一个圈子生活,可能还互相有矛盾,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


很多情况就是,那些干部子弟在城市里鲜衣怒马,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到了乡下也鸡飞狗跳,偷老乡家吃的开小灶;最后被自己有关系的爹,用了一些手段送去了读大学,美其名曰“工农兵推荐”,但当地老百姓都恨的他牙根痒痒。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两面性的,就比如说《决裂》里还有一个桥段,龙书记就凭借一个青年满手是茧,就录取了他作为共大学生。那是因为龙书记是伟光正的好人,他可以客观公正的选拔,但如果是个有私心的干部呢,他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子女灵活制定规则?所以高考一张卷看似冷冰冰,文凭录取看似没人情,但有统一标准往往能杜绝很多暗箱操作。


再比如说《决裂》中的剧情,老师讲马比较多,但同学认为本地是山区,没有什么马,农业生产中最常见的就是猪和牛,所以贴了老师的大字报,要求多讲“猪和牛”。



从电影里的逻辑来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教学内容和科研方向由谁来确定,可是个大问题。农业生产研究什么牲畜,这个任何正常人都看得出来。但如果说研究“δ函数排斥势中的费米子量子多体问题”呢?如果有几个学生认为费米子量子已经过时了,离实践太远,然后贴了老师的大字报,认为应该研究“δ函数排斥势中的玻色子在有限温度的严格解问题”,这是不是就乱了?


但是又但是,如果科研方向全部被精英规定,那我们如何保证精英不会借此谋私利呢?现在的学阀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只要读过研的同学都或多或少能够感受到,高校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与剥削压迫。诚然,科研确实是一个需要精英主义的领域,但是很多领域在精英的主导下已经远远脱离了实践。


比如生物科学领域,发论文是有固定的“套路”的,只要按照相关的模式来走,做出的相关成果很容易发顶刊。为啥用生物举例子呢,因为这个领域“套路论文”现象最为显著,也是某明星学者变身学阀之后,给整个学科带来的不良风气。这也是科研领域“重论文、轻实践”的恶果之一,优秀人才全部扎堆在研究类似“一根针上有十二个天使跳舞”这种“经院科学”的问题,真正能够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的研究,因为有些很难“发论文”而无人问津。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在不断矫枉过正与反攻倒算中左右横跳,这属于客观规律的一部分。


所以说这玩意很难找到最优解啊,像毛主席这样经天纬地的大人物,都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那就说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大家就左右横跳着往前走吧。



我在第二篇文章中批评过“做题家思维”——认为任何问题都是有答案的。我上面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武断地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是一种机械的二元论思维。大家要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辩证性,很多问题压根就不存在你们所心心念的“解决办法”,只能在不断实践与摸索中,推动历史慢慢进步。


再回到本文的话题,更进一步讨论:旧精英、新官僚们,作为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会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吗?手里拿着北京户口的人,愿意改变北京高考极端优惠的现状吗?





大家猜一猜北大这些院长、主任、教授,都在吹捧哪一部电影呢?看得仔细的读者已经知道答案了——《逐梦演艺圈》。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必须要有人去干活。对于一个领袖来说,你的政策、理念、改变社会的实践,是需要无数中层、基层的先锋队去执行下去的。当你的政策、理念触及了这些人的利益,他们还会好好执行吗?


就比如说这几年教育部一直在搪塞人大代表异地高考的提案,给的理由也是极尽敷衍之能事。那我出一个主意:凡是有教育部编制的公务员,其子女一律在河北进行高考。有这规定你看异地高考的改革会不会快?但是这并不能在现阶段称之为“解决办法”,因为你需要有人干活啊,规则怎么制定、上传下达怎么沟通、录取名额怎么分配……


当年毛主席想得挺好:你官僚不干活是吧,那人民来干活,人民夺了你官僚的权,人民来治理城市。又但是了,治理国家也是个技术活,要不我们为啥叫“技术官僚”呢?人民学习、涨经验需要时间,再加上官僚的反攻倒算,这期间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很多人不愿意去学习这些,去涨经验,人民中的很多数,与其去践行自己治理社会的权力,更不愿意经历这种混乱。伤痕电影《芙蓉镇》就反应了这种态度:大家就是想埋着头老老实实过日子,只有个傻子天天喊着“运动了,运动了”。



还是那句话:他老人家革的不是命,是人性。可惜主席天不假年,如果再多给一段时间,说不准人民能在斗争中锻炼、积累出新的社会治理经验,整个历史线也会发生改写。


更进一步地,人民往往是斗不过官僚集团的,因为他积攒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决裂》的结尾部分,龙书记被撤了职,实践教育改革的师生都被关进了小黑屋,眼看共大的革新就要在就精英的反攻倒算中全面失败,结果毛主席来了一封信,就扭转了这一切。



这就是标准的机械降神。不光当时的人们这样想,现在很多年轻人还在期盼着“毛主席回来”,刘慈欣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中国2185》讲的就是未来人们复活领袖的故事;现在的年轻人也知道毛主席回不来了,于是口头禅就变成了“毛主席带我走吧”……反正就是天天想着机械降神,毕竟改造这世界太累、也太难了。


但我还是想说一点鼓舞人心的话。我们都说天不假年,但其实领袖已经做得够多了,他本来可以晚年享受生活,去长江黄河游游泳,去大学教书,然后做士大夫、新官僚、知识分子口中的“大圣人”的。但是他一定要在古稀之年,去进行又一次开天辟地的社会实践,虽然确实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但已经把屠龙术的火种留存在了人间,等待后人再次点燃。


不要指望机械降神,无产阶级必须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一段话虽然不是老人家写的原话,但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老人家的思想。



人人都是做题家,人人都必须超越做题家。剩下的路要我们自己去走下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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