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世，韧带断裂，练体操18年，我拿过世界冠军，也一次次在低谷徘徊

我是范忆琳，前国家体操队运动员。从4岁第一次接触体操，到22岁退役，体操陪伴了我近二十年。它给过我荣誉和成就，在漫长的运动员生涯里，我拿过两次世锦赛冠军，三次全运会冠军，还拥有了用自己名字的命名动作“范忆琳下”；也给过我困难和磨练，很多次，我都觉得自己在一点点“爬”出低谷，靠着韧劲，坚持到我作为运动员的最后一刻。

2020年，参加全国体操锦标赛时的我。

1999年，我在上海出生，父母是做五金生意的，平时比较忙，两岁之前我跟着奶奶在上海周边的村子里生活，两岁时爸爸妈妈把我接到了嘉定。一般孩子都是三岁上幼儿园，但家里太忙，爸爸就去问园长能不能让我提早一年入学。可能园长觉得我长得比较可爱，就破例让我提早进入幼儿园，上了两年小班。

小时候，我对体操没什么概念，走上这条路实属偶然。我们幼儿园是体操特色幼儿园，有一些少儿体操的基础训练，老师选了一些有表现力的小朋友，组成艺术体操班。日常上课之外，老师会带着我们做游戏，排练球操、圈操、板凳操之类的，节日时我们还会去演出。

四岁时，我已经在幼儿园接受过压腿训练。

我那时候觉得练这些挺好玩的，在垫子上做前滚翻，或打着拍子跳操都很有趣。只有压腿比较痛，压后腿时要抱着老师，一条腿垂直立在地面，另一条腿被老师搬着，直直地拉起来。痛到坚持不住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调整呼吸，或是再数十个数。

幼儿园中班的时候，上海市嘉定区和虹口区有一个体操的合作项目，教练来我们幼儿园选苗子。选中的人被拉去了虹口体校，那个体操馆特别大，我眼前一亮。场馆里有很多小朋友，年龄看上去比我大一些。把杆旁、地毯上都有人训练。

教练让我们压腿或倒立，测试我们的协调性、柔韧性和爆发力。我不属于自身条件很好的运动员，还记得教练说，我腿部力量不够、核心力量也弱，没什么优势。但我不怕痛，耐力强，如果感觉到痛，也不会马上大叫或者大哭，只要在自己承受范围内，都还能再坚持一下。

在虹口体校，我正式开始了体操的训练生涯。

被体校选中后，我被转到虹口一个全托幼儿园，上午在幼儿园，下午去训练，四岁起就一周只回家一次。周末可以回家待一天半，礼拜一早上六点多又得起床赶去学校。冬天特别遭罪，太冷，起不来，训练时手也是冰凉的。

和之前在幼儿园做游戏练操不同，体校的训练更具专业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开始是练习柔韧，压腿，然后是学习支撑，倒立。慢慢地再加入平衡木、高低杠这些项目。

刚接触的时候是很害怕的，在平衡木上打体操步，很容易站不住；在高低杠上摆浪，抓不住杠子就会飞出去。好在有海绵坑接着，练久了也慢慢克服了恐惧感。小孩子手皮都很嫩，抓杠子时间长了，破皮是家常便饭，还会起圆圆的血泡。只能等着反复起几次血泡，长出茧子来，才不那么容易破。

除了练动作，教练制定的体能训练计划强度也很大， 2分50秒跑完800米，跑不到至少要重来三次。如果三次还达不到要求，教练会把要求放宽5秒，跑进2分55秒就能过关。

那些身体素质强的小朋友就像拳击手，而我身上软绵绵的，像舞蹈生一样柔，和别人的差距明显。比起跑得快的人，我每回都能差个大半圈。跑步、拉引体，肌肉一酸就使不上劲，速度也会变慢，很夸张地喘着粗气，达不到教练的要求，还要一次次重来。

但我从小就不是会撒娇的性格，一起练的小伙伴觉得太疼太苦，就会直接哭了，家长往往很心疼，就没坚持练下去。我习惯自己消化情绪，心里有什么想法和感受，也不会马上和别人说。我们家当时住的是门面房，一条街上做生意的邻居们彼此之间都很熟，他们知道我练体操，每次回家就有一群人围过来，看到我手上的伤很心疼，但我从来不说苦。

记忆中，父母好像没对我练体操这件事表达过反对意见或是动摇。直到我退役后回上海，和以前的教练聊天才知道，当时父母也很担心，一方面觉得太辛苦，另一方面也怕我练不出来，人生就此没了其他退路。

上小学就到了可以进二线队的年龄，2007年，我加入上海市体操二线队，正式开始职业体操训练。小学也在虹口，上午上课，下午两节课后去体校训练，还是一周回家一次。

体操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童年时光。

当时的我很羡慕那些不用训练的孩子，放寒暑假还能出去玩，而我假期一早就要去训练，中午睡觉也在体操房。偶尔看到一起训练的孩子生病发烧被接回家休息，我也巴不得可以生病。但奇怪的是，练体操前我几乎每周都因为感冒发烧去医院打针，练体操后竟然一次也没有过。

在市二线队时，周末回家，周日晚上就要归队。我曾跟爸妈说过“不想练了”之类的话，练体操好累，又舍不得离开家。爸爸明白我依恋的情绪，有时过年过节放了几天假，爸爸再送我归队训练时，都会在体操馆的窗外站几分钟。

我习惯用余光瞥窗外，确认爸爸是不是还在，练着练着再一看，发现他不见了，我就知道他走了，这种感觉非常难受。不过，训练个几天后，我也不会再想放弃的事。

小时候的照片大多穿着训练服。

2010年，我11岁，又到了升队的年龄，升入市一线队继续职业体操训练。小时候的比赛，我一直拿不到奖牌。现在少儿组的体操比赛会按年龄分开，我们那时候是不分的，9岁组和10岁组在一起比。原本同年龄段的人已经比我厉害了，还要跟比我大一岁的人一起比赛，根本没有拿奖牌的可能。

幸运的是，2012年，我在杭州的中国青年体操锦标赛中抓住机会，取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第一名。当时预赛比完，我排名第二，没想到当天晚上我突发急性肠胃炎。我爸爸来看我，给我带了我最喜欢吃的冰淇淋，为了不让他担心，我在他面前还强撑着吃了一口，等他一走，我就吐了一地。

我被送到医院吊盐水到凌晨三点多，教练劝我放弃后天的比赛，但我不想错过任何一次机会，坚持要上场，最后正常发挥，拿到了第一名。这次比赛也让教练看到了我强大的抗压能力。

13岁那年参加的全运会，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大型比赛，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被选上和上海市队的姐姐们参加团体赛，市队里很多都是拿过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团体赛中，我满脑子想的就是尽量不给大家拖后腿，能小晃就不大晃，能不掉下来就不掉下来，把失误率降到最小。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进杠动作是分掏和并掏，一般的进杠动作只有C组难度，但这个动作难度是D组，场上没有其他人做，只有我。

13岁那年，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和姐姐们拿到团体冠军。穿红色衣服，站在最左边的是我。

全运会赛后，和教练们的合影。

这场比赛也让国家队的教练看到了我。2014年9月，我从上海市队去了国家队。前一天早上训练的时候，市队里带我的教练周导简单说了一句，让爸妈帮我收拾一下行李，第二天就去国家队了。我感觉出他有些不舍，还跟我说“晚上一起吃顿饭，应该是最后一次见周导啦。”想到要和熟悉的人分开，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收拾好行李，爸妈把我送到高铁站，我一个人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铁。其实刚得知要进国家队这个消息时，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等真正进入到国家队场馆，看见墙上挂着的世界冠军榜，和电视里纪录片拍出来的一样。震撼、光荣，一下子觉得这个地方好神圣。在场馆里，我见到了好多冠军姐姐，姚金男、黄慧丹、商春松......远远地看她们，竟然能跟她们一起训练，整个人像在做梦一样。

刚到北京时，我不太适应北方干燥的气候，时不时流鼻血。训练时皮肤蹭到海绵坑，洗澡时水再一接触，就会火辣辣地痛；脚底的皮也会裂开，练平衡木脚砸到地上，钻心地痛。皮还没有长牢，训练一砸开又裂了。一整个冬天下来，脚底裂得很深，口子边上长了厚厚的老茧。天气转暖后，我就拿刀片把茧刮掉一点，再涂一点油，等它慢慢长好。

进入国家队后，训练之路变得没那么容易了。2014年，妈妈查出癌症晚期，不到年底就走了。她的离开，把我拉进运动生涯的第一个低谷期。

国家队为了让队员们认真训练，会控制使用手机的频率，发手机也不是每回都和家里联系。我知道家人肯定想问我训练的情况，但练了一周很累了，好不容易有点休息时间就不想聊这些，更愿意自己打消消乐放松休息，有时候爸妈打给我的电话会没接到，或者没接。突然在15岁那年，我再也没有机会对母亲说我训练和生活上的琐事了。

我在国家队的训练照片。

2014年，我15岁。中秋节前，教练跟我说，我妈妈生病了，让我回家一趟。我之前并不知道妈妈的情况，心里困惑，平时我们自己发烧生病了都不能休息，还要在旁边压腿看别人训练，怎么家人生病还让我回去看？没深入去想，只觉得能回家好开心。

爸爸来车站接我，我感觉到他很累，见到我也不像平时那么高兴。进了家门，屋子里摆着我爱吃的桃子和冰淇淋。现在想想，妈妈病得那么严重，却还想着给我准备我爱吃的东西。

当时我还不清楚妈妈的病情，爸爸也没有告诉我具体是什么病。但妈妈身上已经没什么力气了，要人扶着才能走路，大多数时间都躺在床上。我透过卧室门缝，能看见爸爸坐在床边帮她翻身，或是拍拍背让她喝水。她应该已经化疗了，睡觉的时候会把假发拿下来。

看见我回去，她挺开心的，正好那天过中秋节，外公、外婆、舅舅、小姨都过来吃饭。后来他们说，我回去的那天，妈妈的状态是最好的，我走之后就慢慢不行了。我当天晚上到的家，第二天中午吃过饭就走了，队里还要训练。

大概过了两三周，有天训练时高杠换低杠，我的手没撑稳，手掌中间的骨头直接裂开，当即“啪”的一声响，站在一旁的教练都听见了。教练们给我敷着冰，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第二天爸爸打电话给我，说妈妈走了。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一直哭，第二天眼睛全肿起来。

家里人怕影响我训练，原本没打算把我叫回去的，但教练们还是让我回去了。回老家的那几天，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去拜一拜，然后又继续放空自己。住在村里，一眼望过去都是阳光和菜地，脑子里没有训练，也没有什么别的事。那年我15岁，短暂地脱离了训练，突然不知道人生该干些什么。

2015年年初回到队里，我的状态还是没有调整回来。体操对体重要求很严格，我们平时连喝水都会严格控制量。高低杠不像自由操和跳马，要用手抓的动作多，身体轻盈一点才好看。同时也要看自身能力，我的身体机能差，体重还重的话，就更加完不成动作。各方面综合下来，我的体重应该保持在37公斤左右，在家涨到了42公斤。这10斤如果不立马减下去，时间越长会越来越难减。

除了日常的训练项目，每天就是练素质，减肥，吃东西也要严格控制。对于称体重的项目，一口水就是一口水的重量，严苛到这种程度，称体重之前，可能很久都不敢喝水。我们在房间里都会放一个称，每次吃完东西，或者觉得自己吃多了，就会一直上称，一直上称，时刻观察体重的变化。

2015年，国家队去广州二沙岛集训，促进和省队之间的交流。在省队集训，我就代表国家队形象，肯定希望能给省队的运动员树立榜样，但我每天在旁边减体重，等到练动作时就没有力气了。于是恶性循环，我变得“软硬不吃”。午休和晚上睡觉时会梦到妈妈，醒来很难过，不想起床也不想训练，夹杂着各种情绪。

教练把我爸爸叫到广州去陪我训练。我妈刚走，他也很伤心，每天看到我这个样子，他更心疼。他说，“不想练的话，我们就回去读书好了。”真正提到“放弃”，我开始冷静，已经练了十几年体操了，这个时候放弃，比小时候放弃更加不值得。

冷静下来后，我的训练态度开始有了转变。我爸在广州总共待了五天，时间不长，但给了我很大的心理慰藉。他的陪伴和教练给的那么一点点肯定，让我的状态开始有了爬升。

我适合鼓励式教育，也特别容易满足，只要教练开口说我有一点点进步，我就会特别开心。这时候教练会说，你还没有做到最好，不要这么开心好吧？可我的心态就是，如果每次进步一点点就能开心，就可以开心很多次，如果一定要做到最完美才会开心的话，达不到就会一直不开心。只有满足过后，我才有力量让自己再前进。

2015年年初的华东赛，我在高低杠项目上拿了第一。虽然华东赛就是个小比赛，但只要有比赛，训练节奏就特别快，没时间让你磨蹭，练完马上得走人，要去休息、调整，反而训练过程不会太拖沓、枯燥。而我呢，肯定不想比赛出丑，反而更积极地管理体重。华东赛之后，我的体重也逐渐达到了要求。

一切都在越来越好。2015年，6月份，我第一次代表国家队比亚锦赛，获得个人平衡木冠军、团体赛第二，高低杠第三，金银铜都拿了。10月份，我参加了世锦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心态却没有想象中紧张，想着不拿冠军就算是交个学费。世锦赛都是有名气的运动员，我什么都不是，就觉得豁出去了，没有什么好慌的。

我是第三个比完的，总分15.366分，暂时排在第一。我在场下看着，暗自期望后面出场的运动员得分都不要比我高。可第四位、第六位运动员居然都拿到相同的15.366分，在大屏幕上，中、美、俄三个国家的国旗和运动员名字放在一条水平线上。

第七位出场的俄罗斯运动员还是15.366分，四个并列第一，太戏剧了！这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在拿到冠军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会来祝贺你，等我拿到手机的时候已经看见几百条消息。

从右至左：我，俄罗斯的科莫娃，俄罗斯的斯皮里多诺娃，美国的柯西安。四个并列冠军一起站上领奖台。

2016年里约奥运会选拔，教练在选人时还提到了这场比赛，说“这孩子心理素质肯定没问题。”当时我妈妈去世不久，比赛里各国运动员竞争又很激烈，我顶着压力拿到了世界冠军，说明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可我的里约奥运会旅程却没有那么顺利。

在资格赛中，我的难度分是最高的，正常发挥肯定是进决赛的水平。尽管出现了小失误，有两个连接动作没有连上，但不至于决赛都进不了。可结果是，我的完成分被打低了，总分排在第九位，无缘决赛。

赛场上，哪怕有再多遗憾和不服都没办法去回想，也无法改变结果，只能马上调整状态进入下一个项目。个人赛结束了就要备战团体的决赛，更多要考虑团体赛上怎么不出现大的失误。还好，最终团体赛取得了季军。

里约奥运会，我虽然在个人赛中失利，却仍然在团体赛中努力拼搏。

里约奥运会中没能进高低杠的决赛，也让我短暂走入训练低谷。教练们为了帮助我走出来，动了很多脑筋。我核心力量弱，下法时做长半径的动作会非常吃力，短半径的动作会对我轻松一些。按我之前的下法方式，难度分会降组，而后摆180接团身后空翻两周的下法也是D组难度，教练就让我练了这个动作。

一年后的世锦赛赛场，稳定的发挥让我拿下女子高低杠的冠军，D分是世界上最高的，6.5分。再次登上最高领奖台，是对我真正实力的证明。不仅如此，180后空翻下这个动作也被命名为“范忆琳下”。

有属于自己的命名动作和拿世界冠军的心情还不一样，想到未来别人每次用到这个难度动作，都会说“范忆琳下”，很骄傲。这个冠军和这个命名动作，成了我冲击东京奥运会的起点。

2017年世锦赛，我拥有了自己的命名动作“范忆琳下”。

当时的我不会想到，冲击东京奥运会的过程中，我遇到了比比赛失误、丢牌更大的挑战——伤病。2017年世锦赛后不久，我因为腰伤和膝盖伤，陷入了一个更为漫长的低谷期。

体操练久了腰部都有劳损，2017年全运会前几个月，我的腰部劳损问题愈演愈烈，走路或抬一抬腿，腰都在疼，有骨头错位的感觉。做了一些治疗，但没什么很好的效果，每天的训练都很痛苦。找医生正骨后有所缓解，但每天都要坚持训练，做重复性的动作，伤不可能好透彻。

2018年初，我在训练时又把膝盖伤了。当时刚过完年，大家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有一个队内测验，我想在测验中给自己提提气，拼一拼，就选择了一个平衡木下法的转体动作，其实状态和能力都没有达到可以完成这个动作的程度，结果下法时我没转正，膝盖扭了，韧带断裂。

固定好膝盖后，我在床上躺了几天完全不能动，等肿消下去。恢复到可以下地走路时，我去找了一个在这方面比较好的北京医生，他说膝盖现在这么松，建议手术。平时我们严格控制体重，加上运动量大，发育期要比正常女孩子晚很多。如果这个时候歇下来，运动量一降，体重肯定上涨，身体也会很快发育。当时我已经18岁了，在体操项目里已经没有年龄优势了，时间很宝贵，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

教练和队医问我本人的意见，我觉得我已经有些康复训练，也能下地走路了，这个时候做手术会影响我的进度。保守治疗的方案就要康复周期内多练肌肉力量，让肌肉拉住膝盖。高低杠中只有一个动作需要落地，那我就把肌肉力量练到下法落地站稳就可以了，这不是没有可能。

我歇了三个月没怎么训练，恢复前期，我的膝盖灵活度很低，只能弯那么一点点，要每天去压膝盖，让它慢慢活动到九十度。配合着做电疗，在皮肤上贴切片，电击肌肉，防止肌肉萎缩。为了不让身体机能退化，康复期也需要做一些倒立、爬杠子、吊杠子的练习。

韧带断了后，我只能在场下看大家比赛，满心渴望能再次回到赛场。

正式恢复训练，我却连一个完整的动作都做不了，又不能加练太多，膝盖会水肿。有时候一天这个动作只能练一次，状态好的话，慢慢加到两次，如果练第三次膝盖开始有反应了，就要停。身体不同部位的肌肉可能都会撑着杠子，或者撑在地上，因此在恢复期，我的肩、脖子、腰、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肌肉拉伤，后背脊柱也有错位。

刚开始我还没有“天塌下来”那样的恐慌感，觉得过段时间肯定会好起来的，一直给自己心理暗示。但这个过程比想象中要困难，年龄和伤病给我带来的影响变得明显起来，小时候只需要学习技术，现在更多要依赖身体情况和状态。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现在做并掏动作，比小时候要吃力许多。来回几次，就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到了要离开体操的时候？

放弃的念头又冒出来。我哭过很多次，我们房间的女教练常常过来安慰我说，“没事的琳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教练们知道我状态不佳，比赛时也会告诉我“安全第一，比赛第二”、“上午练得不好，下午再调整状态”。他们越是包容我，我越不想让他们失望。

因为膝盖受伤，刚恢复训练时要打绷带帮助固定。

况且，里约奥运会我有遗憾，东京奥运会时间逼近，练下去是我唯一的选择。平衡木的木头很硬，空翻落下来对膝盖的冲击还是很大的，高低杠只要下法空翻落下来，膝盖能承受住就没问题。在此之前，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我的优势项目，膝盖受伤后只能练集中用上肢力量的高低杠了。没办法比团体赛，那就只比单项。无论如何，让我出去比赛，我的心就有重新回到赛场的感觉，反过来也能激励训练。

有人给我起外号，叫“巨能练”，可能说“巨耐练”更合适。体重超标的困扰让我注定要比别人练得多，除了原本的训练计划，长跑加大力量训练是家常便饭。我了解自身的能力，所以在里约奥运会后的采访中，我没有给到大家一个肯定的说法，说我一定会坚持到东京奥运会，但在我心里，会一年一年地、一天一天地去努力，坚持到自己练不动为止，坚持到最后一刻。

奥运会团体赛资格由前一两年的世锦赛成绩决定，名额能提前拿到，个人赛资格要通过奥运会前一两年的各种世界比赛积分决定，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去打比赛。2019年到2020年，我扛着伤病，拿了4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高低杠比赛的资格。

2020年，我参加全国锦标赛，获得高低杠冠军。

2020年3月体操世界杯后，东京奥运会推迟的消息传出，我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有更多时间用来恢复和准备，另一方面，延期对我们这种大龄运动员来说很难熬，加上我的伤，状态存在更多不确定性。

疫情也成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每次出国比完大赛，回来就被关在房间里。隔离期间也要跳绳、倒立，但毕竟场地有限，达不到平时训练的强度，很难保持状态。一个月隔离下来，又连一个动作都完成不了，还比什么呢？

2021年初隔离时，我下决心比完这一年的奥运会和全运会就退役了。反复的隔离让我身心疲惫，我很想能休息一段时间。对运动员来说，休息时间久了，再想恢复到比赛状态很困难。我也知道受到年龄和伤病影响，可能往后再也达不到最高水平的状态了。

参加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在场馆里也要戴着口罩。

东京奥运会前两周，我在换杠的时候没抓稳飞了出去，脸着地，整个身子立起来，导致脖子又添了扭伤。新伤旧伤加在一起，对冲击奖牌，我不敢有太多期待。

赢的感觉都是瞬间的，真正站到决赛的赛场，裁判示意，开始第一个动作，并掏，空翻……第一个长串动作完美。一般来说比赛能达到训练时的百分之五十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当时我几乎拿出了训练的百分之百，这时候我才对奖牌有所期待。只要后面的动作都成功了、完美了，奖牌是肯定的。可能是这样的杂念影响了我，结果下法时失误，直接坐到了地上，最后只拿到第七名。

尽管前面完成得很完美，我最终因下法失误无缘奖牌。

下法没站稳的那一刻，我眼泪差点就涌出来，赛场上我一直忍着。我的教练周导没有一起跟来东京，赛后我给他打电话，听到熟悉的声音，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掉下来。控制自己不去想这些事是不可能的，像是一种无意识。一闭上眼，脑子里全是这些：如果当时没有想要完美，如果用劲少一点，如果最后站住了......

从这种情绪泥潭中走出来，慢慢释怀一些，可能还是周导给我的影响。小时候在上海队，周导就带着我训练；2014年我升入国家队，2017年周导担任国家队教练，继续带我。他跟我讲一些他以前带运动员的故事，他说他原本是个坏脾气的人，我刚进上海市一线队时，能看得出来他的暴躁。

时间的推移让他变化很大，等再见面，他来国家队重新带我训练时，已经变得像一个佛系的老父亲，像并肩作战的战友。他安慰我说，人生会遇到很多事情，不能总纠结在这一个问题上。今天遇到难过的事，你可以随便哭，但明天就要振作起来，明天是新的一天。

奥运会过后一个月就是全运会。从日本回中国还要隔离，要恢复到参加大赛的状态很难。脖子的伤病仍在影响我，从上海出发到全运村的时候，我连一个完整的成套都做不下来，外面也有传言：“范忆琳不行了。”听到这样的言论，我心里其实没有难过，反而压力一下子变小了。比赛的戏剧性太强，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结局是什么，在赛前不被大家看好，这样才有看点。

全运会预赛保稳，我用了难度分6.3的套，成套难度在预赛中排第二，总分也排在第二。现在的世界冠军韦筱圆，是当时冲击这块金牌的强劲对手，她在预赛中用了难度分6.5的套，总分排在第一。

决赛前一晚，周导和我商量，如果继续用难度6.3的套，你做得很完美，别人也做得很完美，冠军可能就不是你的；如果用6.5的套并且顺利地完成，冠军就是你的，但如果失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到底想不想冲，压力完全给到我。无非就是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这是应该是我退役前的最后一场比赛，我想尽力做到最好。当即决定，就6.5了。

第二天决赛，我能明显感觉到周导很紧张。以前我比赛的时候，周导会说你那么着急干嘛，还有那么长时间，可以先休息，他还会跑去找别的教练聊天。但这次不同，他全程没跟别人讲话，也不跟我讲话，能感觉到他非常焦虑。我也很紧张，没有安全感，候场的时候不知道哭了几次。

进赛场时，我和周导说，“最后几分钟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上场前最后几分钟，也或许是我体操生涯的最后几分钟。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的体操生涯做完这套动作就要结束了。周导说，“拼了。”我眼泪又掉下来。擦干眼泪调整了几分钟，就轮到我上场了。

赛场上我什么杂念也没有，一个接一个地完成动作。并正掏360，腾跃至高杠，空翻……下法稳稳站住。这整套动作是我体操生涯中最完美的一套，即便前两次拿世界冠军，动作都不像这套那么完美。

落地的那一瞬间，压力完全释放了，眼泪开始止不住。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运动员拿冠军时会哭？我想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泪水中混杂着各种情绪，有完成动作的激动和开心，又想起过程中在低谷和顶峰之间反复的种种不易。站上颁奖台的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这次就是真正谢幕了。

运动员生涯中，最后一次站上冠军领奖台。

那天之后，我正式开始了退役生活。之前特别羡慕退役的姐姐，羡慕她们不用控体重，可以吃各种想吃的东西，也没人管你几点睡几点起。但真到自己退役后，我也有种脱节感。训练时每天的生活都是被安排，真正走进了社会，人不能是被动的，很多事都要自己了解自己做，直到现在我还在适应的过程中。

退役后，我学起了琵琶，现在已经达到四级水平。

周导跟我们说，不练体操了一定要去大学上课，常年在队里封闭式训练，结束后要去学校里接触些新东西。退役后，我去上海交通大学读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里同学也基本都是运动员。交大校园里有湖有树，大家背着书包骑车上课，就是我想象中大学生的样子。我想未来完成学业后，能做个带体育课的大学老师也不错。

疫情期间，我和同学们一起上网课。

受到我的影响，爸爸的工作重心也从五金行业转向了体育。2018年，他开了一家运动馆，叫“范忆琳运动中心”，给小朋友做体育技能培训。退役后，我有时间会去那里带带小朋友。这和我小时候的训练性质不太一样，他们主要是来锻炼身体，没有比赛的压力。虽然这只是个业余的训练馆，但也已经有孩子能把难度动作完成得很好，甚至能自己完成侧空翻，真的让我很惊喜。

回望练体操的近二十年，刚接触时是懵懂的，但如今看来，体操成就了我。因为它，我成了别人眼中的“世界冠军”，尝到了巅峰和成功的滋味；也因为它，让我在年纪轻轻时，就经受过低谷的痛苦，和走出低谷的煎熬。

脱离校园的时间里，是体操教会了我不少人生的道理，这些都是我的财富。即便现在不练体操了，我未来也还会一直做和体育相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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