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兴衰看民企（年度雄文）

站在岁末年初，回顾即将过去的2022壬寅年，令人感慨万千。这是极为难忘的一年，也是极为难过的一年。

对疫情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从未低估过。在2020年底总结中，我就说：“今年很难过，明年更难过，后年也不会好过”。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段故事的展开竟会如此的荒诞不经。

整整一年，我们都在与疫情的缠斗中度过——就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前，上亿人还在被静默管控，周而复始的核酸、封控是大半个中国的常态；然而，随着疫情防控“新十条”措施火速落地，并宣布新冠“乙类乙管”，放松入境条件。

最重要的标志——新冠肺炎更名，这个伴随14亿中国人整整三年的名字，随着动态清零、核酸检测、静默管理、隔离管控，方舱、大白、密接、免费治疗，新冠入境检测等等，彻底成为了历史的尘埃。无数喜怒哀乐，也都将随风而逝。

防疫政策调整的180度大转向，同样引发了争议。在疫情放开前，无论是医生、科学家还是还是公众，普遍认为奥密克戎的致病力已经大大降低，但一连串的讣告和医院ICU人满为患的场景，令公众一再发出疑问：我们此前对奥密克戎引发的大流行是否有些轻视？准备是否不足？

一方面，疫情海啸呼啸而至，重症高峰陆续席卷全国各地，多地临床一线告急，医疗资源的挤兑随之而来。另一方面，抱怨也随之出现，我在小区电梯中就曾遇到这样一位老太太，不停长吁短叹：“国家不管我们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同时，也值得反思：什么时候国家好像成了每一个居民的无限责任人？

但无论情不情愿、准备得充不充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

这一年间，我见证了太多的悲观和怨气。企业家群体的主要情绪，从不知道将向何处去的迷茫，变成了深沉的绝望。

甚至有不少颇具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私下和我说：“王老师，咱们要不移民去美国吧。我看身边好多人都出去了。”面对好友突如其来的关心，我拒绝也不是，答应也不是，只好苦笑着反问：“我连英语都不会说，去美国干什么呢？”

与此同时，世界历史也可能会把2022年人类状况视为“自二战以来最艰难的一年”：国际形势面临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气候变化“五难并行”。全球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通胀攀升、激进加息等“五重压力”。这一切恐怕还不是最坏，多家国际机构做出2023年世界经济还将继续下行的预测。

2022年美联储为了应对美国的通货膨胀，连续7次加息。明年美国经济大概率会进入到衰退阶段，能否软着陆有待观察，这意味着全球的经济环境可能比2022年更加动荡。

走出世纪灾疫阴霾的中国，也正站在新的转折点之上。

近日，一系列重磅文件和关键会议密集涌现，比如12月23日公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又或是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了2023年要把稳经济摆在优先的位置。重磅经济信号的接连释放，也为未来的走势带来无限遐想。

政策利好不断，市场却仍在犹疑。民众收入锐减，手中无钱，怎么消费？民营企业家对未来一片茫然，怎么会投资？外部产业脱钩断链加剧，出口怎么搞？不可知的命运横亘于所有人的前路之上。

新的一年，究竟该干什么？怎么干？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否极泰来，在一片唱衰之声中，熹微的曙光已然出现，破局的秘钥，就隐藏在“中国式现代化”这六个字里面。

想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现代化。

当我们谈论当下或者未来的变局时，任何就事论事的方式都是说不清问题的，回答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古为鉴”，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场变局，或许会清晰很多。

现代化一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多少风云变幻，多少沧海桑田，多少尸山血海，多少王冠落地，都浓缩在这三个字中。

现代化是一个时间观念，但又不全是。

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一诗中提到的“几千寒热”，便是古人的世界观。即时间是周而复始的轮回，“现代”不过是以往时代的延续和重复，没有什么新奇之处。

在古代，无论中外，人们感知到的时间是不断在循环的。许多自然经验都和人们的这种感受相吻合，比如日复一日的太阳升起又落下，年复一年的四季轮回，王朝治乱承平的更替……在这样循环往复的时间观中，不可能诞生现代化的种子。

到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循环历史观”被颠覆。当下不再是以往的延续和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剧变。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现代的变革是西方中世纪之后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导致的，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包括：文艺复兴、发现新大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等。这些都是载入史册的社会实践运动，具有鲜明的变革特征。

这一系列变革的底层推动力，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马氏所说的"分工"标志，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否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在当今世人眼里似乎是唯一通向富裕和幸福的路径。可以说，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特征。

除了时间的范畴外，现代化同样有着空间上的意涵。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没有全球化，就谈不上现代化。

古代中国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这些高光时刻，但最多只能叫做昌明富庶、国泰民安，而不能叫现代化。因为没有全球化这个横向指标，现代化无从谈起。

在横向打通的情况下，谁是领跑者、领先者，谁能辐射、服务、覆盖其他的国家和民族，谁是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解说者、时代的火车头，谁才是现代化的代言人。

因此，自16世纪初，西欧国家开创“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动力均来自于西方文明。

这一条大国崛起之路持续近五个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得风气之先，凭借大航海时代的地理优势和幸运女神的眷顾，两“牙”平起平坐，纵横海上，瓜分世界。

荷兰紧随其后，依靠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商业信誉，逐渐从中间商变成远洋航行的斗士，1602年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荷兰人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并且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17世纪成为荷兰的世纪。

英、法作为传统强权，后而继起，最终由大英帝国集其大成，在英吉利海峡之战中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就日不落帝国。

随着19世纪70年代前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包括后期的沙俄，以及最后挤入帝国主义末班车的日本，随后美国崛起，占据世界霸主地位近百年，成为世界灯塔。

但无论是从事对外殖民、黑奴贸易，或采取金本位、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行美元霸权主义，西方领衔全球的总体局面在过去500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变化，变的只是西方文明内部不同国家的领衔地位而已。

细论而言，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霸权接力，存在着明显的进步性。西班牙是典型的海盗文化，深受西班牙文化影响的南美至今仍深陷泥潭。

相比之下，大英帝国就要文明很多。毕竟海盗抢了就走，不计后果，英国要的是细水长流式的治理。这就是短线和长线的区别。

英国的贡献大致有三：第一把英语普及到全球；第二把英式生活普及到全球；第三是英式标准，乃至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些文娱体育活动，基本都来自英国。英国人吃完东西系在脖子上用来擦手的布条，都成了被视为正装象征的领带，英国对全球文化潜移默化之深，可见一斑。

这个逻辑很有意思，一世之雄不一定是文明垂范，文明垂范也不一定是一世之雄。只有兼顾了两者，才能真正领袖群伦。西班牙只顾强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英国想要平衡两者，让世人看到文明之光；美国最终成就山巅之国，方能把美式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兜售。

但王权毕竟没有永恒，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几十年间，美国原本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为寻求低成本大规模外迁，金融资本主义取代工业资本主义成为主流，华尔街与硅谷结合所孕育的高科技巨头快速上位，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统治力。

新型的高科技企业兼具低劳动力、高附加值的两大特点，而少部分东西海岸的精英群体们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让五大湖区、中部以及南部大面积的塌陷和锈带化，大量被产业全球化淘汰的旧产业工人成了牺牲品。

美国的撕裂之严重，在短期内几乎没有和解的迹象，究竟能否回归正轨，尚未可知。但一片狼藉的现实足以表明，曾经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的确陷入了麻烦。

当下美国之变的背后，实则是西方文明正在面临新的十字路口，这个关口究竟是象征着西方文明走向下坡路？还是可能经过一次调整，又一次走向新的高峰？目前还很难断言，而这一切，给如中国这样的后进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回顾现代化史上三代霸主的成败得失，其成功并不是所谓民主的胜利，更不是文明的胜利，而是基于实力的胜利。掀开温情脉脉的面纱，才能看到累累白骨之上的残酷真相。

从殖民地到跨国公司，遍布全球的剥削和掠夺才是其本质。把其他民族和文明当做原料，投入到隆隆的蒸汽机中，成就了列强的原始积累，支撑了他们的现代化的伟业和文明的生活。

在这样的历史画卷中，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想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路来。

横向对比，中国式现代化究竟有哪些不同？

第一，殖民掠夺的时代已经远去，中国式现代化一定不是通过殖民化战争掠夺，也不靠穷兵黩武，拉一个打一个，而是用和平的方式最终实现双赢，这就是中国人一直讲的王道。

建立在剥削和掠夺之上的现代化，是马尔萨斯式的现代化。绝大多数国家依然贫困、落后的现实，呼唤着全新的现代化模式，现在这道课题摆在了中国面前。而中国的确具备了闯出新路的可能性，这也是使盎撒文明感到最恐惧的地方。

其次，历史地看，18世纪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人口仅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市”的崛起；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崛起，人口是亿级，充其量像是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

但中国的崛起，是十亿级的整体跃升，其影响“吨量”，相较于过去，无异于原子弹与炸药之别。而且千百年来“家天下”的文化传统，要求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绝不能出现过大的分化和撕裂，由此带来的治理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三，现代化的基础是工业化和全球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长期是我国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深刻地刻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尽管农耕文明的辉煌和耻辱都已化作青史黄页，但依旧有很多人对它念念不忘，依依不舍，受其影响而不自知，为之奋斗而不自觉。中国想要从农耕文明的集大成者跨入现代化，其难度之大，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够完成的。

回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1840年-1949年

纵观历史，当其他古文明的火光次第熄灭，无数伟大帝国烟消云散，只有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地崛起，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绵长的超级帝国。与繁荣相对应，中国的衰落同样触目惊心。

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带动了整个世界工业化的发展，现代化浪潮席卷而来，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

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中国的精英阶层大梦初醒，方才察觉，他们所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入侵者，而是从科技、金融、制度、组织、军事等全方面领先的西方文明，是对中国的降维打击。这种文明断层带来的差距，令很多人心生绝望。

1900 年8 月，英国水兵分队攻占北京城墙，架起维克斯重机枪，对城内中国平民进行扫射

然而正是在这种绝望之中，国人却更加迸发出了救亡的激情，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数仁人志士领导国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跌宕起伏的奋斗。中国真正迎来了救亡图存的百年变局。

我们曾经抛弃传统，也曾寻梦马列；曾经师从美利坚，也曾求学日本；几度“国破山河在”，最难孤行四海间……经历了四五代人的努力，终于到了1949年，中国才回到有序的历史轨道上。

· 第二阶段，是1949-1978年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一切开始步入正轨。这三十年间，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性成有两点，第一，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彻底实现了主权独立；第二，在一代人的奋斗之下，中国从百废待兴、满目疮痍的农业国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工业化。

但初步的工业化远不意味着现代化，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让所有国民都像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零件，毫无自由可言，作为过来人，我曾深刻地感受到那种绝望。

第一次提出现代化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后来也被总结为“四个现代化”。

1975年，“文革”已近十年，从街区到民巷，从田野到工厂，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整个国家混乱衰退，逼近崩溃的边缘。彼时的周恩来已经风烛残年，当他拖着抱病之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四个现代化”时，会场热烈的掌声背后，几乎所有人心里都是凄怆且怀疑的。

那时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何为现代化，更遑论实现现代化。周恩来的杜鹃啼血般的呼吁，仿佛只是远山的呼唤、空谷的足音罢了。

那时，我尚未及弱冠之年，对世界的了解极其有限。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稍微放宽了对外交流的尺度。正在县女篮当教练的我，偶然间看到了一本书——《美国篮球训练法》，当时没有电视，只是单纯看那些图片，让我大受震撼，就像是一帮原始人在看外星人练球。

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小泽征尔代表美国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作交流。我第一次看到了男人也可以像女人一样披头散发，打扮得这么潇洒，随着他的指挥棒，无数优美的音乐倾泻而出。这对于看了十年样板戏的我们来说，简直是天外来客般的存在。这些关于现代化的冲击，纵然只是吉光片羽，但足以照亮一个年轻人黯淡无光的精神世界。

· 第三阶段，则是1978年到如今

随着核心领导层的更替，邓小平再度登上历史舞台。他敏锐地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通过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赶上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全球化浪潮，让中国搭上了现代化的快车。

关于改革开放的研究已经车载斗量，我自己也曾写过《邓公的遗产》，这里不再赘述，只想说两个小细节。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日本，乘坐时速210公里、有着银色子弹头车头的日本 “光号” 新干线。这一年，全世界只有两条高速铁路，都在日本。坐在高铁中，小平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我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作为老一代革命家，这次访日对邓小平刺激很大，他清晰地看到，我们已经落伍了，落伍得太厉害了。他看到昔日宿敌已经把中国甩得远远的。因此，他说要快，一定要快。

第二个细节，则是92年南巡，在深圳到珠海的船上，88岁高龄的小平反复地强调快，不搞社会主义，不搞市场经济，死路一条，他说我们的发展速度，应该要比西方还要快，才有未来。

从1978到1992，横跨十五年的两个“快”字，勾勒起一幅宏伟现代化图景。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工业化浪潮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奔涌，一座座气势恢弘、神情冷漠的工业厂房隆隆而起，无数人迎来命运的大转折。以和平方式飞速崛起的中国，其意义与价值，怎么评估都不为过。

回顾这一历史阶段，最大的理论突破，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该理论的提出，其实质在于：既要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又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有中国特色”几个字，就可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诸多框框。

思想禁区突破之后，三个代表也好，科学发展观也罢，一切都要围绕“发展就是硬道理”，保证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人民得到实惠，这才是最大的政治。

思想禁区突破之后，方使“现代化”不再是某一个伟人擘画的蓝图，而是亿万中国人的事业，是被压抑多年的人性遇到喷涌的时代机会，终于得到极大地释放。从此，一条条中国人向着富裕、向着强盛的路，从海滨、从田野、从街衢、从闹市延伸开来......

前日之因，今日之果，如今我们看到的参天大树，比如华为、腾讯、乃至比亚迪、福耀等等，大多是二十年前乃至三十年前播撒下的种子。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怀念江泽民的原因，他主政时期的宽松氛围，和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包容性，消解了诸多源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争议，使得改革的源头活水得以持续流淌。

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已然走完了三个阶段，走出了一套既非欧美，也非苏联的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到了世界强国之林，甚至直接形成中美正面相对的大格局。从更深层面而言，这也是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间的又一次碰撞。

当然，这条现代化之路从来不是一路凯歌。关于当今中国之国情，我常做一个比喻：“一条巨大的中国龙，在不同时态中舞动：龙头已经进入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龙身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

巨龙翻身，风起云涌，三种文明同时升腾、激荡。而用四十年走完西方百年进程，使得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撕裂，龙头站的一批人是中国，龙尾埋在土里的同样是中国，由此产生巨大的身份危机。

当一代人贯穿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脉络，他要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

横跨万里，纵贯百年，当我们把目光从历史的纵深转回今天，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或许，多年后回看这三年，我们会发现，将2003年非典对照新冠疫情是狭窄的，此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极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大变局的一个序曲。

需知，病毒是最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它不会因为西方的傲慢就对他们心存怜悯，也不会因为我们的疲倦就对我们手下留情。正如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所说，枪炮、病菌与钢铁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利刃。但随着病毒的变异，问题的症结已然从疫情本身，扩散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2022年9月，俞敏洪先生邀请我进行直播对话。彼时正值二十大召开前夕，时局风云难测，疫情此起彼伏，未来何去何从的困惑，萦绕在所有人心头。

在对话中，我和俞敏洪谈到了改革开放的前世今生，也谈到了关于民营企业家的认识。播出后没想到成为一时爆款。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不少企业家私下联系我，深表担心，仿佛我说了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

我啼笑皆非，不由想到一句老话：“夏虫不可语冰”，我本意就是为民营企业张目，没想到他们反而一个个噤若寒蝉，我讲的不过是“尊重人性”、“尊重规律”这样的常识，没想到还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过度敏感。环顾四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真知灼见鲜见于世，不少“低级红”、“高级黑”反而跳出来大放厥词，真是让人极为心痛。

当然，我能理解企业家们的心态，因为他们真的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生与死成为主要矛盾，缄默当然在情理之中。

“冻土”的深度凝结，有其长期历史性原因，三年疫情则让寒意更加凛冽。

三年间，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疫情，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抗疫为核心目标的体制。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为了某一些目标，所形成的体制特征是不一样的。

我国为了应对疫情所构建的这一套战疫体制，其资源集中度、指令强制性，仅次于战争体制。东亚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也使得公民更愿意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战疫体制更容易形成，日、韩、新加坡不外乎如是。而在强调天赋人权的西方，则恰恰相反。

三年以来，中国的战疫实践体现出了极强的刚性。一方面，行政力量高度强化，自上而下的“一盘棋”主导了社会各方面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和市场力量日渐退出，行政命令成为抗疫的主导力量。

应该说，这种刚性在最初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中国决绝的战斗力、刚毅的勇气、坚强的韧性曾令世界侧目，保护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化，基层治理负担愈发加重，经济发展不堪重负，尤其是小微企业大量倒闭，一个门店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冰冷的统计数字背后是万家萧条的社会现实，这样的情况一定不能继续下去了。

如今不到三个月，局势已然天翻地覆，疫情防控成为过去式。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国家连续发文，政策密集出台，大力振兴经济之态尽显无疑。

这种声势氛围，仿佛春天解冻一样，把这一年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但我认为，即使政策已经放开，也并不意味着战疫体制就能够迅速转向，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疫情不会因放开就结束，而是转向大规模扩散，尚有再度爆发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其二，整套抗疫体制形成了对应的利益集团以及强大的惯性，难以退出；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市场信心的消失，尤其是企业家主体的信心减退，这不是喊几句口号、落实几个政策、站几次台就能复苏的，也不是靠一些刻意营造的氛围可以鼓舞的。

防疫政策已经转向，熬过放开后的混乱周期，人们最终会学会和疫情共存。信心才是最关键的那张牌。

现在的一大问题，在于“管”的太多，而“服务”的太少。很多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高密度、高强度地强力管控，带来了巨大的合成谬误。

作为行政机构，“管”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如果只剩下了管，无论再怎么“精准管控”、“科学管控”，终究遏制性大于创造性。再加上疫情期间，事急从权，管制权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骤然获得权力的某些人，操弄权柄，在最小的范围内最大程度为难他人，疫情期间屡见不鲜，这是天然根植于人性的劣根性，也是刚性管理无法回避的问题。

此外，在不少地方经济下行压力严重之时，市场监管、公安、税务等部门“带着任务”作业。我的一位律师朋友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的当事人因为牵扯进一起案件中，被中西部某县跨省缉捕，导致股价大跌，但当地政府随后派出了一个常委，话里话外暗示，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罚款，帮当地财政度过难关，就可以从轻发落甚至免予处罚。

固然，有些涉税、涉诈、涉金融类犯罪是应当打击的，但个别政府甚至是“先扣人，再谈条件”，仿佛“绑票”一般，在这样动辄得咎的大环境下，如何让市场主体安心？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珠三角的例子。疫情三年，尽管行路难，我还是坚持全国到处考察和调研。相对比之下，珠三角的疫情管控水平毫无疑问是最高的，对经济发展的保护决心也是最大的。越往内陆走，官僚主义越发盛行，极左之风越刮越大，一刀切的现象越发触目惊心。

察其原因，也很简单，并非珠三角的官员水平明显高出同僚，更不是某个人良心发现，而是市场规律的浸润已经深入人心。

我曾经在深圳做过一次小范围演讲，用一句话概括珠三角的生成史：“上帝释放了魔鬼，魔鬼造就了天堂”。

作为过来人，我再清楚不过。珠三角的生成史，就像是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

在这里，问题不断，矛盾迭出，欢欣与苦恼并存，光明与黑暗相伴，上演着太多不合情却合理，不合理又乐意的故事。这矛盾的现实、纷乱的是非，让人愤怒而又趋之若鹜，苦恼却又不愿撤离。这是一片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的广阔灰色地带。

珠三角并不完美，也不是伟光正，而是上帝释放了“魔鬼”，人性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释放，无数充满活力与欲望，希望改变命运、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来，鱼龙混杂、大浪淘沙，最终“魔鬼”创造出了天堂。

多说两句，今天的社会跟昨天有着巨大的不同，我们当时没有选择，只有体制内，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了“海”，有了所谓的“下海”，无数有野心有抱负的年轻人毅然跳到海里，来改变命运，当然有成有败，但都无愧人生。

今天的社会，80%是海洋，20%才是陆地，就是所谓的体制内。但反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很多很优秀的人，都对海视如畏途，选择“上岸”奔向体制。

趋利避害当然无可指摘，但当所有的人都没有安全感，而这个体制又大包大揽给所有人提供安全感的时候，可想而知，一定会不堪重负。

我经历过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体制里混吃等死，毫无效率可言，毫无希望可言，整个中国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这才有了小平的背水一战，才有了改革开放。从“下海”到“上岸”，时代季风的转变，是个值得深思的社会课题。

珠三角的前世今生，对于未来的现代化探索，有几个重要的启示：

一、现代化不是白璧无瑕，而是从一片混沌中闯出来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如果我们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只能产生口是心非的两面人，承认都是俗人，大私才可能造就大公。

二、现代化不是谁恩赐的，更不是谁封赏的，而是每个人拼搏出来的。让个体成为自由的人而非快乐的猪，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

三、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尽管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却是不容我们回避的历史选择。

当“拼经济”成为2023年的核心任务，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这几年，我坚持在大江南北四处奔走，深刻感受到当前时代正在呈现出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我把它概括总结为“三新”。这“三新”将主导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大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几大破题点，在群雄逐鹿的激烈竞争中，得“三新”者，将得天下。

第一“新”，是新基建。不同于旧基建，新基建是以新发展为理念，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它包含了当下最为热门的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个前沿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与旧基建一样，新基建的推进依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需要高新技术龙头企业的持续发力。

中国新基建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全世界已经经历了3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不管是机械化——蒸汽机的革命，还是电气化——内燃机的革命，还是信息化——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的革命，都是大国兴衰的标志性节点。

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综合平台智能化的革命，中国不仅参与，还能在部分领域起到引领作用。

第二“新”，是新能源，指的是在国家“双碳战略”的大背景下，围绕太阳能、风能、氢能、核能等一系列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而就当前的新能源产业而言，两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链和应用场景，莫过于太阳能光伏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2022年5月，全球最大的光伏企业隆基股份邀请我担任其董事。我一向对担任这类职务不感冒，但此次却破了一次例。一来是隆基的两位创始人均是我在兰州大学的学弟，也算是为母校增光添彩；二来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研究中国新能源行业和头部企业的机会，借此契机，我得以了解光伏产业在新能源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真正见识到了新能源产业对于区域发展的巨大拉动作用。

在双碳战略驱动下，光伏项目由于技术成熟、上马快、成效高受到地方政府的普遍青睐，这几年行业发展极为迅猛。

除了光，还有电。

这几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井喷式大爆发，直接带动了动力电池行业的天量增长。今年以来我在广东肇庆、四川宜宾、云南曲靖等地考察，深切感受到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行业龙头对于地方产业集群的强势拉动作用。

这里讲个故事，我有一个学生，十年前曾是经营汽车4S店的老板。暌违多年，他近日来拜访我。聊天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这位仁兄大学读的汽车专业，日后也从事汽车行业。多年浸淫的行业经历，让他坚定看衰中国在汽车赛道的发展空间。

在他看来，德国的汽车体现的是德国上百年的工匠精神，从材料、精密加工到发动机等核心部件，中国与之差距极大；英国作为工业文明的肇始之地，虽然比不过德国，但在绅士精神的熏陶下，也形成了英式汽车文化，比如劳斯莱斯等。

再比如意大利，松松垮垮，热爱生活，盛产浪漫的艺术家，所以产生了兰博基尼，有艺术气息；后来日本人接棒，靠着严谨，一生悬命的精神，经过几十年的模仿学习赶超，形成了极富性价比的日系车；相较之下，美国纵然从精品上没法跟这几个国家比，但平价汽车做的风生水起，也成为一大经济支柱产业。

相较之下，中国一来发展时间短，二来行业技术积累差距极大，所以他一直持悲观态度。

没有想到，短短10年间，中国汽车快速崛起，原来是赛道变了，智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出现，让汽车行业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中国把握住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不是弯道超车，而是换道超车，现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一。比亚迪月出货量高达16万台，各类造车新势力层出不穷，这是他这个老汽车人始料未及的。

而据他说，这种换道超车，正在广泛体现在几乎所有的赛道上。

第三个“新”，指的是新生活。人们对于新生活方式的体验和追求，是从卖平台到卖内容，从卖服务到卖生活的深刻转型。

人们到一个地方去，绝不仅仅满足于拍照打卡，休闲放松，更多的是对当地自然风光、饮食风物、风土人情的全方位感受，去真正融入当地生活。市井烟火、人间风味是新生活，田园牧歌、江上渔樵是新生活，时尚潮流、科技体验也是新生活。民营企业在做服务、做生活上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在新生活领域，将会大有可为。

行文至此，关于我所理解的中国式现代化前世、今生和未来，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但我还是想以更鲜明的立场，阐述我对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态度。

2023新年伊始，我受邀前往佛山南海，举办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在演讲的最后，我提出了核心观点——国运兴衰看民企。

这句话乍一听好像不合时宜。毕竟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国企时代，“做大做强做优国企”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主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做强国企是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强，也更为可控。国企央企所承担的使命和价值，不是单纯的经济功能，它是一股国家可以迅速调配、不计成本的庞大力量。

但令很多企业家不安的是，做强国企的同时，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却愈发凸显。很多原本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性的领域，项目方为了强调“政治正确”，往往存在偏袒国企的现象，甚至形成了自上而下普遍的潜规则。这样一来，市场公平被破坏，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被削弱，企业家心灰意冷。

佛山演讲后，很多企业家和我私下交流，都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曾萌生退意，或准备移民，或开始躺平，或带枪投靠国企，总之一句话“不想玩了”。听了我的演讲，才认真考虑继续干下去的可能性。

作为民营经济的大本营，佛山尚且如此，那些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黑暗究竟有多么深邃，可想而知。

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历史使命告诉我，为民营经济鼓与呼，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当然，“国运兴衰看民企”并不是说国运的兴衰系于民企一身，而是说如何对待民营经济，是国运兴衰的观测点、分水岭和试金石。

为什么这么讲？

第一，民企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自改革开放以来，如何看待民营经济，是时代发展的一条总线索。尽管经历波澜起伏，左冲右突，但总体而言，民营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

从改革之初只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到 80 年代中期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 90 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提出，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民营经济从边角料变成了舞台的主角。

第二，民企从草根到参天大树，对中国的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过去的辉煌，奠定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民营企业。今天的民营企业，已经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生态丛林，其中有像华为、宁德时代、腾讯这样的参天大树，有像大疆、海康威视这样茁壮成长的乔木，也有无数默默耕耘的小草。

他们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最重要的资产。

第三，无论工业化还是全球化，民企都是中坚力量。民企的活力、创造性、机制优势和主人翁意识将发挥重要作用。

君不见，中兴面对美国的制裁一触即溃，华为则成了中美博弈中屹立不倒的上甘岭。抛开民营企业，中国式现代化也好，共同富裕也罢，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近几年以来，妖魔化民营经济的言论时有发生，甚至颇有市场，企业家群体也成为众矢之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要知道，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家，深谋远虑也好，冷酷无情也罢，骨子里面都很敏感。当身份认同出现撕裂，社会地位遭到怀疑的时候，想要在让他们扩大再生产、从事创新性的价值创造，无疑是一句空话。

令人可喜的是，自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保护民营经济的舆论声浪开始复苏，支持力度明显加大，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同样受到最高层的重视。

但依然有一些南辕北辙的声音出现，如近日某省份向重点非公企业派出驻企第一党委书记，引得舆论大哗。纵使其原意并非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主体运营，但在敏感时期释放这一信号，也是极其不妥的。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正如天地之间的四季轮转，经济周期中的复苏、繁荣、衰退、萧条，也是如春夏秋冬一般是颠扑不破的普遍规律。

撇开社会制度不言，一部市场经济史，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国家企图应用各种理念和手段，延滞、减缓周期性危机带来冲击的历史。这一点，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概莫如是。

但要知道，任何一个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体，都不能自外于这种周期律，没有谁能够独享老天垂爱。越是艰难的时刻，越要依赖草根的力量，越要释放民间的活力和创造力。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坚信，王道也好，霸道也好，终将顺从于天道。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一切逆流都是插曲，长江黄河终究不会倒流。当狂妄、无知和威权取代了理性、常识和规律的时候，时间将会说明一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