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面科学｜联盟号宇宙飞船坠毁之后：“时间也可能给不出答案”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1967年，苏联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科马洛夫。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科马洛夫（Vladimir Komarov）是人类航空航天史上首位因载人航天遇难的宇航员，关于他的故事众说纷纭，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科马洛夫是苏联宇航史上悲壮的英雄，他甚至在遇难前放弃了弹射跳伞，一派认为科马洛夫是冷战的牺牲品，匆忙上马的计划是造成其死亡的根本原因，只有少数人认为两者都是或两者都非。
1959年，科马洛夫已经32岁了，这时他已经是苏联空军的工程师队长（高级中尉），之前他在战斗机上担任首席飞行员积累了大量飞行经验，并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完成了工程课程。他希望自己能飞得更高更远，于是这一年他和其他约3000名飞行员一起参加了苏联宇航员的遴选。
1963年苏联宇航员开始分为六组进行训练，科马洛夫与鲍里斯·瓦连京诺维奇·沃雷诺夫（Boris Valentinovich Volynov）、瓦列里·费奥多罗维奇·贝科夫斯基（Valery Fyodorovich Bykovsky）在第二组。这期间他担任过东方4号、5号的备份，之后又加入东方7-13号任务的小组进行训练。1964年他本被拟任为东方7号乘组成员，但很快东方号后续计划全部取消。
但科马洛夫的机会终于来了，1964年他先是被任命为日出（Voskhod）1号备份指挥官，之后被确认为正式乘组的领航员，沃雷诺夫是他的备份。日出计划是东方计划的后续航天计划，被认为是为了抢在美国双子星计划之前完成多人载人航天飞行，日出1号共有3名宇航员，除了科马洛夫，乘组里的工程师和医生都是没有军方背景的平民，也因此创下了多个第一：第一次多人太空飞行、第一次没有穿宇航服的飞行、第一次没有使用弹射座椅的飞行、第一名并非飞行员的乘客等等。美国学者认为：它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建立在明显降低飞行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之上，这种冷战思维下的太空竞赛似乎已经早就为各位宇航员的宿命埋下了伏笔。
日出1号的成功，使得科马洛夫晋升为上校，并获得了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勋章。1965年科马洛夫和加加林一起参与了日出2号的筹备工作，日出2号实现了人类首次舱外活动。之后科马洛夫、加加林等人又一起加入了联盟（Soyuz）计划，这是苏联登月计划的一部分，本来计划发射联盟1号和2号完成对接，但宇航员们陆续发现了一些问题，宇航员训练负责人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卡曼（Nikolai Petrovich Kamanin）在日记中就写道，科马洛夫对联盟号的设计感到不满意，在零重力测试中，联盟号舱口太小，无法让宇航员安全离开。科马洛夫和其他宇航员开始担心他们对航天器的反馈得不到回应，于是让加加林代表他们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些问题。
以上内容，是基本不会引发讨论的事实。但在这些事实背后，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这些细节的讨论和书写塑造着我们对这些事实的认知。
1993年12月《世界博览》“史海钩沉”栏目以《宇航员之死》编译了联盟号宇宙飞船坠毁的消息，属于正常的新闻采编。文章开头说到，西方媒体由于冷战关系将科马洛夫之死的痛苦描绘的凄楚无比，而编译的新闻则将揭开这一悬案。由于需要赶在1964年五一劳动节前献礼，按计划4月23日联盟1号由科马洛夫驾驶升空，联盟1号将与联盟2号进行对接完成一系列操作。但由于联盟1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未能打开，使得能量供应不足，文章采用了文学的表现手法写道：“科马洛夫很清楚：这点小毛病已足以摧毁太空飞行计划，他恨不得用脚踢那个倒霉装置，但电池板终究还是打不开。”在地面人员的帮助下，科马洛夫开始准备降落，但是降落伞没有打开，“科马洛夫死于那一瞬间，没有痛苦，没有哭泣和凄楚道别。当救援人员扑灭大火后，人们找到了他的遗体。他被盛殓在锌皮棺材里，他的同事们含泪与他告别。尽管他死于人为的疏忽和轻举妄动，但他那奉献太空事业的英魂并没有陨落。”
1994年山东青州文化馆的冯峰鸣在《故事报》上发表了一个小故事进行演绎，不仅弄错了时间，还增加了很多虚构的情节。故事开头写道因为降落伞无法打开，指挥中心向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全国直播，于是1967年8月23日举国上下通过荧幕目睹了航天英雄壮烈殉难，直播中科马洛夫坦然自若，英勇赴死，与领导表决心话别，与母亲、妻子、女儿一一告别，尤其是和女儿的对话指出，“要认真对待每一个小数点，每一个标点符号。联盟1号今天发生的一切，就因为地面检查时，忽略了一个小数点，这场悲剧，也可以叫做一个小数点的疏忽。同学们，记住它吧！”然后看看表还有7分钟，向女儿和全国观众告别，“随着轰隆一声，整个苏联一片寂静，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向着飞船坠毁的方向默默地哀悼，哀悼……”
如果说上一个版本还不能称之为历史学学术讨论的话，那么这一个版本则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历史学的门槛。
2011年，杰米·多伦（Jamie Doran）和皮尔斯·毕卓尼（Piers Bizony）出版了Starman the truth behind the legend of Yuri Gagarin一书，将这一问题再次摆在了大众面前。罗伯特·克鲁维奇（Robert Krulwich）阅读之后在npr.org网站上贴出的一篇博客文章进行简单的解读，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论点。
文章指出，科马洛夫的备份是加加林，他告诉自己的朋友说，自己可能会在这一任务中死去，如果自己拒绝这一任务，那么备份的加加林就会死去，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科马洛夫说：“我不愿意看着他死去，我们应该照顾他。”说着开始哭了起来。发射当天，有目击者称看到了加加林穿着宇航服来到现场（并没有要求他非得这么做），目击者认为这是加加林为了救朋友而故意混淆视听，甚至有评论者认为加加林打算强制执行这一任务解救科马洛夫。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在国外引起历史学家尤其是航空史学家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给作者和网站写信，克鲁维奇也公允地采纳了不同的观点并转达给了原书作者。从中我们能看到历史学家对这些细节的解读：加加林是否给勃列日涅夫写过信是一个无法考证的问题，因为一直没有确切的信源，书中说的写明203个问题的备忘录，只是原书作者的单方面说辞，而在学界这样的信源是无法得到认可的。至于科马洛夫不愿加加林顶替自己甚至流泪的说法，来自“照顾”加加林的克格勃之一，原书作者认为这一信源可靠，其他学者则认为这只是为了提高自己声誉的哗众取宠。美国历史学家阿西夫·西迪基（Asif Siddiqi）说，加加林不可能在一项没有指派他进入太空的任务中，要求给自己穿上一套高精尖的“太空服”，至于强行参与太空任务，在苏联则更加无法想象。
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学和大众关注的历史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如同考古学家研究的考古学和大众文化的盗墓一样差别明显。关于科马洛夫更多的细节，历史学家已经无法再给出更多了，但文学家、政治家和阴谋论者总能给出更多更精彩的答案。当这些文本在各自领域流传时，本不该出现混乱和疑难，可一旦跨界，混淆了各自的边界事情就会变得混沌起来。
而历史的真实，到底在本体论角度意味着什么，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答案，有些事情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得到澄清，即所谓历史的后见之明，有些则永远笼罩在迷雾之中。当我们试图解读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我们原有的价值负荷和理论框架，所以有些人会从科马洛夫身上看到冷战时期苏联政治的黑暗面和官僚化，厌恶者会指出这是政治的牺牲品，抱有同情的人则开始将个人的英雄主义和朋友之间的情感与集体的对抗视为情感的宣泄品。而带有政治立场的人，则以此开始为冷战双方站队，成为互相攻击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历史学家的不同在于他们尽可能按照相同的学术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孤证不立、尽可能的排除过分强烈的主观情感（当然无法彻底排除任何主观看法）和预觉神话、合理的逻辑推演。这可能是民间故事（文学）和历史故事（历史学）的区别，但也只不过是真实这一所谓客体在不同主体间的投射，我们能做的是将它们区分开来，并意识到真实永远无法抵达，只能逼近。
正如克鲁维奇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时间也可能给不出答案。有时，你可以深挖再深挖，但到头来，你仍然不知道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是什么。”历史可能从来不会有最终的答案，但书写历史的人总在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目的，给我们创造出新的故事，不断复写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并诠释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来源: qq
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