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布：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当前，中美目前对抗的原因可以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比喻来概括：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原先的霸主时，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性紧张关系。这种对抗将是未来数年全球混乱、无序和不确定性的来源，因为无论“喜欢”美国与否，对美国全球角色的质疑和美国逐渐脱离国际舞台的趋势，都必然会加剧国际动荡。

许多国家原先依赖美国凭借霸主地位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海路安全并解决其他全球问题），现在却不得不自行管理自己的地盘。因此，地缘政治格局将受到“全球治理赤字”的影响。

最近，中等规模的国家更加强硬并实施自己的行动计划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比如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的行动、白俄罗斯在欧盟边境的行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行动或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行动等。

尽管这些行动局限在区域之内，却使世界更危险、更混乱，因此不利于全球稳定。展望未来，除非个别国家和国际组织成功找到解决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改善合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进入“熵时代”：紧缩、怨恨、分裂、愤怒和狭隘日益决定世界的面貌，使之更难理解，缺失秩序。

由于上述所有原因，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走向将是决定全球地缘政治以及其他领域主要成果的压倒性因素。

两国在众多领域相互依存，触及国际事务的最重要方面：气候和环境变化、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国际贸易和投资、冲突和地区动荡、未来科技治理、意识形态领域根深蒂固的冲突、太空主导权竞争等。其中每项重大议题的结果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合作的能力。但经过长期的战略接触，两个国家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双方最根本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战略鸿沟无法弥合。

新冠肺炎疫情非但没有将两个大国团结起来，反而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对抗。

因此，中美两国正在分道扬镳，尽管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相互依存表明双方之间的完全脱钩将是极其艰难和痛苦的选择。

正如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说明，彻底脱钩将给双方带来巨大的代价：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而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约占美国主权债务的4%）。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美国的大多数传统盟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后者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于欧盟、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来说，在中国或美国之间“选边站队”几乎不可能。

“代价太高，我们无法负担，”一位中东政策制定者向我们坦言。大多数全球公司的商业领袖都会同意这一点。未来数年，他们将竭力跨越鸿沟，并可能因此陷入两难境地。

对于现实主义者和其他大国政治的拥护者来说，不断激化的竞争并不意外。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问道：“谁能责怪中国寻求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补充说：

“当然不是美国，因为它当年也曾追求类似的目标，崛起成为区域霸主，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今天，美国的行为正如现实主义逻辑预测的那样。

长期以来，美国反对出现其他区域性霸主，将中国的雄心视为直接威胁，决心遏制中国的持续崛起。于是，竞争和冲突便不可避免。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所有大国（无论何种民主国家）的选择都很有限，只能在本质上的零和游戏中争夺权力。”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国际事务“现实主义”学派的这种逻辑，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将愈演愈烈，但武装冲突是否有可能真正爆发？大国很少表达开战的意愿，但历史上有许多例子说明它们如何陷入战争。

过往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主导的大国开始担心和不安时，可能会反应过度和判断错误。同样地，新兴大国可能会因为获取主导地位的前景而有恃无恐，变得过于自信，并同样反应过度和判断错误。

在与我们的一次谈话中，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指出：“不难预测，若发生一连串事件，或会导致另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很可能是台海战争，中国领导人希望收复台湾，而美国（模糊地）承诺保护台湾—随着东亚军事力量平衡的转移，这种承诺越来越缺乏可信度。”

清华大学的薛澜则把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很久之前，学者们就已经警告过这一潜在陷阱。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端表明，美国国内政治的运作方式使任何政客都无法摆脱这样的陷阱。

人们曾希望美国新政府改变现状，但遗憾的是，他们错了。新政府或多或少是在重走老路。这不是随便一位政客都能轻松解决的困境。”

关于中美之间当前和未来关系的描述大多倾向于“看跌”。为什么？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两个国家的发展与应对方式可能会使双方的有效合作越来越难。

根本原因是：在这个历史关头，无论美国和中国，缓和对抗的意愿都不强。

美国坐拥几十年的全球霸主地位后，现在进入“战略收缩”阶段。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可能仍会主导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但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这迫使其领导人尽可能温和地管理一个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然而，如弗格森所说，“退出全球主导地位很少以和平方式完成”，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印证了这一洞见。

随着美国放弃“世界警察”的身份，他们开始煽动各种假想敌和其他重要力量来考验其决心，并使这些人更有胆量在其他地方制造麻烦。此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观察家开始怀疑：美国制度的演变及其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否像过去那样具有韧性，美国社会及政府系统会不会因政治极化和裙带关系而受到结构性损害。《外交政策》前任主编莫塞斯·奈姆对这种担忧表示认同，他说：

“美国的下一次中期选举将是一道重要关口。我们将看到许多反自由的倡议和想法付诸实施并获得支持。我预测对美国军队的拨款将面临更多争论。美国每年的国防开支约为7380亿美元，高于紧随其后的10个国家的总和。而且，人们似乎认为五角大楼可以毫无约束地花钱。

但在过去20年中，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什么？美国上一次在大规模行动中取得胜利是什么时候？值得每年花费7380亿美元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非常重要。过去，游说团体和军工金融联合体负责保护这一预算，因为他们能从中分一杯羹。这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高额军费开支不会消失，但会面临更多争议和政治代价。”

至于中国，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政治制度、中美竞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稳定都充满信心。中国似乎决心在拥有实力之后，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全球地位。

经过几十年持续而快速的增长和发展，中国现在也面临拐点：增长在逐步放缓，一些人认为全球形势更加不利于中国，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现在起必须采取行动。

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强国并非定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劳动力也在萎缩，而过度负债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有专家认为，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情况，对地缘政治稳定最大的威胁就来自上述弱点而非优势。他们的观点是，在中国追求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可能会升级，而台湾问题有可能成为中美冲突的导火索。

简而言之，中国领导人如美国人所愿放弃其价值体系的可能性很小，反之亦然。未来几年，两个竞争对手之间和平共处，并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保持合作将是最好的结果，但这并非定论。

正如对冲基金经理瑞·达利欧（RayDalio）所说，“战争不是仅有枪战，而是有五种形态：贸易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及军事战。我们肯定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前四种，而且有充分理由担心最后一种”。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大叙事：构建韧性、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一书。作者施瓦布，系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马勒雷， “每月晴雨表”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