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演员鸟鸟：用力轻盈

▲ （文森特 / 图）

小时候，鸟鸟羡慕学钢琴、小提琴的小伙伴，但轮到自己选了，只能学二胡。她幻想靠文字吃饭，但在做自由编剧的两年里衣食皆忧。她以为回老家就能获得稳定的生活，但重复的杂志编辑工作实在了无生趣。人生前三十年，好多事大方向都跟自己想的一样，但细节又没那么一样。这样看似如意实则径庭的日常拉扯出细密的痛苦和巨大的真空，痛苦像窗外鸟叫一样此起彼伏，真空则将她吸入其中，总是迷茫，持续颓丧。她试图在如愿以偿和事与愿违之间寻找最优解，可每个看似最优解的选项都只作用于当下，接着继续带来无尽的麻烦。

中学文理分科时，她犹豫很久选了理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见到她就说：“你应该学文科。”她没有信心学文一定能快乐、能考上喜欢的大学，更不能预言专心从事文学就能写出好东西。“但是周围环境给我的信息，学理工科比较方便找到稳定的、专业对口的工作，可以有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

大概这时，“稳定”就和“不快乐”勾连在了一起。她觉得自己“一步错，步步错”，大学本科是错误的延续，导致她在数理化的课程编排里头疼，每周只有一两节文科公选课能开开心心上完。

“我觉得很孤独，很无奈，我觉得我的想法都没有用，我在浪费时间。我明明应该想物理作业应该怎么做，但是我总在想我更喜欢看文艺作品。我喜欢的是研究文艺作品，而不是研究数理化公式。”鸟鸟回忆。

成为脱口秀演员之前，文学是生活痛苦的去处。鸟鸟喜欢鲁迅，当然，不是从小学那篇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始，因为课堂讲解把文章意趣拆解得稀碎，她是被课文配套的课后读物吸引，又看到姥爷家的《故事新编》，《奔月》让她入了坑。文中嫦娥吃乌鸦炸酱面，无聊到只身飞天。突破传统的想象力和超越性的结构让她初识“幽默”，也看到幽默背后的悲凉。

初中，她学了《药》和《祝福》。看到“人血馒头”，她很生气。看到祥林嫂，她很愤怒。转头想想现实生活里大家也这么对待别人。“一切无解。（文章里）愚昧也愚昧得很合理，这人牺牲也牺牲得很合理，是一个整体悲剧。看完就心里憋屈。”

现实也让她憋屈，憋屈到愤怒，愤怒没法处理，“只能融入麻木的大家庭，这样我就感觉不到痛苦。”于是她的自保心态加重了内向，几近寡言，主动封闭。

上大学后，她看了海明威《流动的盛宴》，羡慕创作者一起交谈的氛围。在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里，这一情境得到影像化呈现，她更加向往。“他们白天专心新创作，晚上一起交谈，我很喜欢这种环境，我也很喜欢研究这种问题：人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行为？”

她也喜欢伍尔芙和卡夫卡，两人的书让她意识到原来意识流可以很生动，文学的形式可以更丰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普通职员，早上起来非常压抑，生着病，妹妹和爸爸不愿理他，生活中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鸟鸟读着很容易被带入，因为自己人生里随处可见类似的心酸。

所以，提交北京大学创意写作专业考研报名表的那一刻，成了鸟鸟人生中第一个彻底如愿以偿的快乐瞬间。“我决定了我要为什么努力，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到我喜欢的知识中。”

这份快乐在考上研究生、进入北大之后结束。鸟鸟以为自己可以住在燕园，实际上她住进了万柳，坐着按点发的校车，到向往的所在汲取往后人生的动力。“但不住在燕园里，我就觉得我不是学校的学生。”

有时她搭地铁去上课，路过万柳的房产中介所，发现经过的居民楼一平10万起。附近有中关村第三小学，哪怕粗粗一瞥也知道那里的小孩所受的教育和自己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人生之无意义感由此生发，愈演愈烈。“在此之前我觉得考上北大人生可以改变，进去以后才发现，很多时候就是输在起跑线，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努力了半天，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强烈的幻灭。”鸟鸟说。

好几次在地铁换乘站，她被汹涌人潮裹来挟去，身不由己地移动，看着身边每个人都穿着精致，知道眼前是别人精心挑选后的生活。在这一刻的人潮里，这些作出精心选择的个体匆匆相遇，再匆匆错过。“任何一个人消失或这一车站的人全部消失，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影响。我觉得特别渺小，人生没有意义。”鸟鸟回忆。

她接触了一款卡牌策略手机游戏，一开始随随便便玩，但越玩越肝，最后打游戏打到在凳子上直接睡着。身边的同学实习的实习，上课的上课，找工作的找工作，她不知所向，惶惶终日，只能一心一意迷茫。实习期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她又觉得好不容易考进来，还是多上点课。可是上课又错过了实习的机会，纠结实习的时候又错过了秋招和春招。“我很焦虑，但停不下来，醒着的时间我也想不了事情，只能打游戏打到困。”她知道自己敏感，大多数时候她感激这样的敏感。敏感是文字创作者的利器，感激它的同时也要承受过度捕捉的阴晦。

终于毕业了，鸟鸟选择成为一名自由编剧。她豪情万丈：只要我全职创作，就能写得极好。

于是她在出租房里埋头苦写，鉴于她的内向性格，室友兼合作伙伴全权负责沟通工作。初出茅庐的小编剧不会有大项目，收入不稳定，生活不规律，房租要交，生活要过，豪情燃起的斗志一天天消减，鸟鸟又陷入了不太好的状态。父母担心，劝她回呼和浩特。

“他们在身边看着我，我可能会好一点。我也感到自己不快乐，我就想可能是漂着不快乐，是不是稳定了就能快乐？”她接受了，回去做杂志编辑，以此为契机开始计划过稳定的生活，组建一个稳定的家庭，可能还要生个孩子。“当有了安稳的工作，那个环境挺容易让人感到平静，但可能我太害怕无聊了。”

有空时，她会去呼和浩特一个俱乐部看脱口秀。看完几次开放麦，她跃跃欲试，攒了篇稿子，讲自己和母亲之间的琐事。背熟了登台，一边讲，场子一边冷下来。讲完她就走了。“上台讲不需要勇气，就算彻底失败了再也不做了，对人生没有任何影响。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问我怎么有那五分钟的勇气，作一个人生选择才需要勇气，上台尴尬五分钟不是问题。不管有多尴尬，时间在客观上会过去。我不需要跟人打交道。”她将这五分钟比作滑板做招，私底下练一练，有人看的情况下，把招做好了就成。本科期间，玩滑板成为了宣泄情绪的出口之一。鸟鸟通过滑板，走出学校，发现原来外面的人不会在意自己期末考试考了多少，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会把学校里的困难看得轻一些，反倒更容易应付它。”

招没做成，要么再也不做，要么好好钻研怎么做。鸟鸟选择了后者。她开始研究脱口秀理论与技巧，如何设置前提，如何理顺逻辑，如何抖出包袱……2020年8月，她开着车突然有了灵感，在车里越说越激动，回家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上台果然炸场了。那次讲的内容是“男女生理差别”。脱口秀这件事，终于给生活带来了积极的正向循环。

2020年底，她报名笑果训练营，在上海待了一周，结束后参与了《吐槽大会》的编剧工作，又参加《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到今年，参加《脱口秀大会》第五季，作为一个只讲了两年脱口秀的新人，走到了比赛的最后。

（文森特 / 图）

讲脱口秀之后，她看待事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比如鲁迅的幽默非常适合讲脱口秀，他的结构太超越了，描绘又很精准。卡夫卡呢，卡夫卡把“变成虫子”的意象放进文章里，那么家里会怎么样呢？“他有了一个前提，没有人想过这种前提，他还能顺着这个前提把故事写完。这本身就是勇敢的行为。”鸟鸟说，“卡夫卡如果讲脱口秀会快乐很多，没准真的可以结婚了。”

曾经，鸟鸟试图与身边的朋友讨论社会话题，有时会聊不下去。要么对方毫不关心，她的愤怒像打在了棉花上，要么两人观点相左。她意识到每个人从小到大接收的信息和受到的教育不同，被塑造成的样子就不同，情绪爆发的点也不同，观点各走一边。“深刻理解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等社交对象和工作伙伴都变成脱口秀演员后，她获得了如鱼得水般的自在：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就算没有，也能保持尊重的态度。

成为脱口秀演员是鸟鸟长这么大第二件彻底如愿以偿的快乐事情，幸运的是，这次的快乐比第一次持续更久，力量更强，她乐此不疲。

据统计，中文广播电视新闻播音的语速是每分钟300字左右。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分钟能说200-350字。鸟鸟慢些，一分钟讲180字左右。但她能在三五秒的十几个字里塞进几个梗，语气的间隙正好安置观众的笑声。两相配合，几句话下来，爆梗递进，情绪渐起。她站在台上，看起来像重型机关枪，有些笨重，但字句铿锵。

这样的画像不太符合她的想象。踏上人生第一个脱口秀舞台之前，她为自己起了一个艺名“鸟鸟”，希望像鸟一样扇动翅膀高高飞起，看起来轻盈，毫不费力。她曾经想从脱口秀中获得这种轻盈，告别沉重（且无聊）的生活，踩着小碎步扇着小翅膀轻巧地飞向白云蓝天。

作为一名（不太情愿而不得不成为的）工科生，她知道扇动翅膀也要做功，但作为一名（其实一直向往最终得以成为的）中文系毕业生，她热衷追寻宏大命题的价值，那能为现实的沉重提供出口。正式讲脱口秀两年来，她磕磕绊绊但一路热烈，看似颓丧实则富有激情，不紧不慢但进步明显，总之，不论飞得高低，她现在都可以说：“看，我飞起来了。”

（文森特 / 图）

现在基本比较自洽了。

南方人物周刊：自洽是你接纳了自己的种种矛盾，然后也接纳了自己的愤怒，接纳了这种纠结。

鸟鸟：我觉得是别人接纳我，让我觉得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上节目以后挺多观众都觉得我挺好，然后我觉得原来我挺好的，然后我就没有那么责备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