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需要“上海摊”

2022-12-26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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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得与失

算下来，笔者在上海已生活了16年，从上海动物园到金桥，从上南到彭浦，从西藏南路到后来一直生活的普陀区，住遍了城市的东西南北中。譬如刚来时上海只有5条地铁，现在已有20多条，十多年间，城市变化实在日新月异，但又总觉得有些若有所失。

这个“所失”是什么？一直说不太上来，直到今年去了几次成都，对比下来才恍然。

成都南三环边的金石路是一片新兴商务区，各种商业配套还略显不足，工作日午餐是个问题，面对几千上万人集中的吃饭问题，一两条餐饮街区根本无法满足。地方是怎样解决的呢？

笔者看到，金石路两侧的人行道靠里，开设了许多较简易的夫妻排档，凉皮肉夹馍、担担面牛肉米线、猪脚饭锅盔等等……各种地方餐饮应有尽有。中午时分，白领们从各栋办公楼出来，在这些露天小餐桌上大快朵颐，既实惠又高效。此外，还有不少卖水果、鲜花、小吃乃至快餐之类的三轮车，也不见城管驱赶。

按说这种简易的路边餐饮、流动“地摊”、乃至占道经营会导致管理困难、环境脏乱差，但现场并没有这种感受，高效、自发的市场运行，浓浓的“地气”、烟火气之中，食客用脚投票，商家各凭本事、各自管好自己地盘，一切井然有序。路边摊也并没有影响到餐饮街区的生意。

我还去了成都的许多地方，在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景区周边，还见到不少这样的“地摊经济”。我都没有看到脏乱差，看到的反而是活力、效率与有序。我在朋友圈写到，“（成都）城市开明，百姓勤劳，白领不装”，让人看到疫情冲击下城市活力的快速恢复。

我回忆起来，上海也曾是这样。从凝聚了上海人民美好记忆的“最火平民美食街”吴江路，到上南区域的昌里路夜市，从著名的彭浦夜市到普陀区西宫（沪西工人文化宫）夜市，都曾散发着这样平民化的烟火气。

十多年来，正是在城市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摊经济”几乎都消失或“蜕变”了：政府制定了全面禁止路边摊的政策，西宫拆掉重建（中），彭浦夜市、昌里路夜市取消，只有吴江路，摇身一变国际化餐饮商业街区，如果不是区位显赫，跟遍布中国大小城市的“国际风情街区”没什么两样……

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缺失了什么？答案在人们的心中。

解绑

地摊经济由于不直接产生税收，对政府管理却只带来压力，因而长期受到打压。但它既可以满足市民需求，又可以创造就业，活跃民间经济，确是一项民生。可喜的是，“一刀切”的坚冰，近年来逐渐融化。

2015年10月，广东省颁发《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开始试水“地摊合法化”。

2020年3月15日，成都市出台《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等，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

5月，全国两会召开，人大代表杨宝玲建议，在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因地制宜释放“地摊经济”活力，获得广泛认同。27日，中央文明办明确，在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再将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考核内容。

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烟台考察时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随后，上海、杭州、河北廊坊等城市相继放宽政策，允许有条件的餐厅外摆，支持“地摊经济”。紧接着，成都、长沙、河南许昌等许多城市更提出鼓励“地摊经济”，允许在不影响疫情防控、不妨碍居民生活、不扰乱市容环境秩序下的摆摊经营。其一般做法是政府划定时间、路段或区域，摊贩自己申请，通过后按照要求经营。

6月，上海市政府还宣布，将在6月6日-6月30日举办首届“上海夜生活节”……

一时间，“地摊经济”成为热门词汇，五菱宏光等车企推出“地摊创业车”抢尽风头。车企外，许多小商品、百货商场（场地租赁）、食品企业也加入进来，催生了热炒一时的“地摊概念股”。不料，随后的两年多疫情反复，许多地方明里暗里一再收紧地摊政策，地摊再次回到地下。

调研

所幸，地摊经济的重要性依然被重视。2022年9月22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规定在不占用道路、桥梁等公共场所的同时，区政府、乡镇政府可以划定一定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这种释放民间需求与活力的行为，一时间广受社会各界的赞誉和关注。

这项新条例从2022年12月1日起实施，目前已进入12月中下旬，那么，上海的地摊经济恢复了吗？近日，笔者走访了几个传统地摊/夜市区域，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除了西宫正在重建，在长宁区中山公园、普陀区华师大后门等以前地摊经济的活跃区域，笔者并未看到任何地摊点位。询问附近门卫、商户，也表示没有人摆摊，“一直不允许”。

从上午10：00到20：30左右，在走访这些区域的过程中，几十条道路，笔者只在晚上看见三个路边摊，一在某地铁站附近路口，一个推着三轮车卖烤肠的老奶奶和一个卖烤红薯的大叔，还有一个在某商场门口，一个骑电瓶车卖花的大叔。许是下班左右，物美价廉，生意都还不错。

我对着卖花的大叔拍照，他警惕地走过来问拍照做什么？我解释之后，他才舒一口气，说担心被人举报，城管找麻烦。我又问他知不知道12月1号的“地摊新政”？他说当然知道，但并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搞、怎么搞，依然只能“打游击”。

笔者又致电相关街道办、城管部门，一些部门表示听说过该项政策，但还没有文件下发，还有一些部门直接表示没听说过相关政策，结论都是“不允许”。再上网检索“上海地摊经济”，搜索到的主要还是城管部门“规范执法”、劝阻市民摆地摊的消息。可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人大与政府的衔接，往往存在两张皮现象，期待能不断改善。

当然，上海的“地摊经济”一直有其商业化载体，那就是各商场、街区组织的“夜市”“集市”。从商家“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划出区域、明确招商对象，到委托招商，再到各种“市集招募群”，以及一批固定的摊主，已形成一个固定的“夜/集市商业链”。分析下来，这更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

第一，这是商业租赁行为。地段较好的商场，一个摊位租金一般在200-300元/天，还需缴纳押金。折算下来，每平米日租金几百元，显然很贵；

第二，使用的是商场自有空间，由商场组织、闭环管理，而非公共区域，与政府无关；

第三，严格要求招商对象，比如食品、文创、手工艺品等，摊主往往是年轻人，能做出个性、特色，当然，物美价不廉，跟“烟火气”也关系不大，总体还是商场经营的室外延伸。

这些散发着商业属性、精致主义的“夜/集市经济”，有其特色和价值，值得肯定与鼓励，但显然有相当的门槛，与人们理解、政府强调的“地摊经济”不是一回事。比如，上述卖烤肠、烤红薯、卖花的老奶奶和大叔，以及政策鼓励的“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的农民，就算愿意付租金，也进入不了。

所以目前城市的地摊经济，依然只存在于条例。

民生&商业

如果将上述商业型“夜/集市经济”与“地摊经济”区分，可以用商业&民生的标准。商业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做，譬如上述“夜/集市经济”，今天我们要强调的“地摊经济”，应该更偏向于民生。

事实上，地摊、路边摊是商业的起源。

人类早期，人们汇聚到交通或水源便利的地方进行路边摊交易，久而久之成市，继而成城市。今天，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依然保留着赶集的传统。这些集市所在的地方，并不就代表着脏乱差，反而因为乡土商业中心的地位，成为人们重要的聚居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治理制度，今天的集市，大多就是原来的公社所在地。尽管当时实施计划经济，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没能阻止路边摊经济、集市的商业中心地位。

改革开放后，数千万下乡知青集中返回城镇，引发巨大就业压力，大量无业青年在街头、电影院、百货店门口摆摊，卖“大碗茶”，小吃，日用品等，地摊经济再度崛起。1979年，国家顺势正式承认个体工商经济，不少地摊主转型个体工商户，中国民营经济宣告起步。

地摊、路边摊，是最基础的民间商业行为，和真实的民生行为，它们解决着老百姓的基础商业需求，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促进着市场的繁荣。以环境管理为名一刀切禁止，并不合理。

其中深层原因，还在于一些管理者的商业逻辑。地摊、路边摊一般只交较少的摊位费（甚至不交），也不产生税收，对地方管理者来说并不产生商业价值；反之，还得安排人管理、环境整治、打扫卫生，属于纯支出项，加上的确存在一些居民投诉，处理起来又大费人力，因而缺乏动力去支持，不如一禁了之。

2020年两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面对中外记者采访时指出：“人民群众中有无穷创造力。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就一个‘大碗茶’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前两周我看到报道，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这种原始的民间草根经济，岂是一场野火可以尽，只需几缕春风，又将散发勃勃生机。

过去一些地方的发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重商业而轻民生，地方政府公司化，管理者CEO化，片面强调GDP、财税、产出、绩效、管理、“倒逼”，结果城市看上去是繁荣、有序、整洁了，但繁荣日益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事实上，民生与商业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加快“放（简政放权）管（放管结合）服（优化服务）”改革，多一点民生思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城市才会有真正、可持续的繁荣。

我们需要怎样的城市文明

我的老家在中部某省农村，每次回乡，都有村民开玩笑地打招呼“从上海滩回来了啊”。在他们眼中，上海充满活力、机遇，是奋斗者的乐园、梦想家的天堂……尽管他们当中有95%的人从来没来过上海，对这座城市的想象主要来源于影视剧，但光一句“上海滩”的称谓，一句“浪奔浪流”，就足以刺激起他们的肾上腺素。

我爸来过上海几次，未能免俗，我带他去看南京路、外滩、陆家嘴、淮海路、田子坊、各种商场、艺术街区，他看着那些高楼大厦、高端商场、闪烁霓虹，除了觉得高端、精致、“贵”，以及满眼的隔阂感，就没有太多其他感觉了。我能理解他心中的那些感受，只好带他去了趟车墩影视基地，然后他在那复制的街区中感受了一通老百姓心中的“上海滩”，倒是很开心。

当然，管理者和普通人对价值的理解往往是有差异的。十二年前，这座城市伴随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瞄准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越来越符合国际化、精英化、商业化的审美，但又多少丧失着“地气”、烟火气、草根精神、拼搏的梦想。人们拼命干的意义在哪里？一种文化与价值的精英化的虚无主义也日益弥漫。

在日益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不能光顾着“讨好”他人，而忘了“讨好”自己。事实上，纵观全球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都注重在商业化大潮中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其深层魅力，往往不在高楼大厦、繁华夜景，而在繁华背后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一座城市如果只有繁华、高端、秩序、整洁，没有传统，没有地气，没有生活，只有精英化这一张面孔，没有平民化、多元化的包容与和谐，那将是多么的苍白和无趣。地摊经济，或许还是破解这种苍白和无趣的“鲶鱼效应”。

更高级的城市文明，不是管理、要求出来的，而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一点点累积、熏陶出来的。把民生的还给民生，把传统的还给传统，把生活的还给生活，多一点民生思维，多一点文化意识，多一点同情与共情、多元化和包容，多一点草根精神、平民精神，我们的城市才能在发展中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