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究竟讲了什么？

我们常说，历史需要想象力。尽管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成熟的文字，但这样的记录并不能提供太多有效的信息，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夏商周只意味着没完没了的祭祀、墓葬灰坑遗址和一大堆考古报告。然而，今天我局推荐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使用非虚构写作，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上古三代的历史图景。

《翦商》一书针对性地讨论了一个核心问题——人祭。为何在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商代，却如此热衷于杀人祭祀呢？而书名中的“翦商”就是周族翦灭商朝，且一并翦除人祭的陋俗。正因为有着翦除陋俗之举，所以作者认为，这次改朝换代是华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新生。

《翦商》的作者李硕先生，是实力派青年历史学者，这一次，李硕将目光投向上古，关注夏商周三代的人祭问题。那么，书中围绕人祭具体讨论了哪些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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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开始人祭了吗？

我们先不纠结夏是不是第一个朝代的老问题，这里仅探讨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朝。作者对夏朝人祭的概括为“有限人祭”。也就是说，有人祭，但不多。

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没有发现事后祭祀或埋入人牲的现象，只有一条灰沟中发现了人祭。我们最为熟知的用于宫殿建筑奠基的人祭，也没有被发现，但是在一个庭院中发现了五具献祭尸骨。反而铸铜作坊有用于奠基和献祭的十多具尸骨，旁边的祭祀坑也有两具。

因此，从时间上来看，宫殿中的人祭行为是从铸铜作坊中学来的。

可以说，最让我们惊讶的并不是二里头不太泛滥的人祭，而是铸铜作坊与宫廷表现出的极大的不一致，甚至还存在一个反向学习，由下到上，由铸铜作坊到宫廷的传播机制。

这个现象不仅揭示了社会结构形态，还敲击了我们有点固化的思维模式。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上古的青铜制造业应该在王权的直接控制下，但是夏代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官僚制和君主集权制了吗？更大的可能是，夏还属于王权肇建、蛮荒未褪的时代，不同行业由不同的族群世袭经营管理，他们是独立于王宫的，宗教习俗的不同也就说得通了。

二里头从未发现大型城墙体系，作坊区和宫殿区有着各自独立的围墙，许宏先生将这种状态称为“大都无城”，由此也能够看出手工业族群的自治性。

夏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字，但商代却出现了大量的族徽，即卜辞的“多子族”，这种族徽也暗示了不同族职业的不同，对夏代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补充。

族的字形是战旗和一支箭，表现出了明显的战争属性。我们不知道夏的不同职业群体在当时叫做什么，但至少能够知道，商朝的族是有军事力量的，这必然导向了足够多的独立性。

我们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无政府是怎样的状态，它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似乎也不高。但在当时，因为社会发展程度低，交通和通信手段落后，而官僚制的直接管理方式对信息成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王权只能承认各商人部落或家族内部进行自治，遵循各自的一套规则法律。

当然，文字及其载体的逐步发展，使得传达命令变得简单，并催生出了权力更加集中的政体，这就是后来的事了。

商代为何如此热爱杀戮？

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商城旁的一条壕沟中发现了近百颗人头盖骨，且被加工成碗的造型，边缘切割平整，打磨光滑。

这很符合我们对商代文化血腥的印象，但作者综合考古材料认为，商人并非生来就热爱杀戮，而是随着王朝的扩张，逐渐形成了国家级宗教行为——杀祭。

考古学的两大根基为类型学和地层学，地层学是为我们提供相对时间的重要途径。作者通过分析不同地层的祭祀物发现，在商朝早期的偃师遗址，最早是用猪祭祀的，后来才开始埋人。其他早商遗址也多为人祭和牲祭混合掩埋。

由此可见，人祭是逐步增长的，而这一增长与商王朝的扩张具有同步性。

开国50多年后，商人的势力范围开始扩张到晋南、关中东部，甚至南达湖北省。在新征服的地区，商人可以俘获大量人口。这些人或被当成奴隶强制劳动，或成为献祭材料。

只是，为什么扩张的同时就一定要用人献祭呢？这种人祭与新石器时代石峁、王城岗中的人祭思想基础一致吗？作者认为，商人的人祭宗教也和他们的复杂来源有关。

在商朝灭夏初期，来自多个文化的人群融合成新兴的“王朝商族”，因此他们需要构建一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而用人献祭是最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借以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群）。

这种思维颇有一种上古“民族主义”的意味，即“非我族类，虽远必诛”。

书中提到，商朝在开国近200年时，内部可能发生过一场王室“宗教革命”，提倡不杀生而是掩埋青铜器的新祭祀方式。

比如中商时期郑州商城遗址，就出现了埋藏青铜器的全新祭祀方式——将一些纹饰精美的青铜器整齐地放在窖藏坑中。

关于放进坑中的青铜器，一种说法是“逃亡藏宝”。即发生战乱或仓皇逃命时挖坑掩埋，但这种情况下被掩埋的青铜器往往呈现出七倒八歪的混乱状态，但郑州窖藏坑中的明显不同，不仅掩埋从容，而且伴有一些仪式。

这种摆放器物并埋藏祭祀的活动，在古老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先例。距今8000年前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的祭祀坑，就埋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石斧非常大，完全不是实用兵器，而是专门用来掩埋祭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也有类似掩埋陶塑小动物和人偶的现象。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在商朝第十王仲丁时期，王朝发生了“九世之乱”。这也许就和那一场宗教变革有关，却以改革派的失败告终，商朝也失去了自我翦除野蛮风俗的历史机遇。到了晚商时期，人祭的规模变得空前庞大。

文明的车轮，最终只能通过“翦商”的方式进步。

《易经》藏着历史真相

虽然《易经》是一部占卜用书，但是其卦辞、爻辞中却隐藏着不少商周时期的历史信息。所以古人说“六经皆史”，并非虚言。《翦商》的作者李硕就把《易经》当成史书读，不仅展现了商灭周兴的历史巨变，也记录人祭被革除的过程。

可能有些读者会置疑，把《易经》作为解释早期周代历史的参考文献，会不会太过冒险？

事实上，由于周朝的史料比较丰富，作者并没有将《易经》中的史料作为孤证，每一条对《易经》的解释都有至少一种可以对读的文献，另外还有考古遗存提供的证据，符合研究商周历史需要二重证据的标准。

了解先周历史的人都知道，周族曾经历过一次至关重要的迁徙，古公亶父带领大家从豳地（今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迁居到周原，也正是这次迁徙为周族后来发扬光大打下了基础。

在周朝的官方叙事中，迁徙的直接原因是伟大领袖古公亶父不想牺牲族人性命与戎狄发生战争，便选择不打反躲的策略，被世人称颂，传为佳话。然而，从碾子坡的考古遗存来看，没有发现外族入侵的迹象。

作者根据《易经》中的史料，认为周族的东迁是为了给商朝作西部地区的爪牙。《益卦》的一条爻辞写道：“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翻译成白话就是：为了殷商搬个家，对你们有好处。

《易经》中还隐藏了不少关于商周剧变的信息，比如《归妹卦》记载了商周联姻，周文王实际上是纣王的姑父；多条爻辞中的“有孚”，实际上是周人为商周俘获羌人；而《坎卦》《噬嗑卦》则见证了周文王在羑里的牢狱生涯。

作者还认为，《乾》《坤》两卦记录了周人从臣服于商朝，到奋起翦商的关键信息。此外，卦爻辞中的“利涉大川”，指的是远征殷商的大军有利于跨过黄河，“利建侯”指的是在行军时派出侦查斥候。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何殷周之变能被孔子为代表的儒生们称颂上千年？我们总觉得翦商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毕竟血腥和暴力挑战了人的基本底线。然而，如果加上新石器时代，人祭的传统可能长达上千年。

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读完此书，我们才能知道人祭的社会基础如何变得坚不可破，以及“翦商”这一新生过程的来之不易。

在周朝以前，商朝的扩张可谓势不可挡，但是商朝在发展出精美纹饰的同时，并没有合时宜的翦除自己的血腥。商朝正如其青铜器饕餮纹饰一样，具有一种狰狞的暴力美学，但就是太费人命了。

所以，作者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并称是适宜的。这本《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不仅观点振聋发聩，而且语言精炼流畅，非常好读。原价99元，在我局官方微商城下单，只需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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