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矿业市场新形势新特点与我国应对策略

战略性矿产资源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新时期维护我国产业安全、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和关键。

从目前国际矿业市场基本运行情况来看，我国是铁矿石、铜、铝等矿种国际市场最大买家，也是稀土、锡、石墨等优势矿种最大卖家。当前我国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已经达到能够足以影响、甚至改变国际供需的程度，这是当前国际矿业市场的一个新因素、新现象。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超大规模市场特征，势必要求拥有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矿产资源保障供给能力，核心在于保供稳价，构筑矿产资源硬实力。 

供给端储备调节是一个周期性过程

后疫情时期，世界的修复需要大量矿产资源提供保障。但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的进度和程度不同，且普遍表现为资源消费国率先复苏，资源供给国复苏滞后。经济复苏节奏不一致导致供需节奏不统一，引发全球矿产资源供需失衡。同时，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推动下，大宗商品“量价齐飞”。截至2022年3月底，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各主要交易品种铜、铝、锡、锌、镍等库存量持续减少，而价格仍在高位徘徊。国内以长江现货1#铜为代表，曾一度上涨到最高点75 050元/吨，后又回落，较2月末上涨幅度约4.68%。国内铝价从2022年年初持续上行，3月底长江现货A00铝锭均价22 990元/吨，较月初上涨约1.9%。

疫情破坏了原有矿业市场的平衡，在交通、物流“断流”“断供”情况下，供给侧因减少投资开发项目或生产商减产而造成供给下降，目前库存处于偏低状态，而“补库存”则需要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国际大宗矿产品市场价格巨幅波动也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上游原材料价格及供应节奏的频繁变动导致产业链供应链中下游企业出现被动跟随、频繁调试的连锁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

边际增量及其价格成为大宗矿产品的主要定价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大宗矿产品的定价权被高度垄断。特别是国际铁矿石价格的定价机制一直以来饱受诟病。从长协价到季度定价、指数定价，再到期货定价，国际矿业寡头打着“价格随行就市”的旗号，却行价格操纵之实。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国际大宗矿产品市场期货定价的特征更为突显，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走势的影响极为显著。由于全行业平均成本相对稳定，价格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增的边际贡献量及其价格，即边际增量及其价格成为大宗矿产品定价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全世界铁矿石、铝等几种关键矿产品主要掌握在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巴西淡水河谷、英国力拓集团以及澳大利亚FMG集团四大国际矿业集团手中，从而掌握着铁矿石供应的游戏规则和定价权；产业组织形态呈高度垄断格局，供应商之间不仅极易达成价格联盟，且通过控制边际增量、调节边际价格的方式掌控矿产品的价格走势，并对其他矿种形成示范效应，成为当前大宗矿产品国际定价的基本逻辑。

以最典型的矿种铁矿石为例，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占我国进口铁矿石总量的60%以上，澳大利亚在巴西减产的“档口”顺势提高铁矿石价格，我国进口商、钢材企业的利润空间因价格上涨被侵蚀。

矿产品金融属性增强，资本对大宗矿产品的过度“追捧”助推通货膨胀加剧

为应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各国普遍加大货币供给和采取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促使矿产资源的金融属性进一步强化。国际资本市场将矿产品作为核心资产加强配置，且通过交易频率和仓位调整等方式不断强化其金融属性。通过期货与现货市场联动效应，不断调整量价关系，控制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从而使扩散效应进一步波及实体经济层面。从生产端来看，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在传递效应的作用下，中下游厂商成本递增，不得不在价格和产量之间进行被动调试以使终端市场达到新的动态平衡。此外，大宗矿产品金融属性的强化进一步放大了通胀预期，造成物价上行。2021年以来，铁矿石价格创历史新高、铜价居高不下，使成本推动型通胀趋势确立。截至2022年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5%，为近40年来最大涨幅。

战略性新兴矿产成为时代“新贵”

全球数字化与低碳化进程加速，绿色复苏在后疫情时代前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角逐的新赛道。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创新突破和快速应用，不仅拓宽了矿产品的应用范围，也使部分矿种脱颖而出，成为国际矿业界共同关注的新焦点。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原料，锂、镍、钴等原本用量较少的小宗矿产资源的使用强度不断增强，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下的矿业“新贵”和时代“宠儿”。预计未来15年，随着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走向成熟及电池加工精度的提高，锂、钴、铍、铌等“小众”矿产的需求量还将数倍增长。中国、美国、日本、欧盟不仅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竞争者，也是国际矿业市场上有限供给量的争夺者。

当前国际矿业界的竞争正在由资源数量保供和价格稳定向更注重质量和效益提升转变

当前，在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矿业科技也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当代矿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开采、挖掘、加工行业，对初级矿产的提炼、提纯、裂解、深加工过程都已达到精细化水平，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多种高科技手段在矿业全流程中的渗透与应用，使当代矿产业已跻身高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行列，且重要程度日益向产业链核心环节逼近。围绕着矿产资源展开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已横跨多领域，学科交叉性显著增强，技术含量之高、跨学科领域之广、精密化程度之深，都与传统观念中的采矿业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国际矿业资源的争夺正在由单纯的数量保供和价格稳定向更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升转变。矿业企业不仅要在时间坐标上提升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而且要在空间坐标上提高矿山综合利用效率，把矿产开采与矿区开发、矿山综合治理以及周边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结合起来，综合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形式，构建多能互补、质量优化、效率提升的矿业新格局。

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加大获取矿产资源的难度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走势极具敏感性。近年来，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叠加多重因素扰动国际矿业界。除了气候、季节、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冲突、对抗、战争直接导致物资供给中断和价格飙升。后疫情时代，一系列新情况将成为国际矿业界的新常态。新冠肺炎疫情与地缘政治风险叠加，多起地缘政治事件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全球能源、资源市场变得更为敏感而脆弱。

近年来，国际矿业市场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我国从外部获取矿产资源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大国博弈使国际之间对矿产资源的争夺更为激烈。美国借大国优势地位操纵矿产资源“小国”，引发部分资源国资源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部分资源国打着保护资源旗号大行保护主义之道，提高准入门槛，将正常的矿业合作政治化。

世界矿业版图中我国仍处被动

当前世界矿业版图中，已探明储量早已被大型国际矿业集团“瓜分殆尽”。与大型国际矿业集团形成的垄断优势相比，我国作为后发进入者，在矿权数量、交易价格、国际矿业规则等方面均处于被动地位。

从数量上来看，世界十大矿业公司控制了一半以上的铁矿石、铜矿、金矿和锌矿产量。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和英国力拓集团3家公司控制了世界上绝大部分铁矿石产量。我国矿业海外投资的项目数量和在产项目数量都明显少于国际矿业大国，大量“优势项目”已被资源国本地公司和跨国公司控制。对优势矿产资源的垄断成为国际矿业巨头价格操纵的筹码，我国在部分紧缺矿种的进口中处于价格被动接受地位。

我国部分矿企“走出去”过程中尚未融入现有国际矿业市场的生态环境，对既定的游戏规则只能被动接受，改变现行不合理规则的难度较高，表现出诸多“水土不服”症状。特别是随着疫情冲击与保护主义升温，我国企业在收购海外矿产资源方面面临新的挑战。除需面对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外，我国企业还面临来自资源国政府、行业协会、本地企业、土著民众、媒体等各方压力，如资源国政府部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加大审核力度，导致项目收购流程变得更加繁琐，对我国矿企的海外并购活动造成现实阻力，使得资产出售方无法在规定时间完成出售，最终导致项目收购事宜只能陷入搁置局面。

我国矿企整体呈“小散弱”局面

相较于国际矿业巨头，我国矿企海外投资的产业组织形态整体上呈“小散弱”局面。首先，大型国际矿业巨头拥有覆盖矿种品类齐全、产品线宽的竞争优势，而我国矿业企业规模小、国际竞争力低；第二，世界上主要矿产资源产区均有大型跨国矿业企业集团的身影，足见其“势力范围”覆盖之广；第三，在多元化经营方面，如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等大型矿业集团其本身既是铁矿的主要供给企业，同时也是其他多个矿种的主要供给者；第四，国际矿业巨头不仅垄断了矿产资源的初级产品，而且凭借其多年积累的专业能力，产品线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多个环节（如澳大利亚必和必拓活跃在原铝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铝矾土开采、氧化铝精炼和金属铝冶炼等），同时也掌控了相关资源的价值链。

以积极姿态主动参与国际矿业治理，全面提升国际矿业市场治理能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企业及相关机构、社会团体要主动“走出去”，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矿业治理，参与国际矿业治理机制的修正和重构，致力于打破资源垄断霸权，抵制价格操纵，扭转现有国际矿产品定价体系中霸道的“胜者通吃”局面，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矿业新格局。

做强做优做大中国矿业企业，打造中国的国际矿业跨国公司

建立矿业投资盈利机制或盈利模式，统筹国内和境外矿业投资整体布局和步调，带动国内矿企在海外投资和大宗矿产品国际贸易中形成保供稳价机制。国内矿业企业及相关部门、机构需理性分析研判投资价值和投资时机，避免“追涨杀跌”、盲目“贪大求全”和其他高风险因素带来的损失。企业也需将自身的发展战略与国家的资源战略紧密结合，以“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为引领，推进一批“小而美”的国际矿业合作项目，切实提高投资效率和效益。

多措并举缓解改善紧缺矿种进口依存度、维护优势矿种的优势地位

当前，应加快推进矿山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补齐短缺矿种的“缺口”，降低进口依存度；通过产业技术政策支持矿山开发新技术突破，打破技术垄断，全面提升国际矿业市场控制力和话语权。同时，抓住我国在部分新兴矿种方面的优势，在产业保护政策方面下功夫，保持优势矿种的优势地位，把“长板”做长。我国需抓住当前战略性新兴矿产的历史机遇，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特有规律，前瞻性研究与预判不同产业、不同技术路线对矿产资源需求量的趋势，尽早谋划、适时布局，力争在国际市场上斩获一批优质资源，并获得主动权。

适时整合海外矿业投资，向存量投资要效益

在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我国矿业企业在国内及海外的矿业投资也存在自发性、无序性甚至恶性竞争现象。一些项目经济效益收效甚微，有些还陷入常年亏损状态，要防止出现“烂尾项目”。建议对此类项目适时整合。尤其是对运营不畅、投资效益不佳、投资停滞、投资亏损的项目予以整合。可通过资产重组、剥离、置换等多种股权、债权等方式，由项目业主、各投资方、当地政府、相关行业组织等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具体制定。通过对存量投资进行整合优化，以达到资源高效配置、高效利用，并在总量上增加我国可控矿产资源的目的。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资料来源：《进出口经理人》杂志2022年第4期
编辑：Sofia   媒体合作：010-8837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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