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社会民生
茶叶肩负起文化引子的时代角色
引言
中国是茶树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家，发展至唐宋时期，茶叶便在经济发展领域和社会民生的意识形态领域起到了某种革命性的作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 布罗代尔认为：“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在日本明治时期的美学家、思想家冈仓天心看来：“关于茶的不同理想代表着东方文化的不同情调。煮的团茶，搅的粉茶，沏的叶茶等代表着中国的唐朝、宋朝和明朝各自特有的情感方式。”可见茶叶具有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属性。
茶园（中国杭州，梅家坞）
而作为一种民生物资，唐人李珏早就指出：“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於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其历代以来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于其贸易数据上则略可管窥一斑：据推算，唐代正常年份“茶叶贸易的总值为400 万贯，贸易量约1 亿斤”；
有学者认为“单茶叶运销所导致的社会商品总流通值，唐代一般应在1000 万贯左右，特殊年份可达1600 万贯，宋代则增加到8000 万贯以上，甚至接近1 亿”；
清代同治六年（1867）福州口岸的总出口额为20759941 元，其中茶叶出口额为19080665元，占出口总额的91.9%；
2009 年中国茶叶总产量为130 万吨左右，总出口量为30.3 万吨。
由此又可见，自古以来茶叶与民生经济休戚相关。茶叶作为一种民生物资首先是从属于经济基础的层面，但又与一般农作物不同，它经过历代的层累，又跃升于上层建筑的层面，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
茶对社会成员集体意识的影响
茶叶产业的发展，到了唐代，大为兴盛。唐宋时期“茶是农业中首先发展起来的商品，茶的种植成为一种专门化的农业生产，茶的焙制作为一种农产品加工，是农业中唯一的一种专门化的商品生产”。同时，唐代还是一个多元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为中华茶文化的全面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与舞台。
植物的机遇，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的机遇：“烟草的迅速传播并非因为它一开始就有某个市场充当后盾，我们指的是有一种文明作为凭借，如胡椒在其遥远的起源地印度，茶在中国，咖啡在伊斯兰国家，甚至巧克力也曾在新西班牙依托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
及至宋代，不仅茶叶产量远远超过了唐代，而且制茶质量不断提高，名优佳品层出不穷，尤其是供皇室贵族、达官贵人及富商大贾享用的高档茶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华茶文化体系在唐宋时期逐步发展，基本臻于成熟，此后历经元、明、清，对历代中国民众的社会集体意识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西汉时期，至少在江南一带，饮茶习惯已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在统治阶级内部已成为一种嗜好，茶被精英阶层作为招待贵客、进行社会活动的一种媒介，有关茶的一些文学作品如晋代杜育的《香茗赋》等，也随之兴起。
但在唐代以前，茶叶的消费及其衍生的文化功能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仅局限于狭小区域或特定阶层。自陆羽《茶经》问世后，饮茶作为一种高尚生活方式的表征在唐代文化大开放的时代契机中流行开来，从此茶道精神以“和”为其文化核心，极大且经久不衰地对历代社会精英阶层的集体意识产生着深刻影响。《茶经》对“茶道”体系的规范及定制，至今仍是茶叶文化学的普世审美情趣取向与历代茶人必须遵循的不二法门。
另外，唐宋以来佛教如禅宗等宗教文化的兴盛与士大夫阶层的兴起，更是与茶文化互为载体，相互促进，它们彼此在人生理想、美感诉求、话语机锋、思维方式等社会批判理性及生活格调追求上取得了惊人的高度一致，经过不断的渲染与推广，连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化、宫廷生活情趣也不由自主、自觉愉悦地对茶文化采取接纳与趋崇的姿态。如宋徽宗和名臣蔡襄等都非常推崇茶饮, 分别撰有《大观茶论》《茶录》等茶文化著作。
各类茶具
茶叶对庙堂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武王伐纣时期，文献表明茶叶在当时已是贡品。封建社会里，南方产茶区的地方政府每年向中央进贡茶叶是一项常规制度。
历代的宫廷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中，茶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在宫廷日常生活中，集体品茗、“斗茶”等活动也是一种经常性的高级娱乐活动。即使在西方国家，如17—18 世纪的英国皇室的“下午茶”时间里，品饮中国红茶亦为一时风尚。
茶对外交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茶导和”，历代以来，茶叶就是邦交的重要使者。汉武帝派使者出使中南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绵帛外，还有茶叶；唐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所携带的陪嫁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籽；中国为申办奥运会，作为最质朴、最特殊的国礼送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50 多位委员们的礼品就是茶叶，许多西方国家正是通过认识茶叶，从而进一步认识中国的。
茶叶对历代文化精英人士产生了重大影响。茶道精神尚“清”、尚“俭”，陆羽认为茶这种饮品“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历代文人、士大夫、高僧、名道等都对茶情有独钟。“从来名士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以茶为礼、以茶为文、以茶为诗、以茶入画、以茶入艺、以茶会友、以茶养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内涵。文人名士的茶道雅集，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并开启了一种雅致的时尚生活方式。
同时，以茶文化为核心，以茶“ 闻道”“论道”“知道”，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阶层人士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用以把自己与凡夫俗子区别开来，标榜“真名士自风流”，从而树立自我卓尔不群、遗世独立、凌虚高蹈的特殊形象的重要精神标签。
《 茶史》（明末 刘源长 著）书影
茶叶最早在大众阶层中是作为一种药物被加以利用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地区的民间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开始在社会民众中逐步普及，唐代是“比屋皆饮”“人家不可一日无茶”。
民间饮茶日益风盛，茶楼、茶肆、茶市大量出现，经过不断发展，茶在民间被作为一种追求高尚品德的精神表征并作为一种可以与上层精英文化对接联系的话语载体，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民间习俗规范并延续至今，对社会民众的集体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茶为国饮”的观念千百年来深入人心。
茶对社会民众的集体意识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民间伦理规范上。在一般百姓的祭祖、婚葬、迎神等重大民俗活动中，敬茶成为必不可少的程序；一般的民间交往中“客来敬茶”是重要的礼节；向长辈敬茶是普通百姓家庭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学前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普通的茶人家庭，以茶示俭，敦品立德，是维系、强调家庭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伦理规范；在茶叶业界里，以茶兴农、人如茶品、诚信经营是世代相传的民间行业道德规范。
茶对社会民众的集体意识的影响，还表现为它直接影响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中，种茶、爱茶、惜茶、敬茶是广大茶农的一种朴素的、理想化的精神信仰习俗；“粗茶淡饭”作为一种安分守己、勤劳致富的价值取向，是大部分中国百姓恪守一生的人生信条。在日常生活中，用茶解渴、消暑、治病、驱除劳作的疲惫，用茶来召集家庭和宗族会议，用茶来和解纠纷……茶以特殊的身份，渗透于社会民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煎茶
在长期的生活中，广大的老百姓还创作了大量的民俗茶文化作品。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以他们高超的智慧，以“茶余饭后”的方式，创作了大量的茶谚、茶谣、传奇、小说……在中国的传统民俗茶文化中，几乎每一个茶种、茶类，每一个地方的名茶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茶对社会民生经济的影响
茶是一种喜温、湿气候及酸性土壤的植物，在古代广泛分布于我国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福建一带。史籍记载，距今4000 多年前的周武王时期，四川一带已盛产茶叶，并作为贡品向王室进贡。古代的传统农耕经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较大，山区开发较平坝地区的开发更为艰巨。在马铃薯、玉米等山区高产粮食作物未传入或未开始大面积种植时，种植茶叶这种经济作物显然要比其他粮食作物更为简便且有效益。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整体的经济及社会民生的影响巨大。仅从唐宋和近现代两个历史时期中的局部地区加以考察，便可见一斑。
唐宋时期，随着中国传统农耕经济的长足发展，茶叶成为广大群众开发山区的锐利武器，茶叶产业得到了空前蓬勃的发展。唐建中元年（780），官府开始征收茶税，这标志着茶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茶叶贸易发展已经成为唐王朝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在一些产茶区，茶叶产业甚至成为社会民生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唐代剑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岭南道的许多山区都种植了大量的茶叶。据相关的史籍、资料记载：杭州天目山“多美石、泉水、名茶”；湖州顾渚山“多产茶茗，以充岁贡”；建州建安县“民多植茶于此山”；剑南道的益昌县“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安徽的祁门县“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
进入宋代，茶叶经济进一步发展。在种植与生产加工方面“夫南国土疆，山泽连接，远民习俗，多事茶园，上则供赋税， 下则存活妻子，营生取给， 更绝他门”，四川九陇县税户牟元吉“自来只以佃食茶园为业……雇召人工，两季薅铲……并纳诸般税赋”；
在贸易与流通领域，宋代的茶叶流通专业化市场大量形成，并在行业规范建设方面日趋完善，专门从事茶叶收购和精加工及转卖流通的茶行商号、专业化手工作坊、茶厂、贸易市场等遍布各大中城市，茶楼、茶肆等休闲消费的经营场所大量出现，成为一个城镇、地区繁华与否及开放程度大小的重要标志。
这些场景艺术地再现于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图》里。
《 陆羽烹茶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唐宋时期，茶叶的生产形式有个体小农生产、寺院茶园、官府茶园和茶园户等多种生产经营形式。
茶叶种植经济的发展还带动了劳动力的就业，唐代的同州人王野人开山种茶，导致原来无人居住的浮山观周边“遂成三百家”；北宋的福建建安凤凰山，每年采叶之际，常“役夫一千余人”，其中仅采茶者就“日役二百五十五人”。
采茶工的工种特点决定了以女性为主，因此茶叶种植的发展使原来作为辅助生产力的妇女，成为茶叶采摘的主力军。据统计，唐代的产茶州县达69 个之多；宋代有25 路、2 府、82 州、13 军、275 县、2 城出产茶叶，产茶之地已遍布秦岭—淮河以南，与今天的茶区范围大体相同。
在当时，除蚕桑之外，很难有其他的经济作物能与之相媲美。据统计，唐代一般年份的茶叶贸易总值应为400 万—500 万贯，最高年份可达800 万贯左右；宋代的茶叶贸易总值应为4500 万贯左右。茶业不仅大大促进了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 增强了商品经济的力量, 而且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文化的快速发展。这对古代农业社会商品流通的推进与民生经济的发展，可谓意义重大，“茶叶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和源泉”。
检验和品尝茶叶的茶叶批发商（1874 年）
在中国近代史上，茶叶贸易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如清同治六年（1867）福州口岸的出口额为20759941 元，其中茶叶出口额总计为19080665 元，包括红茶18974667元，绿茶105998 元，占出口总额的91.9%。
鸦片战争实质上是一场鸦片与茶叶的战争，中国近代茶业的兴衰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将茶叶作为中国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指南针和印刷术）之外，中国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以福建茶为例，从清乾隆起到光绪初年的百余年间，国际茶市对福建茶的需求量不断上升。英国、俄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成为福建茶的主要消纳者。
茶叶商品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八闽之地——福建的社会经济民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作为福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形式之一——租地农经营方式，在茶叶种植领域和茶叶经营领域普遍实行。而永佃权和货币地租的实行，又推动了租地农的迅速发展。租地农在闽北只要向山主交纳货币山租就可以永久性租种山主的土地，因此大批外地“客氓涌向闽北租地种茶”。
嘉庆年间，崇安县“土产茶最多，工作列肆皆他方人”，乡民“岁受赁钱数百文，只好听其垦种”“崇所得地骨租已”；在建阳县，“近多租与江西人开垦种茶”；建瓯县“……客氓至此开垦，普及各区”。顺昌县洋口，各处之人来茶山者众，“第一，汀州人；第二，下府永春泉州人；第三，本地与江西广东人”。
其次是经营地主、农业资本家的出现及雇佣劳动力的普遍使用。由于茶园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转而雇工种植茶叶，成为农业资本家。如清初就在武夷山桐木关出现经营大片茶园的地主，茶季开始时大量雇佣来自江西等地的采茶工，搭建草寮、茶厂进行茶叶加工制作，“茶山袤延百十里”“茶厂林立”；瓯宁县“茶厂不下千余，每厂大者不下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茶叶经营规模大，工种多，雇工劳动的普遍使用，解决了大批量用工问题，“数十万挑夫藉此挑工，养活妻儿”。
第三是茶商向茶叶加工、种植领域渗透，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模式。茶叶民生经济的兴盛与茶商的作用密不可分，茶业的发展使其他行业商人纷纷转而经营茶叶生意。乾隆年间，崇安茶商邹茂章以茶起家至200 万两；在崇安贩茶的山西商人辄“每家资本数二三十万至百万”；广州茶商任秉鉴的怡和茶行1824 年时资产达2600 万元，潘正炜经营的同文茶行资产达成1 亿法郎。
这些茶商在茶区建立土庄茶栈和茶厂，大量收购毛茶，雇请茶师精心加工精制，形成规模壮观的茶市，如崇安的星村、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
自1842 年起，福州港开辟后，原来名不见经传的福安坦洋村如商业明星般地迅速崛起，所产的“坦洋工夫”红茶名噪一时，“茶号林立”，一个小小的村庄的主街道上竟有36家茶行。“坦洋工夫”成为一个商品标签，“将几乎整个闽东北茶区的茶叶全部囊括”，“会英商购买华茶，以坦洋出产为最”，出口量最高的年份达七万多担，发展至1915年还与茅台酒一同在美国旧金山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茶商有了一定实力后便从流通领域向种植、加工、品牌销售等领域渗透，逐步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对晚清—民国时代社会民生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乃至对中外政治、外交、战争等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运输前干燥和烘焙茶叶（19 世纪下半叶）
进入19 世纪80 年代以后，国际茶市供过于求，“中外各处所出产诸茶，足供全球所需而有余，……均以贱价求售……不及顾及成本矣”。
茶叶价格猛跌；外国列强资本对中国茶叶加强控制与垄断，据左宗棠在《征收起运销茶税未能定额情形折》中所载：“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另外洋商还通过雇佣买办和控制金融市场强化了对茶市的控制，大量设立银行，发行鹰洋，对本土钱庄进行买办化的转化，“利柄操之于夷人，华商不能与争”。
再加上政府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种种综合因素决定了以分散农户与租地农为主的生产方式根本无法与以农场和工厂化生产为主的印锡茶业竞争，导致了华茶的全面衰落。20 世纪30 年代，中国茶叶终于结束了“摩肩接踵，白银斗量”的喧嚣时代。通过中国坦洋工夫红茶的原产地——福安坦洋村的兴衰，“历史和地理的共同作用”催生了这个地区茶叶的繁荣，但这种优势不是绝对的，在茶叶民生经济业绩辉煌的近百年中，中国完成了一个从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而资本主义则通过全球化，通过贸易战争，最终建立一种全球性的话语霸权。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坦洋茶人还是始终依据着他们传统的逻辑，当这些逻辑碰巧符合资本主义市场规律时，他们取得巨大成功；而当这些逻辑与市场相互矛盾时，坦洋茶人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灵活性。虽然他们采用了新的银票和广告，但传统始终牢不可破，坦洋商人终究没能成为现代资本家。”华茶衰败的命运，使中国的社会民生经济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
一首坦洋茶谣如是唱道：
国家兴，乌换白；
国家败，白换乌。
往事随风，逝者足谏，来者可追。
汉中府，陕西省的主要茶叶交易市场（19 世纪下半叶）
结语
茶叶，一种神奇的树叶。一方面，茶叶产业的发展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精英文化和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叶自唐乃至更早以来，就已成为中国人社会集体意识的一个文化载体，成为各阶级（阶层）人们之间表达情感的媒介，曾经是界定上下尊卑身份的最佳体现，饮茶在一定场合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规制与伦理观念。
另一方面，茶叶产业的发展对民生经济直接产生重大影响。唐宋以降，茶叶消费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茶叶市场的不断扩展，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和源泉。
近代以来，茶叶则成为国家兴衰、民生福祉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即便是在当前这个全球一体化、科技前所未有发达的世界中，好茶仍是一叶难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传统中国（包括延续至今意义上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农作物具备了茶叶的特质，即同时具备了高水平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作为一个更为“泛普世”的超验个体，茶叶曾经部分地充当过传统文化的载体，在未来世界大同的愿景中，茶叶是否还能够肩负起文化引子的时代角色，同样引人深思与遐想……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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