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小声说。

2008年元旦第二天晚上8点多，一辆超长线的客运班车从广东东莞开回了四川金堂县竹篙镇。

1988年，这个镇上的第一批50名女工被护送到东莞厚街镇打工。20年里，一批批外出的打工人，把这里搞成了“中国打工仔第一镇”。

这一年，打工人比往年早了至少半个月回家过年，因为工厂没活了。

富士康和华硕子公司都被传出要裁员，一个说裁员10万人，一个说裁员4.5万人。

一说裁员，当家的下意识就是辟谣。从制造业到互联网，两派的大佬们相爱相杀，但有些传统大家都守住了。

辟谣归辟谣，但工厂里的工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2008年10月，广东东莞市樟木头镇两家玩具工厂倒闭，厂内6000多名员工忽然失业。

这两家厂叫合俊和俊领，他们的东家都是港资企业合俊集团。在辉煌时期，合俊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玩具制造商，给国际知名玩具品牌做代工。

这些厂门口，摩的司机因为没有工人可以接送，生意基本也黄了。

到了2009年2月，有个数据公布说，春节前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

在当时，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不过，当年的打工人倒也没有那么焦虑。打工人梁文权当时觉得：

虽然现在找工作有一定的难度，但我相信通过自己这么多年的历练，应该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打工人这么自信，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两家玩具厂倒闭之后没几天，其他厂的招聘就把桌子摆到了他们的厂门口，玩具厂、电子厂、制衣厂，啥类型的都有。

老家那边的一些企业，也很看好这批被大城市“毒打”过的打工人。

在三四线城市老板的眼里，这些见识过凌晨三四点大城市的打工人，哪怕没有特别技术也能更好地上班。

因为他们在正经企业上过班，知道怎么遵守纪律，懂得怎么按老板的心意上下班。

斯基去过一些城市，那里的工厂老板经常吐槽的一件事是，发完工资就找不到打工人了。等他们把钱花得差不多了，才会再回去上班。

那会儿，打工人内心的OS是：

工作不用愁，只要想做，随时可以进厂。

有选择就有鄙视链，像那些不经常加班的工厂，就被打工人排到了鄙视链的底层。

这家工厂倒了，那家工厂火了；这个产业夕阳了，那个产业崛起了；一二线城市机会少了，三四线城市机会多了。

就像灯火辉煌的晚宴下，那些叠起来的高脚杯，只要瓶子里的香槟还有，就不至于让杯子空着。

合俊玩具倒闭的两年后，北京中关村的“欧美汇”商场一个犄角旮旯，开了一家卖玩具的格子铺，叫“泡泡玛特”。

后来把盲盒带火的泡泡玛特，一路开店，10年里开了300多家。

泡泡玛特的出圈，让广东东莞的工厂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除了贴牌，他们还可以搞一个自己的牌子。

当泡泡玛特的格子铺在中关村开张时，亚洲第一单体建筑换了主人，卖了9.5个亿。

新主人是谁不重要，它原来的主人UT斯达康很有意思，发明了00后可能没见过的小灵通。

当年，杭州人谁入职了UT斯达康，以为是可以吹上一辈子的。那种膨胀感，不亚于现在入职BAT。

它的大楼外立面全部由铝板和玻璃连接，楼里面有几千块一个的垃圾桶，还是第一家为杭州打工人实现星爸爸自由的公司。

UT斯达康没了，但从这里毕业的一些高管跑去创业了，一些工程师输出给了邻居，播下的种子四处开花。

UT斯达康杭州总部曾经在的那个区，现在有60多家上市公司。

当时4G时代还没到来，但智能手机躺赚的时代马上到了，聪明的小灵通选择就地躺平。

现在看来，智能手机就是一块大屏后面搞了一个APP商场，但当年没人见过这玩意儿啊。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竹篙镇打工人大规模返乡的那一年，App Store和“手机淘宝”默默上线了。

但流量和WIFI自由还没到来之前，它们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对，那时候叫“手机淘宝”，因为大部分时间里，大家还是坐在大屁股台式电脑前下单，哪像现在到哪都能下单。

那时候的App Store，有点像开在山沟沟的沃尔玛商场，是个稀罕的东西。但交通不方便、流量不行，生意就不行。

这一点要等到互联网的高速公路——4G铺好了，才会得到快速的改变。

2013年，赶在年底之前，4G牌照被发到了三大运营商的手上。此后，APP创业到来，它还有一个外号是“PPT创业”。

我有一个APP创意，谁家有钱？

这句话应该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旁白。

那几年的大学生们，出了校门一部分人直奔大厂，一部分人跑去创业，另外的一部分才选择考公务员。

APP创业，整得铁饭碗也不那么香了。

不只是还没挨过社会毒打的小白，兴冲冲地加入创业大军，那几年连捧着铁饭碗的人都对外面充满了向往。

2015年4月13日，河南省实验中学教师顾少强，留下了一封只有10个字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然后离开了那座生活了近35年的城市。

在顾老师留下辞职信之前，智联招聘发布了当年的“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报告第一次涉及公务员群体。

智联招聘说，有超过1万名公务员通过他家向潜在雇主提交简历。

这一年，光商务部就有30人离职。从2008年到2017年，商务部辞职的人加起来也就152人，而2014年-2016年就离职了80人。

那几年，斯基身边的记者朋友们也陆续离职，他们有的去大厂，有的去创业公司，有的干了新媒体。

当年，几乎每一个离开的人，都比留下的人混得好。

那几年，无论是在象牙塔的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都热衷于追寻大佬们的脚步。小到去听大佬们的演讲，大到去够大佬们的生态圈。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连名字都不配提的人，是当年内地大学生在网上提及最频繁、谈论次数最多的人。

一时，斯基也不知道该怪那几年的大学生太“傻白甜”，还是应该夸这几年的大学生看破了红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失业，回过头去，一波又一波的失业潮都在滚滚向前的车轮下被消化了。

只要车轱辘动起来，车子就需要加油，就需要保养，就需要维修；只要路上的车子越来越多，车子的零部件永远都会有销路，停车场永远都不会空下来。

就像是当年的一部智能手机，一个App Store，带动了无数APP创业者和商业模式，还有那些产业链上的制造商们。

我们不怕一两辆车的熄火，不怕一两辆车的报废，也不怕一两辆车酒驾出了车祸。

怕的是，一有车祸现场，所有司机都被扣上“黑心司机”的帽子，搞得人人自危，不敢上路。

没有人上路了，车轱辘也转不起来了，马路就静止了。

而一两辆车熄火了、报废了，流水线一分钟就能下来一辆新的。它们下了生产线，就能直接杀到马路上狂奔，带动轮子下的尘土飞扬。

就像一句台词：

87年的股灾、97年的金融风暴、02年的非典，我都活下来了，我很牛的。

我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要有活下来的信心。

即便是中美贸易摩擦，即便是新冠疫情。

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漂亮国一会儿一个骚操作，但很多制造业的老板那会儿都跟斯基说，没有哪个国家的产业链取代得了中国，加起来都不可能。

再不济，我们还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啊。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这些老板无论企业大小，都凭着自己这几年在海内外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抢防疫物资，抢来多少就捐出去多少。

这些老板吧，缺点不少，但做事效率特别高。疫情爆发初期，要不是他们各显神通在全球各地抢防疫物资，那时候各大医院的防护服还没那么快接济上。

没有他们出来时不时地折腾一下，我们也没那么多工作机会，毕竟全国体制内人员的数量也就几千万人。

哪怕全部换血换一遍，全国也就只有3%的人能得到就业机会。

毕竟对耗材而言，比被利用更糟糕的是——没人用。

黑我钱可以，请注意次数

不能拼命啊，拼命还怎么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