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吕亚思

编辑 | 毛翊君

“他们定吧”

姥娘83岁，是个总用湿木梳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习惯沉默和抽烟，笑起来慈祥的老太太。大概二十天前，她感染了新冠，现在躺在病床上，一整天没吃没喝，两颊深陷，紧闭双眼，干枯的双手伸向空气胡乱挥舞。

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透明面罩削减了她的音量。凑近了听，勉强能拼凑出“老天爷”“菩萨大人”“求求了”，以及一些难以分辨的词句。1月10日，住院半个月，她被第三次下了病危通知。

12月20日她测出抗原阳性，几天后，我匆忙买的制氧机送到了家。我妈在电话那头说，你不要再往家里买这些东西了，没用，光制造紧张气氛。声音听上去很疲惫，“我快撑不住了。”说完这句，她挂掉电话。

我妈是最早想让姥娘去医院做CT的。那时候我妈刚感染，反复发烧，乏力，主要是心里害怕。大舅走得早，这三十年，她一个不那么受重视的二女儿成了家里的老大。虽然伺候姥娘时间最久，但二舅和小舅是儿子，他们不表态，去医院这件事就做不成。这种观念，在这个北方家庭中约定俗成，没人质疑。

中间有一天，我妈反复提出，最终二舅和我爸才带姥娘去了家附近的医院做检查。两小时都没排上队，老人被冻得差点晕过去。到家的时候，看到姥娘鼻涕止不住，冻得直哆嗦，我妈心疼坏了。她打定主意，就在家，不折腾了。

他们也想过住院，可听说“医院里人乌央乌央的，每天都在死人”。最后，我妈和舅舅们达成共识——家里有什么药就吃什么药。姥娘有支气管炎，每年冬天都咳嗽，他们找出以前的止咳颗粒、感康、头孢。有些药过期了，我妈看了看不敢喂，两个舅舅说没事，才给姥娘吃进去。

我在北京工作，12月上旬同事朋友相继阳了之后，就开始担心姥娘。我花高价闪送抗原，在网上抢购药都困难的时候，看见陆续有人在返乡。我就反复在家族群里提醒，少去超市聚集，提前备药和抗原，也接连寄了这些回去。

可始终没什么人响应，他们都觉得，姥娘应该不会感染。12月中旬，小舅出现浑身疼痛等症状，还是去给姥娘送饭。在群视频里，我看到姥娘面部有水肿，嗓子沙哑。隔着手机，我问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她的眼皮已经肿得几乎遮住了眼球，摆摆手说，“都好，不要惦记。”

那天，小舅后来发来消息：老人体温正常，不感冒，不咳嗽，就是腰疼，请家人们放心。我还是不放心，又让我爸去给姥娘测抗原。结果两次都是两道杠。我爸在群里说：娘咳嗽，有痰，不发热。我提醒了句，腰疼、咳嗽，都是前期症状，多关注她。

●姥娘的抗原测试结果。吕亚思摄

当晚，我就接到小舅电话，说我看了你和你爸在群里的对话，你不要引导你爸。你姥娘没发烧，不可能是新冠。后来我再问姥娘病情，他们总回复：“今天比昨天好。”

那会儿，家里人已经相继感染。姥娘很多年甲状腺功能减退，食欲差，体重大概只有70斤。这几年，她腿疼、行动越来越慢，去年摔过两次，每天要有人给她送饭，家里人来人往。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好几个晚上，我去社交平台搜索，有老人的家庭应该如何防范新冠，发现很多亲历者提醒，老人容易出现“沉默性缺氧”，需要准备血氧仪、制氧机等等。我赶紧去选购，很多店已经只有预售，换了三个平台问了五家店，才选到最快的一家，付款三天后到货。

姥娘抗原阳性四天后，表弟在群里发来一张图片，显示她的血氧80。我截了张关于血氧低于93就很危险的图，又发了哪些情况应及时就医的文章，家族群里还是没人接话。

我私下跟表哥表弟商量，必须送医院。我大舅走了以后，表哥上学、结婚，都是舅舅们和我妈操持的。这次，表哥觉得孙子辈去提是越俎代庖，不方便说。表弟和二舅的父子关系平时就紧张，他也不敢说。

我还是跟表哥争取，说可以骗二舅要给小侄女看病，顺便带姥娘拍个CT。然后我给家附近的医院打电话，问好后告诉二舅，都安排好了，务必去。二舅犹犹豫豫地答应了。

拍完，报告显示：心包积液，双肺感染。这家二甲医院的医生说，治不了，抓紧转院。姥娘又被送回了家。我问我妈，有没有再托三甲医院的医生看看片子？她回，“二舅他们说，以前咋吃药现在就咋样，不敢乱动。他们定吧。只要她不发烧，咱就都能接受。”

有天晚上，因为我爸还没症状，就去看护姥娘，在客厅几乎坐了整晚。我妈知道后把他大骂一通，说他脑袋不灵活，万一熬出事怎么办。他今年57岁，前年患高血压住过院。他气得直哭，跟我说，当年他是看着姥爷、大舅在医院走的，怕万一姥娘真有什么坏情况，没法交代。

到后来，他心理也不平衡，想着儿子们都不管事，我妈一个女儿指使着一个女婿，送饭，去医院，跑腿买药，跑前跑后。“你二舅也不想让姥娘持续吸氧，怕有了依赖症。”他偷偷告诉我，他们商量好，也别再告诉我病情，觉得现在去医院没用。

当时我感染第三天，烧到39度，听到这些感觉眼泪流出来都是烫的。更难过的是，觉得人跟人达成共识那么难，孙子辈，尤其一个外孙女，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发言权。

矛盾

被第三次下病危后，姥娘终于从心内科转入呼吸科。她胡言乱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医生怀疑患上脑炎，决定做腰部穿刺，要将一根尖细的针插入背部脊髓，提取脑部积液来做判断。

“我就一个考虑，怕老人受罪。”病房里，小舅沉着脸反对。陪护以来，关于姥娘的治疗，主要由两个舅舅、我和表哥商量决定——四家各出一人。我问他，如果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你能保证不后悔吗？他双臂环在胸前，眼睛看向地面。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发生分歧。

“见不得你姥娘痛苦的样子。”姥娘住院那晚之后，我妈再也不敢去医院。后来我提了一句是否考虑送姥娘去ICU，她反应很激烈，“绝不让你姥娘一个人去那个冰冷的世界！”

入院第二天，因为去给朋友父亲的葬礼帮忙，一天没露面的小舅晚上一身酒气地来到病房。看着姥娘戴呼吸机痛苦的样子，他几次要把面罩取下，“给她松快松快。”表哥和二舅赶忙制止——我们用了一天多时间，才让姥娘勉强适应呼吸机。医生说，这是在救她命，不能摘。

争论险些演变为争吵。小舅从凳子上腾地站起来，说，你们管吧，我不管了。表哥沉默了一会儿，从衣兜里掏出烟，起身出了病房。

在写着“禁止抽烟”的楼梯间，很多男性家属聚集在这里抽烟。凌晨了，这个角落空空荡荡，32岁的表哥靠在那儿擦眼泪。“我只想救我奶奶。”他说。我大舅，他爸，在他5岁的时候离世，这些年姥娘攒着退休金，一路供他读书、成家。有年，姥娘领着他回老家，从绿皮车的高台摔下，断了几根前胸的肋骨。

表哥说，下病危时，看到小舅的样子，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拉回家。”这些天在医院，我反感听到这些表达，“拉走了”——意味着人不行了；“回家吧”——表示家属放弃治疗。

一天中午在电梯口，一个中年男人一直叫，“妈，妈！”他摇晃躺在床上的人。“拉走了。”后来我从医生那里得知，那老人七十多岁，心脏不好，感染新冠，没住几天就走了。“每天都有。”医生说。

第二次下病危时，我游说我爸再去托一托医院里的朋友，咱再试试。那几天，小舅妈和我妈去给姥娘买了寿衣，说可以冲喜。小舅就说，实在不行，拉回家吧。

小舅是姥娘最小的孩子，从小最受宠。即便在病床上意识混乱，姥娘看到小舅时，还是会弯着眼睛说，“天下的爹娘爱小的，你说是不是。”每回拔针时，小舅也不忍心使劲按压姥娘的血管。我们想尝试给姥娘用俯卧位通气，他坚决拒绝，怕那种姿势让姥娘骨头受伤。

听说小舅年轻时欠了债，躲到农村，后来家人帮他还的钱。他现在快50岁了，喜欢喝酒，觉得以前不懂事，自己没办法。这些天，他也焦急，梦了很多次病床上的姥娘，“我没别的办法。如果真到那一步，你姥娘肯定想回到自己的家。”

●姥娘的呼吸机。吕亚思摄

做腰穿那天，姥娘意外地安静下来。麻醉针扎进她脊柱时，她喊了几声老天爷，然后就不再做声，眨着眼皮，眼睛黑洞洞的。过去的几十年，姥娘一直这样隐忍沉默。听到姥娘在病床上手舞足蹈、大声唱歌，我妈哭起来，“让她唱吧，让她唱，她太压抑了。”

她出生自农村的医生家庭，女孩子被要求不能出门，不能读书，只能在家纳鞋底，做活儿。上过几个月夜校，姥娘就作为随军家属到了临省小城，在洗衣膏厂做了十几年女工。姥爷当时工作忙，姥娘下了夜班，回家和泥打炭，照料四个孩子。

姥娘跟我说，她只跟姥爷红过一次脸。那次，她在床头做针线，吵到姥爷睡觉，姥爷爬起来骂了句脏话。姥娘跟他说，你可以打我，但不能侮辱我。后来，姥爷走了，没两年大舅患口癌也走了。大舅是最有出息的，可那时候才三十多岁，姥娘哭到掐人中才醒过来。她一个人把家撑下来，现在每个月提醒我妈去银行，帮她把退休金存进存折，为了后代能多领一年是一年。

在我的成长里，直系祖辈只有姥娘一个。我爸妈以前上班忙，常把我放在姥娘家。跟我妈不一样，她性格温和，总抿着嘴，弯着眼睛冲我们笑。学前班那年，我参加讲故事比赛，得了个倒数，全家人围着我不停地问。我快哭了，姥娘坐在圆桌另一边缓缓说，咱们不问了，孩子累了，冰箱里有饮料，去喝吧。

后来我去外地读大学。每次走之前，她都给我钱。年纪越大给的越多，她晃悠悠地站起来，从裤兜里掏一串钥匙，打开她屋里的立柜。从小我就觉得那个立柜特别神秘，一定是有重要事情，她才会打开。后来有一回，我贴在她身后往里瞅过几眼——原来里面就一些旧衣物，几张存折，破铁盒子，一些纸钞。当时她身子佝偻得只到我的鼻尖，取了钱转过身，每次说的话都差不多，“道儿上远，火车上买点吃的。”

这几年，我一离家，她就哭，隔着门说一句：“到了给家里来个电话。”可好几年前，家里的座机早就停了。她一直把我送到楼梯口，看着我离开。我们之前谈论过疫情，姥娘模糊地知道，外面在闹“传染病”，这三年她常提醒我，自己在外面多小心。

姥娘检测出核酸阳性，到住进本市仅有的两所三甲医院之一，过了整整七天。在过去的十多天里，我总在反复想：如果早点住院，如果早点服用特效药，如果转进呼吸科……她的病情会不会不至于如此？

查出双肺感染的那晚，二舅在回家路上跟表哥说：“不是我不想送，是你叔叔没路子，怕送不进去。”二舅是个老实的中年人，在单位里当了三十年普通职工，五十多岁了，有时跟同事打电话还会脸红结巴。

那一晚，我不断在网上问诊，挂了北京几家医院的号，又托朋友找医生咨询，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老人血小板41，血氧80，不去医院的话，最多在家里挺一周。我把问诊截图全部发到群里，夜里，小舅终于决定托托关系。他辗转找到一位同事的老同学，对方在医院里有职务，给留了一张床。

隔绝的衰老

面对陌生的、有气直挺挺地吹进呼吸道的机器，姥娘很抗拒。透明面罩勒得她原本水肿的眼睛更加肿胀，每隔几分钟，她就伸手拽面罩，张圆了嘴叫，摘下来，给我摘下来。

我妈当即就有点后悔，把老人送进医院受罪是不是错了。我握住姥娘瘦得只剩骨和皮的手腕，心想，让她这么痛苦地活着，她愿意吗？

●我握着姥娘的手。吕亚思摄

这一晚，姥娘和我们谁都没睡。她整晚在挣扎着想挣脱呼吸机，我们轮换着看管她。深夜，医院的走廊里，只能听到心电监测仪嘀嘀的报警声，和姥娘的呻吟。舅舅们和表哥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妈裹了两层羽绒服，踱来踱去，还是觉得冷。

后来小舅才跟我说，他怕了。那段时间，在这座五线小城他认识的人中，阳过之后去世的就有四个。其中有他发小的父亲——这位85岁的爷爷患糖尿病，感染后输了几天液不见好转，医生要求转院，120拉着去了当地仅有的两家三甲医院，都不收治，后来在途中走了，就在姥娘住院当晚。

无法否认，半个月的全天护理，对全家人的意志都是一种消磨。小舅已经很多天没去过单位了，二舅和表哥白天也几乎用来补觉。我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破，年假已经用完，跟领导请假时，耳根发烫。

“没用的老婆子，不是个人了。”这几年，姥娘总说，她希望自己仍然可以为这个家做出贡献。甲状腺功能减退后，她有时一个小瓷碗盛的饭能吃两顿。她从来不说自己不舒服，不想去医院，不想做检查，怕麻烦儿女。腿疼、乏力起来，就挪到抽屉旁，吃几片去疼片。

现在家里所有人才发现，对她的衰老一无所知。早年我看见她枕头下有把老式剪刀。她说人老了总做两种梦，好梦，梦里有菩萨大人；坏梦，她要用剪刀对抗那个。她没跟我说过坏梦里有什么，只说梦到菩萨就乞求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我现在意识到，她的世界一天天与我们隔绝，在独自面对衰老。

这次从北京回来后，姥娘很少能认出我。也许这个远在北京的外孙女，离她的生活也越来越遥远。这几天，她更是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家里所有人，神经质地挥舞双手，吵闹喊叫。

有一天小舅突然问我，医生今天有跟你说什么不好的话吗？后来又说，这样治下去，真的有意义吗？表哥也问我，如果姥娘出院了，回家后，要怎么照料呢？我一个都答不上来。

最近这些天，小舅总在姥娘的病床前谈论生死，还有一些坊间迷信传闻，听得我心烦。他中学毕业后，就在社会上闯荡。中年才收了心，回到单位里上班。后来我索性打断他，我说小舅，以后只说吉利话吧，万一姥娘有意识，她能听见。

一天，病房的蓝色围帘后面传来声音。“你傻了，屙屎屙尿，熬死人。”隔壁床是一位刚入院三天的老太太，92岁，感染了新冠，心衰，也突然认不得人了。她正闹着要把留置针拔了，缝被子。陪护的是她的一儿一女，看上去都已年过六旬。

“你快死了算了！”她的儿子先吼了一句，女儿也跟着补了一句，“就是，死了算了！”

白天，医生来了几次病房，问她儿子装心脏起搏器吗？不装。儿子没有犹豫。“年纪到那儿了。”他平静地对医生说。“那一会儿来办公室签字。”说完，医生离开了病房。

我和小舅正在给姥娘物理降温，她有点低烧。递毛巾的时候，小舅抬起眼看向我，谁都没说话。

我趴到姥娘耳朵边，跟她说，再坚持坚持，“咳嗽”很快能治好了。她好像还是听不到我的话，双目紧闭，嘴里发出“啊”的长鸣。当时我想，老人们真可怜，想生还是想死，似乎并没有人真正问过他们的意愿。

怪我们不懂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甲泼尼龙琥珀酸钠、阿兹夫定、抗病毒药物全部用了一遍。到现在，输的液只剩钾、白蛋白和氨基酸。医生说，几乎没有药再可以用了。

血气化验显示，姥娘的二氧化碳分压升高，医生怀疑肺部发生了“二氧化碳潴留”。这意味着，她身体里有二氧化碳没能排出体外，严重的话，会休克甚至死亡。

医院的走廊里，心内科主管医生在我对面叹气：“今天这种情况，看来是真的不行了。”几个小时前，隔壁床的主管医生对她的病人说，“现在各个科室对治这个病（新冠）都没太多经验。”

姥娘还在病床上发出无意识的声音，她嘴部无意识地圆张着，奋力用嘴呼吸——入院之前，她的肺部CT显示，肺部呈毛边玻璃状。因为身体太过虚弱，半月以来，她无法再去做CT复查，医生也还不能对她目前的肺部状况做出判断。

●姥娘每天的吃药安排。吕亚思摄

一切像是回到了半个月前，刚入院那天，姥娘躺在靠近角落的病床上，也是嘟囔着胡话。一会儿闹着要下床去卫生间解手，一会儿问门口奶箱里的牛奶取了没有？似乎陷入了某个曾经的生活场景。

“心脏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心内科医生告诉我，暂时没有猝死的风险。她的肺部被病毒攻击到何种程度？是否患上了肺性脑病？但面对这些问题，医生无法回答。

我跟我妈说，姥娘每天都在变好，但其实我非常焦虑。我发现，自己获得的常识、信息，在一个130万人口的地级市的中国式多子家庭中是失灵的。对于很多认知以外的东西，舅舅们习惯性地抗拒。比如一进医院，医生说输蛋白吗？上呼吸机吗？用阿兹夫定吗？“再想想。”他们的第一反应全部都是抗拒。

可到后来，医院里连白蛋白都供给不够，姥娘蛋白很低，几天没能输上。我爸不得不挨个药店跑，最后找到两瓶，一瓶550。老板说，昨天进了100瓶，卖得就剩20瓶了。

后来，小舅掀起姥娘的被子，几乎每次都会叹息，他说以前从没发现过，姥娘的腿瘦得只剩骨头了，细得几乎一只手就能握住。有一天我在倒尿袋，听到有人在吸鼻涕，一抬头，二舅握着姥娘的手，涨红着脸抽泣，额前露出灰白的头发。“怪我们，没知识。送（医院）晚了。”舅舅们都是国企的普通职工，当年子弟包分配时进去的。

●姥娘的尿袋和排量记录。吕亚思摄

我也在为自己没能过早介入而自责。这段时间，我脑子里全是关于新冠的那些药名，做梦梦到的也是这些。人在焦虑的时候，就觉得总得做点什么。从北京回来时，我先花550块买了一瓶阿兹夫定。几天后，买了印度版特效药，2500块。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仿制药成分造假的消息越来越多，没敢给姥娘吃。

在她感染第十几天，我终于拿到了那盒白蓝色的特效药。没跟家里任何人商量，我花了一万二。从北京回来那天，听说社区可凭处方购买辉瑞Paxlovid，我托朋友帮忙留意，也跑了几家北京的医院，都没能买到。

其实，那时候朋友那里有渠道可以拿到一盒，但面对一万以上的价格，我犹豫了。后来其他朋友提醒，可以在京东互联网问诊，开处方购药。但连续蹲了三天，也没成功。12月30号晚上，医生第二次把我们叫到走廊上，说还是做好心理准备。那天夜里，尽管很清楚这药的最佳服药期是感染后五天内，但我想还是要试试，就托朋友找了渠道。

但最终，药还是没给姥娘用。一天凌晨五点，她血氧突然从90掉到60，胸口卡了一口痰。叫来的医生和护士看上去显得无措，那口痰最后是二舅硬拍出来的。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放弃了用药。我查过这药的副作用，怕如果出现血栓之类的意外情况，医生处理不了。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危重症的治疗信息，一点点拼凑，自己理解和猜测。我又把姥娘的情况写成文档，给很多朋友发去，希望可以咨询到一些治疗新冠有经验的医生。有天凌晨，在微博上看到武汉一位医生分享重症治疗情况，就在线上问诊平台上发消息，但最终也没被接诊。

我每天都会输入很多次姥娘的身份证号，查询她的化验数据。每刷新一次，紧张得像查考研成绩。可看到数据，又会陷入新的困惑。有天我差点跟护士吵起来。她说，现在的人就爱在手机上看病。我说，如果你们经验足的话，谁还去查呢。

病房里，多数是形销骨立的老人，还有疲惫的中年人，他们蜷缩在走廊和病房的陪护床上。我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一个中年女人，她一瘸一拐的，以每天5块的价格向家属出租陪护床，供不应求。

姥娘住的是普通病房，一间四床病人，这几天还加了一床，全是感染新冠的。靠窗那家病人准备出院，新的病人就在走廊等着了。护士进来说，要整理床了，先坐凳子上。女儿不乐意了：人还没办好出院就撵人？

姥娘是目前这个病房里住得最久的，已经出院十床病人，她还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我们想着能继续住着观察。

不想让我妈没妈

有天，我在病床旁收到我妈的消息：“你几点回家，妈妈想你。我很少害怕，后背发凉，我到底咋了？”

我妈是个粗线条的人，大大咧咧，很少表达情感。我感觉到她心理压力很大。姥娘年迈的这些年，我妈每天去照料，给她洗衣服、洗脚。这次，我妈出现发烧症状那天，怕传染，凌晨4点从姥娘家逃一样地跑了。

我无法确定除了对姥娘的感情以外，我妈的压力有没有一部分，来源于怀疑是自己传染给了姥娘。一天夜里，我跟表哥推算了家里人感染的时间。他说，不要问她，这话永远烂在肚子里。

我妈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说自己脑子里安了一根弹簧，会突然弹出来使她惊醒。她总在深夜里回顾被忽略的一生：一个平庸的二女儿，为了照看两个弟弟，9岁才上学。在所有集体生活中，因为年龄大，她自卑、庸碌，又平稳地过到现在。她说她很少快乐。

可她不怨恨她的妈妈。“她一个农村妇女，懂什么重男轻女。”黑夜里，我妈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她反而懊悔不已，觉得过去自己不该有那么多任性的时刻，“如果你姥娘好了，我再也不气她了。”她觉得自己没照顾好自己的妈妈，说着说着，哭起来。

我妈很少哭，也很少主动去医院。可最近，为了快点让自己从感染的状态里恢复，能去照顾姥娘，她已经挂了三次号，看了两次中医，还总觉得自己乏力、心悸，动一动就浑身难受。中医告诉她，“感冒没好透。”她更焦虑了，几乎每天问我：“一个感冒，我怎么还不好？”

我索性白天黑夜都在医院。我妈倒了，我就要顶上。另一方面，我希望能参与到治疗过程中，减少对延误的后悔。

有天临出门去医院时，就因为我没穿秋裤，我妈跟我吵起来。那时我已经陪护快20天，意志逐渐崩盘。我和表哥、两个舅舅，四人一天两班倒。白天要完成的事很多，喂早饭，喂很多难记药名的药，每隔两小时翻身，雾化，戴呼吸机，物理降温，每一个环节都谨小慎微。很多个中午，我几乎要五分钟吃完一份炒面，然后跳起来给姥娘拍痰，她太虚弱了。

在我即将推门出去时，我妈语气降下来，“我们都要健健康康的，不能再有事了。”

另一个清晨，也是我正准备去医院时，我妈突然抱住我说，“妈妈谢谢你。”她还在介意，这些天是我替她去了医院。实际上我在想，不想让我妈没有了妈妈。

1月6号，姥娘住院十多天后，情况相对平稳，我带我妈去看了她。进病房的时候，姥娘正被搀扶着坐起来吃早饭。我妈凑到她耳边说，“娘，我是你的女儿，来看你了。”又告诉她，“娘，你种在家里的朱顶红我都有浇水，花开了。”

这么多天，姥娘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我妈，可她忽然睁开眼睛，“想死我了。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娘。”

●姥娘种的朱顶红。吕亚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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