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来临后，渔民上岸时 | 生态危机中的鄱阳湖（下）
一场极旱引发的生态危机，让鄱阳湖一度成为今年的舆论中心。对于这个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公众投入了罕见的热情和关心，且将这种关心置于自然保护而非资源开发的框架之内。为了弄清楚鄱阳湖在发生什么，我们就不得不回溯其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以及观察当前关于建闸的争议。因此，本专题第一篇文章我们采访了不同专业的4位学者，让他们从气候、生态、水利等不同角度回答目前鄱阳湖面临的诸多问题。而第二篇文章，我们的记者去了鄱阳湖当地，从微观层面，发掘当地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化。
记者 | 任思远
编辑 | 张云亭
2022年11月中旬，干旱仍在持续，住在江西省余干县康山乡的袁文斌没有在家附近见到江豚。
袁文斌今年51岁，一家人世代生活在鄱阳湖边上，打开家门就能望见湖面，信江从康山乡西边自南向北汇入鄱阳湖中。以往每年10月底，鄱阳湖的枯水期来临后不久，接近200头江豚会汇集在康山江豚湾，位置就在信江流入鄱阳湖的入口附近。这片水湾在鄱阳湖的枯水期水量充裕，能给从主湖区游出的江豚栖息之处，直至3月，湖的丰水期来临。
袁文斌家中三代人都是渔民，从前，江豚经常在水中与他们的渔船相伴。这种水生哺乳动物只在长江中下游出现，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袁文斌儿时记忆里，它们从爷爷的渔船边上飞过时“成群结队”，但后来，由于水域环境恶化，它们成了濒危物种，截至2017年，总量已经从1990年代的2550头下降至1012头。
如今，袁文斌已经远离了渔民这个身份，现在他的工作是专门确保水中江豚的安全，这份工作已持续了5年。从打渔到护渔，他与这片湖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随季节变化分为枯水期和丰水期，这是鄱阳湖自古以来的自然属性，也造就了湖里动物的习性。每逢枯水期，袁文斌需要开着他的四轮电瓶车行驶十几分钟到达康山江豚湾，记录好江豚的状态和数量，同时排查对它们生存不利的因素——清除水中残留的渔网和地笼，劝返水边的垂钓者，因为他们手中的鱼线和鱼钩会伤害江豚。
2022年的天气有点反常。6月，原本应该洪涝频发的鄱阳湖进入了干旱状态，并在之后不断达到历史上当季的最低水位，枯水期也从9月提前至8月。由于水路水量变少、难以逾越，江豚仍被堵在路上无法前行。这导致袁文斌需要走更多的路，开船、甚至在干涸的湖区里骑摩托车去到江豚停留的水域才能完成工作。
当袁文斌忙于适应极端天气带来的奔波时，鄱阳湖因为干旱成了舆论的焦点。也恰好是在今年5月，鄱阳湖水利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被公示。关于这项工程的讨论历时几十年，如今的方案计划在9月拦截部分长江上游来水，帮助缓解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时的旱情。与修闸相关的讨论叠加公众对干旱灾害和生态问题的关切，鄱阳湖水文和生态的舆论被进一步扩大。
更多人因此开始关心鄱阳湖，但对于湖区居民来说，干旱不是几张图片，而是具体的生活。
除了与动物相伴的巡护员，农民和养殖户对干旱的感知更关乎生计。58岁的农民胡龙选住在距离康山乡半小时车程的余干县瑞洪镇。2018年从广东退休不再做生意、告老还乡后，他重新开始打理200多亩水稻。离乡三十多年，有不少小时候曾是湖区的位置现在已经成为稻田，小时候“发水发到家门口”的情况在近年也变少。
不过幸运的是，由于胡龙选生活的瑞洪镇离鄱阳湖和信江近，他们周边的湖区因为地势低洼一直不缺水。另外，往年最容易导致减产的风和病虫害没有发生，他承包的稻田反而幸运地增产了。尽管在离湖远的区域，“农田就像被火烧了一样”。
饶新青所在的南昌市进贤县下埠集乡几乎就是如此，那里距离胡龙选的家有一小时车程，不直接靠近鄱阳湖和周边的内湖。这里往年灌溉稻田，靠的是周围山泉水汇集成的小河和收集雨水的水库；而面临今年的干旱，这些水域很快被抽干、蒸干。虫子顺着稻杆钻到地底去，没有水，它们又被逼上来，雪上加霜。
饶新青对今年干旱的感受已经不止于小农户对自家生计的担忧，而更接近一个商人面对突发商业冲击时的痛苦。和胡龙选类似，54岁的饶新青在30岁时就离开了老家去城里工作，直到儿子2016年结婚时回乡。不同于胡龙选闲适养老、顺带种田，饶新青在老家负责一家农业合作社，除了自己承包的2200多亩稻田，他还负责从2.3万余亩稻田里收来定质定量的米，把它们卖给合约的收购商，在当地被称为“饶老板”。
干旱直接打击了这位中年回乡的创业者。7月收割的早稻还算正常，10月收割的晚稻则因为田里水量分布不均，水稻成熟的时间各异，最终甚至有9成的晚稻直接烂在地里，几乎绝收。收割、烘干、加工这些环节都无法正常推进。饶新青过去几年做农业生意的利润在这一年亏完，来年的启动资金都成问题。
38岁的瑞洪镇居民张师金则形容自己的夏天过得“提心吊胆”，他从2021年夏天开始在一片内湖边承包了160多亩鱼塘，养食用草鱼。鄱阳湖禁渔之后，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家庭带来更多收入。2022年，因为高温少雨，夏天鱼塘里的水蒸发快，鱼因此易缺氧，需要频繁补水。虽然他的鱼塘就在湖边上，抽水方便；但是这也意味着他的鱼塘水位不能比湖高出太多，不然塘堤破裂、鱼流入湖中，所有的投入将全部打水漂。
袁文斌熟悉其他湖区居民的境遇。除了做巡护员，他同样种水稻补贴家用，在“禁渔”后也养过一年鱼。农民和养殖户对自然变化的感知很具体，因为这与他们的生计相关。不定期的自然灾害，让投入多的人“好像赌博一样”。而相比之下，做巡护员的工作也需要对自然的敏锐观察，但它更像是“行善”，风险小，且最大的区别是几乎不能对它有收益的预期。
不过，袁文斌会在新的角色中收获惊喜。9月初，他和伙伴在信江边上的瑞洪大桥下发现了接近20头江豚，它们原本应该向更南巡游，但因为干旱在这里停留了更久。除了每年见面的近200只江豚，袁文斌又因此有了新的关照对象。
因为这个新发现，有更多人加入了袁文斌的工作。当地渔政部门临时雇了4位50多岁的巡护员住在江边的集装箱里，每月发放3000元补助，直到江豚离开这里。这些巡护员都来自沿湖的余干县康山乡或瑞洪镇，其中一位是袁文斌的亲戚。在生活经历上，他们极度相似：曾经都是渔民，又在2019年和这个身份彻底告别，原因是当年8月“长江干流江西段、鄱阳湖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公告出台。
这项政策比农村农业部颁布的《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还要早实施一年，意在恢复江、湖内的生物多样性。而骤然失去工作的4位老渔民因为不再是青壮年，在捕鱼期间又有一些积蓄，没再选择外出打工，而在家里闲了一两年。直到如今接手了巡护江豚的工作，他们才在干旱之年和从前熟悉的江、湖重新搭上关系，尽管这份工作可能只是暂时的。
“老渔民转做动物保护员”的故事，经常成为湖周县市宣传“十万渔民上岸后再就业”的典型案例，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政策的导向。“令行禁止，扭转‘靠湖吃湖’的生活方式”，《江西日报》在2020年对禁捕退捕政策的评述文章中写道，转向的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渔民上岸做巡护”被树立为典型的原因，正是由于人在和湖的关系中不再是开发者，而成了旁观者和保护者。
在种田、养老休闲之余，回乡不久的胡龙选也因为这个转向获得了兼职工作。10月，农忙完毕，候鸟来到鄱阳湖，胡龙选也在距离他家七八公里的插旗乡候鸟观测点当上了护鸟员，负责驱赶进入保护基地的人类，直到3月候鸟离开。和在瑞洪大桥常驻的4位一样，护鸟员的岗位是政府提供的，每个月他会获得3000元的补助。
11月，胡龙选透过观鸟站的望远镜看到成群的大雁在面前近千亩的稻田上盘旋、吃稻谷，它们的数量比以往更多——干旱让大雁原本要在湖滩上吃的苔草嫩芽变少，因而飞进了稻田。这其中也有胡龙选自己承包的田，它们在2021年就已经被政府接管、专门留给候鸟吃。胡龙选一家在这里只负责种、不负责收，并因此获得补贴。这是他在离乡前从未体验过的人与农田的关系——小时候，种田是为了养活人；而如今，是为了服务鸟儿。
鄱阳湖边上的居民已经不再与湖保持“靠湖吃湖”的供养关系，正在适应与湖相处的新方式，几乎和胡龙选回乡同期颁布的“禁渔”等生态保护政策直接导致了这件事。一位康山乡的老渔民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禁渔”政策下发、他们原本打渔的地区变成了动物保护基地时，他的感受是“湖是属于国家的”。在过去，他们曾经为了和隔壁的县争湖区的界线而打架到头破血流，这让他们感觉“湖是我们争来的地盘”。而如今，所有人都只能穿着马甲在湖区巡护，相互之间的对立消失，人对湖的归属感也已经变化。
和4位江边的巡护员相比，袁文斌的转型早于“禁渔”政策出台。他在2017年加入余干县康山乡江豚巡护队，当时政府部门并未像现在一样提供有偿的巡护员岗位，他加入的是一个无偿的志愿者组织。巡护队的创始人曾在外地从事长江江豚的保护工作，当时希望在鄱阳湖周边江豚出没区招募当地的志愿者。而袁文斌是康山乡巡护队事实上的行动负责人。
在袁文斌的讲述里，这个突然的转向是他十多年以来考虑的结果，“想要搞环保“的念头，在2000年就已经因为他家门口大明湖的环境变化而萌生。大明湖原本是鄱阳湖的一部分，从1960年代本地的康山大堤修建起来后成为内湖，总面积有13万余亩。他在湖边度过了游泳、摘莲蓬的童年，并跟着爷爷在这里学会了捕鱼。他喝的水就从湖中来，湖里的食物在那时看起来取之不尽。
但到了2000年，这片湖已经被外地老板承包，本地渔民不再能进去捕鱼，袁文斌把大明湖的环境变差归咎于此。激怒他的事情是每到入夜，都有外地人开的养殖场的员工用卡车把动物粪便倒进大明湖里，风起时，湖边泛起恶臭。或许这激发了袁文斌内心对外地开发者的仇视，而大明湖在他心里向来是“我们的湖”。他拉了几名本地渔民，在夜里围堵了倒粪的人，警告他们今后不能再来，“要倒就倒在你们公司门口”。也许是这次斗争成功让他和已经失去联系的大明湖有了新的关系，袁文斌把这件事称之为“环保的启蒙”。
袁文斌熟悉鱼的习性，比如木板搅动水面时鱼在回水处出现，这是从小趴在爷爷的船边上学到的。到他13岁爷爷过世时，袁文斌正式独自登上了渔船，每天至少能赚三四十元，超过了多数同行捕鱼的大人。父亲不通水性，只能靠种田给家庭带来微薄收入，这个“在水中像鸟一样灵活”的瘦小男孩在婚前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到19岁时，他花8000元把家里的茅草房换成了砖瓦房，彻底改变了从小贫苦的居住环境。在出生、长大的湖里捞出财富，让当时的袁文斌感到骄傲。
即便不像袁文斌一样娴熟，“随便去湖里捕捕”也可以补贴家用，这就是胡龙选去广东做生意之前的体验。他记得年轻时和老家街上的朋友出去玩，付钱的都是靠捕鱼赚了大钱的人。而他自知手上的工具和技术无法和这些“专业渔民”比，因此选择了另外的出路。
1990年代，在康山乡的鄱阳湖区捕鱼需要渔民搭伙承包，袁文斌是带头的“老板”，成了“多捕鱼、赚大钱”的领头人。也是在那时候，他见到、用到了能把湖中鱼一网打尽、“断子绝孙”的捕鱼工具，像是“迷魂阵“拦河网，还有“背包客”式的电捕鱼装备。最“厉害”的时候，袁文斌一天能有数千元的收入，每年收入十几万元不成问题。
如今谈到这些早已被禁止的、对水域生态有极大破坏的行为，袁文斌像是在陈述自己过往的罪过。不过，他认为身份的转换让他有了赎罪机会，因为他深谙这些“秘密武器”是怎样对鱼、对江豚造成伤害的，所以能给江豚保护提供独家的信息和线索。这让他几乎走到了渔民们的对立面，有好几个从前一起捕鱼的兄弟和他因此反目。
在禁捕退捕政策颁布后、2022年的干旱之前，主动转型的袁文斌就成为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故事主角。“我们靠湖吃湖，对生态破坏的后果应该由我们这代来负担，”他这样说，并反问，“谁又能说，像今年这样的极端天气，和我们过去的破坏无关呢？”
即便在面对媒体时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出坚定的信心，5年过去，袁文斌仍在适应自己巡护员的工作。在做渔民时，他是天生的猎人；如今的工作尽管主要还是与动物和自然打交道，但新的角色要面临的是新的困难。
钱依旧是大问题。尽管袁文斌不断和外界关注环保的机构、媒体与官员打交道，但他的团队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过去3年，与康山乡相邻的南昌市新建区南矶山候鸟保护区聘请袁文斌为候鸟巡护员，每个月发放3000元补助，但每年的工作只持续6个月，并且不保证来年是否续签合同。对于巡护江豚的工作，袁文斌和队员也希望能获得当地政府更长期的资金支持；但是与政府雇用的人相比，他又希望自己能保持巡护工作的独立性，例如不只在规定的区域巡护。也是因为这个，他们仍在与政府协商条件。
报酬不稳定的情况下，跟随他4年的一位队员在他们接受《第一财经》YiMagazine采访期间突然表示彻底退出巡护队，没有解释原因。在采访的第一天，这位队员还坐在袁文斌的电瓶车后座上插话回答问题；到了第二天，车上就只剩下了一个小纸箱，里面装着这位队员在过去几年对江豚情况的记录表。
除了知道自己脾气差、对伙伴说话不够周到，袁文斌还强调“信心”“保护环境的心”不那么易得。即便他知道离队的人有实际困难：有3个孩子，最小的只有3岁；巡护的工作辛苦但收入不多，当袁文斌站上公益活动的演讲台、在媒体和官员中间游走时，其他队员多数时候只是默默无闻。
这几乎是袁文斌在转型做巡护队的队长后一直要面对的问题，不断有从前的乡亲、朋友质问他“人都活不下去了，为什么还要保护江豚”。而让他从这些质疑中抽离的往往是来自城市、支持动物保护的新朋友。他尊称每一位外地来的媒体记者、摄影师、公益机构组织者为“老师”。与他志同道合的“老师”往往更有能力给予他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也更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原本无法与当地政府部门协调的问题。
但与做渔民时期不同的是，如今袁文斌很难再以“大哥”的身份带着兄弟们致富了。和外界的接触让他收获了知识、名声和曝光，但那些在乡村仍是抽象的东西，很难像金钱一样被理解和分享。
从捕鱼到巡护，袁文斌的生活中唯一看起来很难改变的，依旧是与自然打交道时灵敏的感知，这让他无论是否受到政策的支持都保持独立的观察力。当大多数城市人在江中和湖区感到迷茫时，他能精准地感知江豚的位置、候鸟的踪迹。或许城市居民能用模型和数据推断干旱导致了候鸟与人类抢食，但袁文斌的结论来自更早时的实地观察——候鸟没在原本的栖息地上留下粪便，只留下了用嘴翻草根、又因为泥土太旱太硬而没法翻起的痕迹。类似的，他知道禁捕之后江豚“福大命大食物多”，而与此同时，他发现当人类不再捕捞后，湖中大鱼正在增多、小鱼则减少。
与之相伴的，还有哪怕不再靠湖吃湖但仍在自然中获得力量和快乐的习惯。他像在捕鱼时了解鱼的习性一样了解江豚，描述它们能通过上下拍打尾巴把小鱼赶到岸边并一口气吃完，如同夸耀自己捕鱼的智慧一般感叹江豚的聪明。他称瑞洪大桥下有母子江豚聚集的地方为“幼儿园”，并且表示“如果可以，一定会自己养一头江豚”。
外出巡护时，袁文斌随身带着一台单反相机，这是他们团队最初的组织者买给他的。他现在也能像外地来的记者、摄影师一样，在湖区和江边为动物拍下一手的照片。但不一样的是，他并非为了拍出好照片而随时准备着，还经常把相机用作观察远处动物的望远镜。如同儿时在船上看回游的鱼一样，他期待更快、更精准地感知动物。
这种在与自然的共生中获得的经验也在胡龙选和饶新青身上体现。环境研究者和城市人对于今年鄱阳湖干旱有不绝的探讨，农民则继续靠生活经验生存。“天就是这样的”，和饶新青一起种水稻的农户说。他知道这两年极端的天灾难测，但并非常态。而旱涝是自然节律的变化，农民对这种规律的感知和判断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或许是这种生活经验给了饶新青信心。当第二次接受《第一财经》YiMagazine采访时，他正在乡政府办手续，为2023年扩大农业生意做准备，两天前因为谈到今年的亏损而忧愁的表情消散了不少。他确实要在来年做一些规避旱情风险的动作，例如减少容易受旱灾冲击的晚稻面积，增加雨季就有收成的双季稻。但他更强调自己并没有因为今年的旱灾而停止生意，还要在新的农业技术上加大投入，希望能提升水稻的口感、在城市里卖出好价，甚至已经在南昌的居民区里开了几个专卖合作社自种产品的小超市。
在大明湖湖滩上，散落着不少破碎的瓷片，上面多有青花纹样，有一些还注明了产于明、清时代。袁文斌捡起一片，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它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古董碎片，他相信从他小时候、出生以前，直至更早的古代，这片湖就一直存在着，且将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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