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火车站，我和上海漫长的别离

文 | 李晓芳 蔡家欣

编辑 | 王珊瑚

黄浦江，夕阳

带上两个馒头和吃剩的半瓶老干妈，27岁的文非下定决心离开上海。行李不多，一个黑色的20寸行李箱和一个黑色背包，可以捆在共享单车车篮上——他计划骑行近50公里，去火车站。

地图上，从他住的奉贤区酒店到上海虹桥火车站，只是短短的一条蓝色曲线，像一个大写的“L”。今年2月，他从杭州到上海出差，就沿着这个“L”住进了酒店。负责的项目本应在3月底结束，结果因为疫情，他被困在酒店，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就靠一箱泡面维生。

5月中旬，上海部分地区逐渐放开，虹桥火车站车次增加，但有限。抢票和最初的抢菜一样，纯拼手速和运气，文非刷了半个月的12306，才抢到一张5月19日的车票。公共交通也尚未完全恢复，良心点的私家车司机收几百块，报价上千的也不罕见，文非不舍得再花钱，过去两个月的酒店费用都是他自行垫付，一天200，花销实在太大。他看到网上流传的视频和攻略里，无奈困守的人们离开上海最常用的方式是骑共享单车，或者走路。

●地图上，从酒店到虹桥火车站的距离。

出发那天是5月18日下午4点。封控两个月，文非第一次踏出酒店。石砖路的缝隙里钻出了杂草，几乎没有人，也没有车。文非起初骑得歪歪扭扭，大件的行李箱放在车篮上，拐个弯要同时扶住车头和行李箱，箱子没稳住，直接砸下来，在他的右小腿上划出了一道血痕。

一个多小时后，他跨过了黄浦江，在桥上休息了一会，望着江面发呆，双腿开始隐隐胀痛。后来经过的每一个路口，他看到“要么栏杆围着，要么有人把守，反正大家出行都不方便”。他没忍住情绪，眼泪瞬间涌出来。他很少哭，被关在酒店两个月，掰着泡面度日，因为酒店被征作隔离点得搬出来，被人赶来赶去，他都没有哭过。

可是那一刻，文非说，他觉得委屈，既是对自己的遭遇，也是为这座城市。

封控在酒店的日子长了，他有时会感知不到时间的流逝。起初旁边的一家餐馆还能勉强给酒店供应餐食，后来物资紧缺，餐馆也难以为继。文非只能把一日三餐缩减为两餐，到后来变成了一天一顿。

他每天坚持看新闻，查看上海的新增病例有没有下降，看整座城市什么时候能重新开通。这成了他衡量正常生活回归的依据和希望，“但我一直没有看到想看到的消息。”可他始终觉得酒店外的人们是会活得比他好的，“他们有社区管。后面不是还可以拿出门条。”真正到了路上，他才发现，“上海这么多人和我一样的。”

往虹桥火车站的方向，天边始终挂着一轮落日。但天气不大好，云层厚重浑浊，连带着太阳也模糊得像一盏昏黄电灯泡。文非拍了照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评论，“这太阳真的像曙光一样。”文非已经没有余力思考这到底像不像曙光了，30公里之后，双腿开始控制不住地打颤，腰椎疼痛，地图上的“L”像一个索命钩。他几乎把所有意志力都放在了骑车这一件事上，只埋头机械地蹬着车轮，眼里只有这一条路。

而某种程度上，此刻能在路上的人已经是幸运儿。5月19日，25岁的健身教练杨逍同样选择骑自行车前往车站。路上，导航出了差错，他误打误撞骑进了一处天桥底下。桥下停着七八辆卡车，有十来个卡车司机正扎在桥洞下煮土豆，没有米饭，周围散落着一些零食。杨逍判断，这些卡车司机大概在桥洞待了半个月以上了，“他们挺狼狈的，头发看起来很多天没有洗了，满地都是生活垃圾。”

杨逍注意到，他们的车牌号是安徽的，有两辆车上还挂着红色横幅，写着“援沪物资”，而他们的车门上都贴着一张封条，“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出去，就滞留在那里了。”

卡车司机们和误入桥洞的杨逍对视了一会，“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齐刷刷地盯着我看嘛，我也在看他们，就是看出来他们的眼神很绝望，真的很绝望。”这个年轻人在电话里伤心地重复，“我觉得不应该这样，他们不应该被这样对待呀。”

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再度骑上车，朝着几公里外的虹桥火车站继续出发。

七莘路，老家的麦子熟了

前往虹桥火车站的路上不缺人。特别是通往车站的七莘路。这条道路连接闵行区南北两端，南端是打工者聚集的马桥和吴泾镇，北侧是虹桥火车站。一路向北，时不时就能看到“赶路人”的身影。有人拖着行李箱在路上走，有人一手骑车，一手扶行李箱。刚开始，隔几十、上百米见着一回，越靠近北端越密集，隔两三米就能见着一个。

文非碰到了8个农民工。他们肩上扛着，手上提着，连被褥都背在身后，满满当当。文非诧异他们连共享单车都没骑，看架势是想从奉贤区走上近50公里，一路走到虹桥火车站。

一搭话才知道，这几个4、50岁的农民工来自河南信阳，趁农闲时到上海打工补贴家用，没想到最后封控了近两个月。他们告诉文非，夏天来了，老家的麦子已经熟了，他们急着回家收麦子。

文非听了难过，“我骑车过去都要四个小时，他们走过去不得花一天。”老乡们说也是迫不得已，他们不懂得如何扫码解锁共享单车，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走过去。文非拿着他们的手机一个个帮忙扫码解锁共享单车，其中一位大叔的手机甚至没有安装支付宝，他又帮忙下了软件，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这些迫切离开上海的人，大多是被生活逼到了绝处。一位23岁的男孩从互联网公司辞职不久后，就遇上疫情，封控在家。他形容，“足不出户加上没有工作，心态就很崩。”失业两个月的演艺人员拿不出3000多块钱的房租，他骑了近3个小时的自行车，又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虹桥火车站，腿已经不会弯了，“稍微不注意可能就跪地上的那种感觉”。

健身教练小莉到上海工作了一个月就被封起来，手头的钱快用光了，工资也没发。5月21日凌晨5点，她骑车去火车站，小行李箱放在自行车车头，一直掉下来，大行李箱由男友腾出一只手拖在地上拉。骑了大概五公里，遇到一个外卖小哥，主动提出帮忙。大行李箱放电动车前，小莉坐在电瓶车车后。到达虹桥火车站以后，小哥又返回去接招莉的男友。两个人顺利抵达车站，小哥就离去了，不要钱。

除了回家的人，通往火车站的路上，还有许多像小哥这样免费接送旅客的志愿者，也许是外卖员，也许是网约车司机，甚至还有货车司机。一个网约车司机观察到，年轻人行李大都轻便，通常是一个箱子加一个背包。与之相反，五六十岁的中年人似乎随身都带着一个家，一个农民工除了行李箱，还扛着3个大麻袋，还有一个做家政的妇女，脸盆、拖鞋、衣架全架了在身上。

40岁的严迟从事物流行业，有货车，有自己的小汽车，从5月中旬开始免费接送求助者到车站。前几天接送的几个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还能开玩笑，说这次离开上海，是要回家乡做建设了。但车上的更多路程是沉默甚至悲伤的。

一个湖北的年轻姑娘，2020年年初就经历了武汉疫情，2022年在上海工作又遭遇一波封控，居家办公期间，姑娘的公司没撑下去，倒闭了。“她身上的钱也用光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一些年纪更大点的人，上车后表情常常很沉重，笑容很少，严迟不知如何开口交流，“怕他们情绪绷不住，直接哭了。”

对很多人来说，来上海的路上有多少期许，这两个月或许也收获了同样的失望。5月23日，上海恢复了四条地铁线的运营，自由职业者张涛决定到虹桥火车站做一个记录。他遇到孤身一人的老蔡，老蔡来自山东，三月到上海打工，结果“干了三天活就停工了，然后就是天天睡觉，过了两个多月”。老蔡苦笑。他决定先到苏州投奔弟弟，虽然还是得隔离，“但有个日子就好。你说在上海，遥遥无期。”

头顶已经稀疏花白，穿一双黑色布鞋的老黄同样来自山东，他二月份到上海，却只干了半个月活。老黄解释自己离开的原因，“以后上海肯定都是能人，不干活也有钱拿的那种。剩下那些干活才能拿钱的，一天两三百的，不能在上海待了。”张涛问，“那您还回来吗？”老黄犹豫了一下，“收了麦子再说吧。”

有些人或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一位志愿者一直记得一对父女，目的地是虹桥火车站，刚上车，那个20岁出头的女孩却提出，要先去宝山殡仪馆。封控的两个月里，她的母亲在医院过世了。如今，他们要回老家石家庄办理后事。车上气氛沉重，父女俩全程无言。

高架桥，最后几百米

花了4个多小时，5月18日晚上9点，文非终于来到虹桥火车站，但他被挡在了门外。车票是第二天下午2点的，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手持火车票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在发车当天凌晨5点半以后才能进到候车大厅。

和文非一样，许多人被挡在车站之外。通往火车站出发层的高架桥，是他们离开上海的最后几百米。为了及时登上第二天的列车，他们昼夜在这里排队，从进站口直排到高架桥上。天一亮，这些密密麻麻的人就顺着高架桥盘旋的方向，缓慢地向前蠕动。

●通往虹桥火车站的最后几百米 讲述者供图

文非给车站附近的酒店打电话，试图获得一间可供休息的空房间。可每一通电话里的答复都是：我们已被征用为隔离酒店，仅供防疫人员使用。他只好在高架桥底下找到一处干净的草坪，把行李箱里的衣服全抖出来，裤子铺在草地上，身上再盖一件卫衣保暖，尝试睡上几个小时，等候车大厅开放。

他的周围，几乎找不着一块空地，草坪和水泥路面堆满了人。浮于昏暗空气里的，是星星点点的手机屏幕光。有人蹲坐在路牙子上，靠着行李箱休息；有人直接躺在路上，垫个硬纸皮或者塑料袋。没有卫生间，要解手只能找一处相对偏僻的草丛就地解决，草丛里便总有一股尿骚味，挥散不去。

那个夜晚并不宁静。除了恼人的蚊子，很多和他一样被挡在车站外的人，都在频繁地拨打12345热线和110，寻求帮助和栖身之所，也有人给家里的亲人打电话诉苦。他听到人们打着打着电话，总会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那一天，刘强中花600块买了30份盒饭给这些露宿者。对他来说，这不是一笔小钱。刘强中是江苏盐城人，因为炒股欠下几十万外债，到上海做网约车司机。他住20块一晚群租房，每天跑15、6个小时，每个月能勉强挣得8000来块钱。

听说很多人是步行而来，刘强中决定免费接送求助者到火车站，“我最起码比那些睡在马路上的要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他曾在一天内连续接送十几个人，自己只能休息两个小时。这些求助者大都是年轻人。

尽管这些年轻的求助者历经波折，但在28岁的外卖骑手蒋东看来，“已经强过很多人了。”在他的印象里，“年纪大的人，可能求助都不太容易”——他曾遇到过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大哥，不识字，是家里侄女帮忙发送的求助信息。

5月中旬，蒋东和几个同事组成车队，免费接送离沪者。他们早上8点集合，上午送人，下午送外卖。因为交通工具的限制，他们只接送自己所在的青浦华新镇附近的人，也只走青浦到虹桥一条路线，蒋东有些不好意思，“确实能力有限。”但就在接送那位不识字的中年大哥时，大哥说到虹桥车站，结果一看车票是上海站。负责接送的骑手不忍心拒绝，还是开了几十公里到上海站，来回一趟车就没电了。蒋东记得，当时骑手说的是，“总不能扔下不管。”

因为接送的事，蒋东的车队也天天吵架。有时因为路线安排，有时是求助者的态度，没有一句谢谢，直接转头离开。占用工作时间，又不收钱，有年轻骑手因为感到寒心不想干了，年纪大的骑手安慰，既然做了就别停了，坚持到交通恢复吧。就这样，每天吵着闹着，几个在城市里渺小又微不足道的人，把善意持续释放出去。蒋东特别强调，还有一些闪送、货拉拉的小哥看到视频，也主动发消息要一起帮忙，“如果不是他们，光靠我们的电动车不可能在几天内送30多个人。”

高架桥下有沮丧，也有试图驱赶悲伤的人。有一辆贴着“华夏老兵应急救援”横幅的车，给滞留的人们送去了西瓜。从事物流行业的严迟每天送完人，就和两个结拜兄弟买来面粉、白菜、萝卜、肉馅，包一千个包子，在深夜11点送到车站免费发放。

最近的虹桥火车站总会让严迟想起20年前，自己就扛着一床被子到了上海，连一根1块5的玉米都买不起。“这一批离开上海的都是伤透心的，还有很多是确实在上海生存不下去了，被迫无奈离开。”他希望能在最后的短短几百米路程里，“让大家感觉到还是有温暖的。”

网约车司机刘强中送过一个河南小伙。这个28岁的年轻人拖着一个行李箱和四包东西，从奉贤区出发，徒步走了20多公里，一口饭没吃，脚底磨出水泡，实在没气力了，只能丢掉那床被子。在距离车站30公里的地方，他坐上了刘强中的车。他自述第一次到上海，在工地就干了一天活，结果被困两个月，说话的时候，他眉眼下垂，看起来受到不小的打击。

汽车最后停在P10停车场。年轻人还在车里狼吞虎咽地吃盒饭，刘强中塞给他400块现金，“路上买点吃的，能平安地、吃饱了到家就行。”

杭州东，忐忑

经历漫长的徒步、骑车、以及许多陌生人的善意，归乡的人终于登上驶离上海的列车。当列车缓缓启动的那一刻，也意味着他们告别两个月的封控和困窘。截至5月29日, 每天有上百趟列车从上海虹桥站经过。和以往不同，驶离上海的车厢大都异常安静，往日里的说笑声和嗑瓜子的声音，都消失了，人们闭目养神，神情盛满疲惫。

但是，归途的奔波没有就此结束，大多数人依旧忐忑不安。25岁的杨逍就是其中之一。5月19日，他骑车10公里到达火车站。登上列车的那一刻，他“很累很累”，但不敢在车上睡觉——他要到杭州东站中转，仅一个小时，担心睡过站。

距离上海不到200公里的杭州东，是很多人的中转站。每天有十几趟从上海发出的列车抵达，人们再由这里奔向天南海北的家。刚踏上杭州的土地，上海来的乘客就被大喇叭、字牌、以及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分流排队，做核酸、抗原、填写各种承诺书。在这里，队伍看不到尽头，杨逍估计“起码有3、400人”，走完全套流程估计要四个小时。

夹在拥挤的人潮里，很多人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那趟列车离去。杭州东站不允许隔夜换乘，那一晚，上海来的旅客不能站内过夜，要被带到酒店隔离，一天500元。场面一度混乱，没有人愿意前往。杨逍的票也过点了，也拒绝去隔离——他实在掏不起这笔隔离费用了。上海封控两个月，他不仅失去收入，还曾两度进方舱。

杭州东站最终妥协了。临时在车站内用铁栏杆围出两块空地，供这些隔夜换乘的人落脚，进出口有保安把守，要上厕所的话，就将身份证押给保安，回来时再取走。

●杭州东站临时安置点 讲述者供图

虽然失去行动的自由，但日常的气息在渐渐靠近了。在杭州东站，杨逍一口气买了三道菜，麻婆豆腐、酸辣土豆丝和小炒肉，时隔两个月，这个重庆人终于再次尝到辣味。一对中年夫妇凑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小伙子，这个菜在哪里买？”他们想回贵阳，却只能买到金华的票，不识字也不会用手机。看到他们的行李中还带着工地用的切割机，杨逍不忍，给他们点外卖，又在手机上帮忙买票。

杭州东站一夜，杨逍垫着一张广告牌，盖着上衣，只睡了俩小时。周围也尽是疲惫的旅人，有人靠着墙角睡，也有人枯坐一晚。杨逍试图和他们聊天，有人直接沉默，也有人心事重重，神情都是“又累又乏”。

杨逍在杭州东站待了26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6点才出发去武汉。临走时，那对贵阳夫妻递给杨逍一支烟，不停地道谢，“没有你，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归乡之路的惊魂并未结束。杨逍在武汉停留一夜，收到过一条短信，称其同行的列车里可能有新冠感染者。就在那一天，武汉酒店连续给他做了四次核酸，“完蛋了，是不是真的回不去了？”但他不敢开口问工作人员，“就怕是真的，我真的不想听到这种结果。”

回家路走了三天两夜，有惊无险，5月22日凌晨，杨逍终于抵达重庆。看到熟悉的渝A车牌时，杨逍说，“真的是回家的感觉。”他决定隔离结束后去探望两年没见的奶奶。

在山东威海的隔离酒店，一个22岁的年轻人吃上饭的那一刻，“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他在上海的出租屋饿过肚子，那个时候没有做饭工具，只能将筷子架在热水壶上加热包子，包子馊了，里面的馅都流出黏液了，但他没办法，只能强忍着味道，和着生蒜苔咽进肚子里。

此刻，因为经济条件和家乡的隔离政策，更多的人还被困在上海，比如往返火车站免费接送求助者的刘强中。从上海到盐城，开车就3个小时，但回去要7天集中隔离，外加7天居家隔离，12岁的儿子快要期末考了，担心影响孩子，他选择继续在上海流浪。

文非顺利地在5月19日抵达杭州东。他在隔离酒店一口气睡到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后全身酸痛，双腿发抖。比许多人幸运的是，这是他的终点。经历了7天的集中隔离，他在5月26日正式重获自由。他第一时间去了理发店，过去两个月，头发长得已经快要遮住眼睛。骑车离开上海时，文非沿途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没有答案。

注：5月31日，上海市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称6月1日起，全市将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市内地面公交、轨道交通全网恢复基本运行，出租车、网约车恢复正常运行。据志愿者讲述，虹桥火车站P10停车场后来成为了车站的临时安置点之一，人们的身下依旧胡乱地垫着被褥、纸板或塑料袋，但总归有片屋檐遮头。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除刘强中，杨逍，严迟，其他人物均为化名。自由职业者张涛所述内容已获授权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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