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喊“中文媒体已死”之前
《华盛顿邮报》
在今天，“媒体已死”似乎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只不过，当我们说“媒体已死”时，谁该担上这份责任？我们的媒体，真的差劲到“已死”的地步了吗？
原《南方周末》记者、新闻学者方可成通过梳理我国从八十年代至今的新闻发展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理解过去四十年的历史，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当下。
“中文媒体已死”作为一句感叹，或许反映了人们对好新闻、好资讯的渴望，但更重要的是，作为读者，除了喊口号，我们更需要为这份愤怒买单——如果你认为现在的报道太少、太慢、太差，那么当你看到好的报道时，请传播它、赞扬它、支持它，为它及其背后的创作团队辩护。
唯有这样，媒体才不至于死去。
1.
八十年代官方媒体的开拓
从八十年代开始谈中国的新闻发展，因为那是改革开放开始的年代，是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奠定了基础的年代。
但我们还可以更直白地说：八十年代之前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新闻”的年代。为什么？这是新闻学入门第一课会谈到的内容了，也就是“新闻”和“宣传”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虽然两者都是信息的传播，但是，“宣传”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意图塑造受众对现实的认知，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新闻则更注重传递事实，尽管记者在写新闻的时候不可能避免各种主观的判断，但也可以通过平衡、透明之类的原则来尽量接近真相。
宣传自然没有这方面的操作原则，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个更完整和多元的图景，而是要说服受众接受某一套观念。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媒体的数量很少，而且非常千篇一律，经常是整版整版地转载上一级报纸的内容。特殊时期的“舆论一律”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报纸刊物的主要角色是宣传机构的大喇叭。
《聚焦》
八十年代的中国媒体界开始探索改革，核心就是重新思考：新闻到底是什么？能不能不要让新闻被宣传所绑架？能不能让新闻回归它的本质属性？
1984年，复旦大学的学者李良荣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说法：“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这句话在今天看来是再寻常不过了，可是在当时，不啻为一种石破天惊的理论。
此前的话语中，“新闻”都是为宣传服务的，是团结民众、鼓舞人心、与敌人斗争的工具。可是李良荣在这个定义里面说，新闻的更本质的属性其实只不过是传递信息而已。
这个今天看上去稀松平常的说法，是八十年代中国新闻界思想解放的一个缩影。说白了，就是要让新闻从之前三十年的宣传模式中松绑，和过往那些不堪回首的做法告别。
2.
三十年前的灾难报道
《冰点故事》的作者、《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创刊编辑李大同正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新闻工作，他说：
“从中国老一代新闻界前辈的痛切反思中，我们学到了：新闻决不能说假话，假话曾给这个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
八十年代的反思和改革，有特别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那时候中国几乎还没有市场化媒体，今天大家熟悉的《财新》《三联生活周刊》《南方都市报》之类在当时根本都没有出生。
另一方面，中国八十年代的整体改革其实都是由体制内开启和推动的，当时的编辑记者作为体制内的重要成员，自然也是八十年代改革当中的重要角色。
《编辑部的故事》
这里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的这种反思和开拓取得了怎样的成果。这个例子就是1987年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对黑龙江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报道。那次的火灾造成近200人死亡，5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
按照报道类型来分，这是一篇“灾难报道”。近来，大家对灾难报道有不少争议，比如是不是所谓的“吃人血馒头”之类。那么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呢——到底要不要把灾难报道成灾难？
把灾难报道成灾难，这又是一句听上去稀松平常，甚至像是废话的说法。可是在当时，这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说法。
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媒体在报道灾难的时候遵循的范式都是所谓的“小灾小歌唱，大灾大胜利”。也就是说，把灾难报道成胜利，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比如只写救援多么努力、灾民多么感谢，对那些损失和痛苦只字不提，更不会去追问灾难发生的原因，这是当年宣传逻辑主导之下媒体的做法。
在八十年代，许多编辑记者们就已开始反思：以新闻的方式去报道灾难，就要还原灾难本身。所以，在1987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出发前往大兴安岭之前，大家就明确了：“灾难就是灾难。把灾难奏成凯歌，是灾难之上的灾难。”
《沉默的真相》
最后，《中国青年报》就这场灾难刊出了三篇深度报道，分别叫做《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后来人们将这组报道称为“三色报道”。
《红色的警告》写的是灾难中的官僚主义、比如消防队长调动消防车首先保自己和县长的家；《黑色的咏叹》火灾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和人在极端场合下的表现；而《绿色的悲哀》则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也是国内非常早的环境生态主题的报道。
当时参与报道的记者叶研说：“不是说军民抗灾的英雄事迹不能颂扬，‘三色报导’就写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大火来临之际的种种崇高行为。问题是，在中国这样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灾难报导至少应该把灾害和抗灾两个概念分清，着眼环境治理、强化防灾减灾能力。对造成损失的人为因素、社会因素绝不能放过，这正是灾难报导最需要深入分析的部分。”
“三色报道”可能是1987年中国媒体最重要的报道了，但是那一年的深度报道绝不仅限于此。
后来，人们将那一年称为“深度报道年”，因为当时出现了深度报道的井喷式发表。
《沉默的真相》
大约两年前，有一家自媒体发了一篇文章，把当时的澳洲大火和1987年的大兴安岭大火作对比，号称“如果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牛逼”。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当时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气，原因很简单：那明明是一次教训惨重的灾难，那一年的“三色报道”明明已经破除了“把灾难奏成凯歌”的旧模式，没想到三十多年之后，一个以90后、00后为主要目标受众的自媒体账号，竟然又捡起了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一套，真是让人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错愕。
同样，在最近一两年对“灾难报道吃人血馒头”的讨论中，微博上出现了一些言论认为媒体应该靠边站，负责转发官方消息就好了，不要去采访遇难者家属，不要去自主调查和追问。
这种看法虽然没有提出要把灾难报道成胜利，但它对灾难报道意义的理解，说实话，要远远落后于八十年代的官媒记者的理解。
对于具体报道中的问题和争议，我们可以具体讨论，但我们同样需要重视一个前提，那就是：媒体应该积极主动地报道灾难，应该开展调查和追问，应该去倾听那些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的声音，应该全方位地还原灾难，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下一场灾难的发生。
八十年代的新闻改革向我们强调：当时提出的那些反思、那些理念，是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基石。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真的不能走回头路了。
3.
九十年代媒体市场化带来的繁荣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新闻界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媒体，有了新的改革动力：市场化的力量。
此前，报纸的收入来自财政的供养和公费的订阅，不用自己考虑钱的事情；从九十年代开始，更主流的模式变成了：媒体要自己去市场上挣钱，乃至是要挣钱回来上缴一部分利润给财政。而市场化对中国的新闻业带来的根本变化是，媒体要考虑受众的需求了。
我们又一次看到，貌似稀松平常的理念，曾经具备多么大的开创性。
在九十年代之前，中国媒体基本不考虑受众爱读什么、想看什么的，包括八十年代的新闻改革当中，大部分走在改革前列的许多编辑记者其实也没有考虑过受众，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写他们觉得应该写的稿子。
但是，一旦媒体被推向市场，这一切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在市场上成功，就必须获得读者的喜爱和认可。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内部，《东方时空》就是一个被推向市场的试点节目。
在讲央视新闻评论部《东方时空》栏目的《十年》这本书里，作者孙玉胜作为负责创办这档节目的亲历者，回忆说：当央视决定让他来负责节目筹备组时，台长杨伟光表态，给了两项重要的政策，“一是经费包干，二是节目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
前一条“经费包干”就是要给这档节目市场运作的机制，赚到的钱可以自己节目组使用，亏了也得自己填上。后一条“新华体”变“中新体”就是指推向市场之后，内容上必须发生的变化。
什么是“新华体”？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 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
什么又是“中新体”呢？这就要说到中新社这个机构了。它也是一家国家级的通讯社，但是它创办的时候主要希望面向的受众，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受众的不一样，自然也就倒逼着内容上要采用不一样的风格。还拿新华体去写给海外市场的受众，显然行不通，所以中新社探索了自己的文风，被称为“中新体”。
在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让大家感受中新体与新华体的区别。这个例子是徐泓老师的作品，她曾在中新社工作几十年，是中新体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徐泓在1984年的一篇短新闻获得了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标题叫《北京人争赏香山红叶》：
“中国新闻社北京1984年10月25日电（记者徐泓）尽管香山这座山林公园距离北京将近60华里，交通并不方便，但是当习习金风将它的层林尽染之后，连日来几十万游人涌向这里，一睹香山红叶为快。”
“香山公园在本月21日（礼拜天）出现100328人登山观赏红叶的盛况。据公园管理处有关人士介绍，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日游园量突破10万大关。香炉峰的吊椅式游览索道这一天接待了它自1982年运营以来最多的乘客，直到晚上8点20分还在忙碌地把最后几批乘客送下山。这天下午，国务院总理一家也来香山观赏红叶。总理同游人一起在松杉夹道的山路上攀登，在赏叶的最佳处——玉华山庄凭栏眺望。”
......
《编辑部的故事》
短短几百字，生动展现了中新体的精髓，文风清新，给人的感觉是“说人话”。如果是按照那时候的“新华体”，这篇报道会怎么写？有一点是确定的：总理赏红叶肯定是最重要的信息，要放在标题和第一段大书特书，不可能等到第二段的结尾才稍微提起。
《东方时空》节目接到这种对内容要接近“新华体”的要求之后，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在《十年》里面，孙玉胜写道：“直白地说，始于1993年的电视新闻改革在理念上是从实验与电视观众新的’说话方式‘，也就是新的电视叙述方式开始的。比如，叙述的态度应该是真诚和平和的；叙述的内容应该是观众关心和真实的；叙述的技巧应该是有过程和有悬念的；叙述的效果应该是具有真实感和吸引力的……”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创刊和定位也是类似。李大同在《冰点故事》里面就说到，他在94、95年冰点创刊前后的主要思想转变，就是认识到读者的重要性。
他在《十年》里面写道，“我对新闻的感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一篇报道不能吸引我读，不能让我读完，题材就是再重大，我也不会认为这是好新闻。”
《华盛顿邮报》
重视受众的媒体也确实获得了丰厚的回馈。就像李大同在书里记录的，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报纸的时代格局是，传统主流大报，因生硬的宣传越来越不受读者待见，发行量逐年萎缩，开始亏损。
而全国各地的城市报，也就是那些市场化运行的报纸，常常叫做“XX都市报”的报纸，它们因为不需要执行宣传任务，从读者喜欢的休闲、消遣性报道起家，逐渐壮大，报道内容也越来越涉及重大严肃的主题，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盈利越来越多。
“主流媒体边缘化，边缘媒体主流化”，正是那时候中国传媒面貌的生动概括。很多人熟知的《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等市场化媒体，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家，成为市场上受到欢迎的主流的。
4.
引入新闻专业主义原则
媒体的市场化改革，让中国人能读到、看到的内容一下子变得丰富了起来。而在内容生产者这边，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也迅速增加了很多，其中也有不少非常优秀的人才。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市场化媒体处在黄金年代，不仅有很好的报道产生，而且这些媒体很赚钱，有很多广告商排着队要在报纸上登广告。自然，这些市场化媒体能够开出的薪水待遇也很好。
当时的媒体里面聚集了一批“小镇青年”，他们通过进入媒体改变了命运，提升了自己的社会阶层。
当这批媒体人在一起，大家想的当然不只是赚钱，更会尝试建立起一些行业的规则。这就有点像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样子，一个职业共同体逐渐形成。那些年里面，这个共同体内部有很多讨论，关于应该形成一套怎样的操作守则，确立对好内容的评价标准，等等。
《聚焦》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被广泛强调的概念就是“新闻专业主义”。这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概念，指的是：新闻是一种独立的职业，服务于公共利益，有一套共同认可的职业操作守则，保障内容的真实、多元、平衡。可以看出来，这和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李普曼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另一本新闻学入门书籍《冰点故事》里也有李普曼的影子。虽然作者李大同没有在书里提及这个名字，但他在分析新闻理念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段落：
“世界总是变得越来越复杂。公众对过分复杂的事件的理解，总要依托于相应的知识准备和思维训练。而这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常常是力所不能及的。这就要求新闻界为它们提供一种新的服务，即解释性报道。”
“可以说，客观性与解释性报道的有机融合，正是现代新闻传播的主要潮流。”
这都与李普曼的观点非常相近。
中国的这一代媒体人，确实从美国新闻界吸取了不少营养。《财经》和《财新》的创办人胡舒立，早在1987年就去美国媒体界考察了一圈，并且在1991年出版了《美国报海见闻录》一书。用新闻学者展江老师的说法：这本书是中国第一次较全面地引介美国报界所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制度安排。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向美国学？其实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很容易理解：封闭了几十年之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种种都是如饥似渴地去了解和学习，这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思想资源。而美国则是西方世界的领头羊，英语的内容又更便于大多数人去接触。
《聚焦》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怎样学习来自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中国的独特性依然存在——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新闻媒体脱离了体制。其实，所有的市场化媒体也都仍然是国有的，由体制内的机构主管主办的，也都受到严格的监管，这也就与美国的情况非常不同。
《十年》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中国的几次电视改革都发端于春天，“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代会是在秋冬之际召开的，新的领导集体主张的新的宣传政策由提出到具体体现在电视节目上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新的电视改革总是在春天开始萌动、生根、生长。成功的电视新闻改革和新栏目的创办每次都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结果，新闻性栏目就更是如此。”
《十年》里面还提到，之所以选择《东方时空》这档最初在早上7点播出的节目开启改革实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敏感的电视新闻改革由于早间节目影响小而可降低风险。”
这个细节也再次体现了：中国的新闻改革始终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并不存在体制外的新闻媒体，至今也依然如此，中国并没有私营的新闻机构。
网络上曾有些奇怪的言论，如“汉奸”“西奴”，去攻击《南方周末》，但只要稍稍了解《南方周末》是谁办的，就会知道这样的攻击纯属无稽之谈。只不过，它和许多其他报纸一样，按照市场化机制运行。
5.
告别黄金年代
媒体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新闻业黄金年代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到2010年左右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今天，中国的新闻业可以说是处在非常艰难的境况中。
这背后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也有新闻业商业模式的崩溃。
微博是2009年上线的，微信是2011年，今日头条创办于2012年，抖音在2016年上线，这些app分走了中国人的注意力和时间。虽然很多媒体依然在通过这些平台发布内容，但广告商的钱大部分直接投给了这些新媒体平台，而不是媒体机构。
可以说，中国媒体黄金年代的消逝，背后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目前在全世界来看，仍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黄金年代的消逝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媒体生产的好稿子变少了。生产好稿子很花钱，记者要出差，报社要支付编辑记者的工资，没钱就只能闭门造车，顶多打打电话采访，这样得到的信息质量肯定不如现场采访。
《沉默的真相》
而对于新闻界来说，一个更深的忧虑是：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积累的那些经验、形成的专业共同体、大家达成的专业主义共识，能否保留和传承下来？
行业在过去十年流失了大量的人才，现在新入行的年轻人找不到前辈手把手地传帮带，而网络舆论对媒体和记者又是充满了敌意，之前通过内部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带来的独立与专业地位，就这样被不断腐蚀。
一些仍然在坚持的编辑记者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你都想不到，今天还要去重复那样的新闻常识。
灾难报道不写成英勇救灾的常识，新闻是信息传播而不是宣传工具的常识，媒体应该追求真诚与平和表达的常识，媒体不为任何势力服务的常识，记者应该参与和维护一个职业共同体的常识，等等。
今天在这里梳理八九十年代的新闻改革历程，最重要的目的也是重申这些常识。就像前面说的，这些常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深重教训基础上好不容易才总结形成的。
我们得攥紧，不能让它们被抛弃。
本文为《读懂新闻：无限人生书单第四季》节目第7集讲稿，作者方可成，原标题为《从80年代说起，看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与忧虑》，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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