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凋谢于忧郁的面具下的脸，我鞠躬/向我忘却了泪水的道路，向死去的、绿如云朵，脸上高闪着一片帆的父亲，我鞠躬/向为了祈祷并擦亮皮鞋（在我的国家，我们全都祈祷并擦亮皮鞋），而被卖掉的一个孩子/向我将饥饿刻于其上的岩石，它们是滚动在我眼皮下的闪电和雨/向一座我在流浪中带走了泥土的房间，我鞠躬。

——阿多尼斯

引子

“分享一件你今年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朋友翻开一张卡牌。

“考驾照！”我脱口而出。

选择2022年在上海考驾照，绝对不是因为我三十而立，终于可以付得起高昂的学费和时间成本。

在这之前，我觉得驾照不是生活必要的东西。地铁加共享单车，已经可以满足我在上海的日常出行。路怒症、几乎平均每分钟就有1人因车祸死亡的新闻，直接让以前的我将考驾照这件事排除在自己的人生清单之外。直到疫情这几年让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我开始假设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如果我被拐到什么山里，想要逃出去的时候，恰巧村口有一辆车，却因为我不会开车而永远也无法逃出“地牢”；如果我奶奶去世了，因为各种原因我乘坐不了任何公共交通，又因为我不会开车，将要错过和奶奶的最后一面；如果发生战争，如果……各种末世场景的涌现，让我觉得掌握开车的技能是必要的。

于是，我开始询问各种朋友：上海哪里学驾照便宜且教练人又好？对比了学费、距离、教练态度等综合因素，我选择了离住处不到4公里的一个驾校，学费7850块，比朋友们的驾校要高出1000多，但另一个推荐教练的朋友说，他是金牌教练，不喝酒不抽烟不骂人不说上海话，每次学车还负责接送。

2022年3月5日，驾校的体检处排起了长队，有些人戴着口罩，有些人没有。我家附近的上海大学已是封闭的状态，那个时候上海流行的段子是狼人杀：“天黑请闭眼，奥密克戎请睁眼，奥密克戎今晚要封哪个小区，确认吗？——好的，奥密克戎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你想验哪个小区，这个小区吗？——它是这个（封闭）。防疫小组请睁眼，昨晚这个小区被封了，你有一个解封条，你要用吗？——天亮了，昨天这个小区被封了，没有遗言。”

我那时常为自己住在郊区感到幸运，毕竟住在市区被封住的概率更高些。我心存侥幸——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

这个体检点只有2个工作人员，一人负责电脑录入信息，一人负责拍照、体检。据说原来有5个人，后来不知为何缩减到现在这样。还好，有朋友陪着聊天，排队并没有那么难熬。

“还排啥排，下班了！”一个男的站在门口大喊。

“我都排了1个多小时！”人群里有人喊道。

“你们没看到这上面写的上班时间吗？上午9点到下午3点。”男人指着门口贴的A4纸，“你们在这站着也没用！”说完他就进去了。

排队的人没有散去，仍旧站在那等着。见有几个排队的男女跟在一个教练模样的人后面，直接走到体检、拍照的办公室里去了，朋友叫我赶紧发微信给教练，叫他来走走关系，不要白白浪费我们等待的1个小时。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拨开人群，走了过来——他个头不高，身材中等，衣着朴素，小麦色的皮肤，白发依稀可见，约莫50岁的样子。“咋还有这么多人？”他不满地嘟囔着，从口音可以分辨出，他和我一样都是来上海谋生的异乡人。他就是我的教练，当他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排到办公室门口了。

“下班了！不做了！”那个男人拒绝了插队的教练和学员，说，给他们做了，后面这些人怎么办，“我今天从早到晚，屁股粘在凳子上就没起来过！”

人群仍站着不动，大家以为只要不走，那个男人就会愿意为我们加班。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日后还有更多更长的队需要我们排，日后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我家住在奉贤，我回家还得2个小时！”男人站在门口喊道。人群这才散了。

第二天早上，教练带我去另外一个点体检。我到那的时候，大概有10个人在排队，15分钟后我就出来了。一开始我还担心自己右眼弱视无法通过体检，但形式主义证明我多虑了。检查视力的时候，工作人员只是随便指了两下，当我拿起色弱卡的时候，对方就示意我可以走了。

报名那天下午，教练就带我去“摸车”了（认识各种标识）。之后，他叫我下载“驾考宝典”“交管12123”，叫我回去没事刷科一的题目。

“2500道题，这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刷完！”我惊呼。

“你要嫌题多，就花钱买那个精简500道题。”

教练一再强调，那个钱不是到他这里的，考试费也不是交给他的。接着，他把科二、科三考试的pdf文件资料发到我微信上。说实话，资料上所有的字我都认识，但我完全看不懂。

因为疫情的缘故，他那段时间很难招满学员。即便招满了，今天这个学员小区封了，明天那个学员小区封了，他也担心哪一天自己的小区也给封了。每每有人跟他咨询费用，听了都嫌贵，说网上才4000多块钱。“一分钱，一分货。”他一般如此回复对方。

C2的驾照和C1的学费一样，但手动挡的C1考试内容多了“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紧急情况处置”两个项目。我有一种不想学了的冲动，若不是刚刚交了昂贵的学费，我都要放弃了。教练每次的教学都以“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来收尾，很显然，他还没带我进门就期望我和他一样是个老司机。

我点起了手中的烟，只听见他们说——“现在教练不抽烟，学员抽烟，都反过来了”，“女人顶半边天啦”，“哈哈哈哈哈”。我不理会他们的冷嘲热讽，自顾自地抽烟。我的心情已经很糟糕了，抽烟有助于疏解。说到抽烟，我想起一个朋友，她在大学任教，因为学校里其他女同事都不抽烟，搞得她也不好意思抽了。我叫她不要压抑自己，想抽就抽，她安慰我说，抽烟有害健康，不抽也没事。可是，现在有害我健康的不是尼古丁，而是有毒的男性气质。

“你是一张白纸，只要听我的话，很好教。”回去的路上，教练跟我说，他以前有个学员会开车，但是考试科目怎么教都不会，因为现实中开车和考试不是一回事。

我不明白，一个技能考试，不应该更具有“实用性”吗？

“你下次来学车之前，记得去做核酸。”教练叮嘱道，驾校规定，3月12日起，所有教练和学员凭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进训练场，教练们纷纷在微信群里喊“这下歇菜了”。他继而又抱怨：“油价贵也就算了，现在还要自掏腰包去做核酸。”

“最近疫情高峰期，为了大家的健康，以及基地的安全角度考虑，从明天起基地暂时禁止教练车训练，训练暂停时间为3月15日—3月20日。”3月13日，我收到教练的微信消息。那两天，朋友圈刷屏的新闻是：“江苏南通高新区：鼓励举报上海等中高风险地区来人线索，奖励200元”；“江苏无锡高新区：鼓励提供疫情防控线索，最高奖励10000元”。

“好的。”我回复了教练，松了一口气，总算有了一个可以不用去学车的“正当”理由了。

我赶紧出门去给一个朋友送物资。他已经在学校的办公室睡了9天了，至今还没等到何时能出校的通知。已经有朋友去他家打包过一袋衣服给他换穿，在不能洗澡不能洗衣服的条件之下，他请我去附近的优衣库给他买两件T恤、两件短裤和一双拖鞋，以免发臭了。听说在校不能点外卖，我问他还需要什么，好顺便给他一起送过去：“要酒吗？”

“那我更想念炸鸡。”他说。

他告诉我应该去学校哪个侧门把物资从矮墙上递过去。我回：“这比探监还刺激，像在搞什么黑市交易。”

在我去肯德基买炸鸡的工夫，他又发来新的情报，说学校安排了志愿者在校门口接收快递和物资，我直接到那边就行。在春风里，我骑着共享单车疾驰。全身防护的志愿者接过我手里的两个袋子，对着猛喷消毒水。

“哎——里面有吃的……”我阻止道，后半句话因为湿了的纸袋而低了下去。我想，食物有塑料袋包着，而且我系得挺紧的，应该没事。

“你还是囤点物资吧，有备无患。”朋友发来微信说。

晚上，在广州的朋友也给我发来物资购买清单，但我还是没去。两天后，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23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到：集中隔离点华亭宾馆的管理疏忽，引发本土的传染和传播，影响巨大，对于失职人员，将进行调查和追责。

下雨了，我决定出门走走——我已经好几天没从我的小阁楼里下来了。我在小区里晃荡，听着鸟叫，走过盛开的梨花、樱花、桃花，我在分岔口停了下来，铁皮墙立在我的眼前，墙的那一头，一树的玉兰花正开得妖艳。铁皮上贴着一纸“告居民书”，写着：“九区11号至29号将自2022年3月19日起实施‘2+12’封闭管理（具体封闭管理结束时间以实际通知为准）。”我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楼上的两个小孩趴在窗户上望着我。

我带着一身的玉兰花香味回到小阁楼里，继续刷科一的题目。那些题目与其说是考驾驶理论或交通法规，倒不如说是在玩文字游戏，让我秒回学生的梦魇时代。

3月23日，我坐地铁到离住处3站远的上海钧济医学检验所做核酸，因为第二天的科一考试需要24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虽然“驾考宝典”的模拟考试结果告知我通过考试的概率只有38%，我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

那天的理论考试，我踩线过了。随后就在朋友圈里看到教练带有两个惊叹号的动态：“由于疫情严重，现在很多小区都在封闭状态，故基地再停教、停考一周，从即日起到4月2日，后续怎么样再听通知！请及时通知教练员及学员！”

我已经没有余力关心基辅的爆炸和远方的哭声了，我得去囤物资了。在附近的超市，货架上的方便面、牛奶还有些剩余的，我各买了一份，又买了些其他易储存的食物——小阁楼房东给我配置的冰箱也是迷你型的，我买不了太多生鲜。当我看着塞得满满当当的冰箱，连光亮也只能透露一点点时，心想这足够我一个人吃大半个月了。

有了一丝安全感的我，坐下来刷手机，刷到了一个网友发的微博，泪流满面。TA说：“不想囤大白菜，冻饺子和卷筒纸。想囤一点周五早下班吹的那阵晚风，囤一点和朋友饭酒时的干杯，囤赶时间就等不完的红绿灯，囤手机怎么也拍不好的月亮，囤赴约，偶遇，囤不戴口罩才有的一见钟情。囤他妈的一切囤不到的东西，囤一些没有遮掩没有阻碍的赤裸裸的生活。”

3月26日，我坐上金山小火车去奉贤区的郊区农场拜访朋友。次日晚上，我们正在院子里烤着火聊着天，农场的管理员过来打了一声招呼：“刚接到通知，明天奉贤区要封了。”

“封几天啊？”我们一边问着，一边打开微信，查看“上海发布”的官方消息：“3月28日5时起，上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第一批，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包括浦东新区全区，奉贤区全区，金山区全区，崇明区全区，闵行区浦锦街道、浦江镇，松江区新浜镇、石湖荡镇、泖港镇、叶榭镇）先行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4月1日5时解封。同时，浦西地区重点区域继续实施封控管理。第二批，4月1日3时起，按照压茬推进的原则，对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4月5日3时解封。”

“你们俩要不赶紧收拾，看看怎么回去？”朋友的声音很焦急。

我和另外一个来拜访的友人，赶紧打开了各种打车软件，无人接单，毕竟已经晚上10点多了。

“也许货拉拉可以。”朋友建议。

“太晚了，这里又偏，没有司机接单。”我们想着，反正过几天就解封了，难得来农场一趟，不如就此住几天，也算是散散心。原本打算28日回到宝山小阁楼里的我，就这样被封在了农场。

不知道何时解封的我，开始担心朋友寄养在我那里的两只猫该怎么办。我打电话给小区的街道办，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最后从房东那里要来了邻居的手机号码。平常我和邻居几乎没怎么碰见过，但他听了我的难处，立刻答应帮忙照料那两只猫。我连声感谢，叫他拿走我囤在冰箱和柜子里的物资，这才松了口气。

农场主和管理员那几天也因为工人无法进农场干活而发愁。他们建议被封在农场的家庭，帮管理员一起播种、浇水。如此，大伙干了两天的农活。

我每天在农场都数着日子过。做抗原自测和核酸已经成了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做核酸的时间在上午或者傍晚，我们要到2公里以外的地方排队做。傍晚时排着排着天就黑了，月色之下，手机屏幕的亮光照在一张张戴口罩的脸上，分外诡异。朋友家没有车，农场主和那些有车的家庭，常常好心让我们搭个顺风车。再后来有了出门证可以去附近的镇上采购物资的时候，朋友常感叹“要是有辆车就方便了”，我则恨自己没有早一点去考下驾照。

“你那个教练不会拿了你学费跑路吧？”朋友很是替我担忧，“我们以前学车都要给教练塞钱的。”

朋友夫妇都是拿了驾照超过10年的“老司机”，但没有车。在此之前，打车、公交、骑车，显然在上海这样交通拥挤的大都市是更方便的。如今，外面的街道上空荡荡的，别说车了，连人都没有。

“要是真的跑路了，也没法子。”我无奈道，时至今日，我们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们不好意思老是麻烦有车的人家，于是决定各自步行去做核酸。走在路上，眼见之处是关不住的春色：我来时油菜花开得正盛，如今路两旁的油菜都结籽了，绿意盎然。菜地里杂草丛生，但蚕豆和豌豆豆荚饱满。香菜开出了散状小花，茼蒿的花金灿灿的一片，煞是耀眼。每一种春色盛的都是我们的一日三餐，这是坐在车厢里所无法比拟的体验——乘车的时候，我对这个地方的记忆只剩下拐弯、再拐弯的路道。我不小心踢到了石头，踉跄了一下，感受到自己真实肉身的存在。

从那天后，我每天都步行去做核酸，充分感受在外面的2个小时。这2个小时，将困在社交媒体和新闻里的我从黑匣子里解救了出来。

如果运气好的话，我还能顺道去村里唯一一家还在“营业”的小超市补充物资。那是个一家三口经营的小超市，大门紧闭，透过玻璃，男人、女人和老人都在。我拉了一下玻璃门，里面锁住了。

“今天不做生意。”男人说。

我仍站在门口等待。男人开了锁，出门来，望了望小区门口身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离开了。

拐个弯，再去附近那家水果店碰碰运气。一只流浪猫等在拉了卷帘门的门口，见我来了，朝我走来，对我喵了几声，蹭了蹭我的裤腿，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可惜我什么吃的也给不到它。

我逗猫玩了会儿，再折返到超市，对着门缝喊道：“老板，洗衣粉有吗？”

“没有，没有！”

总之，每次去超市能买到什么东西，就像是拆盲盒。没有洗衣粉有肥皂，那就赶紧买一块肥皂，免得下次连肥皂也买不到。再买5个饭碗（因为之前不小心打碎了几个），零食还有什么可买的——买一盒酱香味豆腐干吧。

老板不能出门进货，能卖的东西也是封城之前的存货。我想起封城的前一夜，小超市挤满了人，老板在柜台前高喊：“大家不用抢！就封个四五天！”如今，已过去27天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刑满释放”，只能等待。

“你可真是太聪明了！”朋友见我拎了几个碗回来，十分开心。与她一起准备晚餐的期间，我跟她说起了每日笑话：

上海市市民张三在小区的河里捉到一条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和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

“没盐。”

张三气死了，走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

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个半圆，上身出水，举起右鳍激动地高呼：“全域静态管理万岁！”

朋友笑得前俯后仰：“太好笑了！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路边的蚕豆都熟了，等下次去做核酸的时候，我摘点回来，不然都要烂在地里了。”我抹掉笑出来的眼泪。

在农场的第28天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家。

“你姑奶叫奶奶莫死，现在要是死了，你们都没法回来参加葬礼。”在老家的母亲前些天打来视频电话，说祖母前些日子从床上摔到地上了，脸都摔青了。祖母已经瘫痪在床6年了，经历过饥荒的她，怎么也想不到她的孙女此刻在上海所经历的一切。

“你叫奶奶等等我，等我能回家了。”我跟母亲说得好像祖母的死亡也是可以延期的。两年前的正月，祖母的朋友玉莲奶奶的葬礼因为疫情的缘故，异常冷清。祖母当时就担心自己的葬礼会像玉莲奶奶一样，亲戚没法过来奔丧，少了热闹，道士也没法过来做法事，她的灵魂升不了天——两年过去了，祖母担心的事又发生了。

“你能回家吗？”母亲问。

母亲真是天真，我叫她先去打听清楚老家的防疫政策。如果不会被隔离，我排除万难，就是走路也要走到上海火车站，搭上回老家的火车。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距离我的安徽老家572.4公里，距离我宝山区的小阁楼68.3公里。我怎么回去呢？我能回到哪里去呢？

母亲叹一切都是天意，又说“你朋友一家人是你的救命恩人”，叫我不能在人家白吃白喝，要交点伙食费。我叫母亲放心，我懂得礼数。虽然有家不能回，但托朋友的福，我吃得饱穿得暖。

朋友一家三口，再加上我和另外一个友人，每天需要喂饱五张嘴。如何计划每天的口粮分配，是我们每日最紧要的事。母亲说得不错，如果我被封在租来的小阁楼里，我要抢购价格昂贵的团购菜，要等待救援的物资。此刻，我为我丰盛的餐盘感到羞愧。朋友为我们做了一盘葱油炒蚕豆，真是香甜可口。感谢种下蚕豆的农民，感谢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得以果腹。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麦田里，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祖母的声音，她喊我回家吃饭。

“明天开始，可以过来练车了。”5月31日晚上，我收到了教练的微信。

6月1日，我搭上了最早的一班金山小火车，7:48分从亭林站出发，再转地铁回家。我在农场待了68天，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狗窝了。

车厢里的人不是很多。我有些困意，因为起太早了，但这样的一天，又怎么可能打得了盹？戴着口罩的乘客们，像以前那样低着头刷着手机，看不出什么表情。但许火车似乎知道我们的迫切心情，半个钟头就到了上海南站。

在走去地铁站的过道上，玻璃门外的水泥建筑上长了一圈又一圈的野草。无人驾驶地铁轰隆而过的声音，地铁到站的报站声，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1个小时后，我出了地铁口，街上有很多人，有像我一样骑着共享单车的人，也有步行的人。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梦境，又如此真实。

两只猫听见了我上楼的声响，一只在门口迎接我，一只躲到了冰箱后面。屋子也像是被疫情了一样，猫的呕吐物，四散的猫砂，床单被子、衣服、书包上都长满了猫毛，十分茂盛。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打扫卫生，收拾屋子，然后洗了个澡，睡了一下午，整个人才缓过来一些。

晚上我请邻居吃饭，感谢他这段时间帮忙照顾猫。我们去了附近的商场，结果因为他的核酸码过期了7天，被保安拒之门外。我们只好骑车前往学校门口的美食街。之前人声嚷嚷的美食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招牌亮着灯。我们去了一家挤满了食客的大排档，等了许久，才等来晚餐。邻居说我不必客气，多亏我家里的洗发水、卫生纸、油盐酱醋那些稀缺物资，不然他的日子更难熬了，他还能顺便撸猫，已经很开心。他和我诉说着考研两次没考上的苦闷，又诉说着与女朋友3个月没有见面但是常常吵架的烦恼。

一周后，我调整好身心，跟教练约了第二天学车的时间，他嘱咐我：别忘了去做核酸。

没想到回来练车的第一天，我就被教练气哭了。

“我可没有骂你，我哪一句话骂你了，你说说！你做错了，你知道错在哪了，我就不说了。可是你不动脑子，你说我是说还是不说？”他气急败坏的，数落了我一个一下午。

他又说，之前的一个学员，学了一个下午的倒车入库，第二天就去学“小路”了。而我已经学了三个下午的倒车入库了——不算疫情前的那两次，就算今天是第一次来，学了一下午也应该有收获了。

我听了很是生气：难道我不想早点学会早点拿到驾照吗？我交了那么多学费，花了那么多时间，冒着高温来学车，还要挨骂，这到底有没有天理了？

“这个开车和你骑车、走路都是一样的道理。你骑车，车龙头歪了，你是不是要转回来？你打方向盘，你‘借’了多少，就要‘还’多少，你刚学你怎么不记圈数？”

“我自行车都是自学的，摔了几次就学会了，不需要花钱不需要请教练。”

我想起小时候学自行车，那是多么快乐的事啊。那个时候农村里没有人家有儿童自行车，我们都是骑二八大杠，人都没有自行车高，摔得膝盖都破了皮，还是高高兴兴地把自行车给学会了。当然，学自行车没有规则、没有考试——这或许是学开车如此痛苦的原因吧，哪怕是一个成年人，也会考试不合格，不合格则意味着没有开车的资格。

想到这里，我眼泪就下来了。

“你看你这么说，我还能说什么！”教练火大道。

后来，他跟我道歉。我想是因为我哭了吧。他说，他下次再也不说我了，他只是着急了点，然后又说封城的这段时间，他可是一毛钱的收入都没有，原本可以考完驾照的几个学员都给耽误了。

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朋友发来的“赶紧抢菜囤物资”的消息。我一打开朋友圈，满屏的“第二季：红玫瑰的秘密”。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兵荒马乱的。

（2022年6月9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7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上海玫瑰美容院3名员工阳性，涉及15个区，502人密接，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将严肃追责相关负责人。）

之后练车时的状况还是照旧。

“我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听，你为什么不动脑子？”教练质问着我，我的眼泪又忍不住地往下掉。

“人家第一次来练车，练得都比你好！”他指着练车场的另一个女孩说。

我看着窗外的那位女教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教练——我自认倒霉，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找一个女教练：“人家教练教得好。”

这句话把我的教练气得不行，说他很少说学员的，我是第三个。之前也有个女孩，不是他自己的学员，是驾校分给他的，不知道那个女孩和之前的教练发生了什么，女孩只是跟她说，她可以学3年。

“3年——交管所确实是这么规定的，但你想想7000多的学费，我要给驾校4000，剩下那3000块钱，一般我要教你们3个月，你们毕业，我一个月才挣1000块钱——你说人家发你这么点工资，你乐意教3年吗？”

我告诉他，如果他觉得驾校的分成对教练不公平，那么他应该去跟驾校反映，而不是把气撒到学员身上：“你要是不想教我这样的学员，觉得我学不会，耽误你招新学员的名额了，那我换个教练好了。”我抹掉脸上的泪。车里很闷热，外面下着毛毛雨，我感觉我的头皮都在冒汗。

“行，那给你安排退学费。你考了科一，再加上我带你练的这几次课时，大概扣你1000多块钱，我也不是非要教你。”

吵完架，我们坐在车里，沉默。

我整理了一下情绪，继续练车。他也变得耐心一些了。差不多5点钟了，练车的人都回去了，我练了一下午，又经过一场吵架，还是没有形成肌肉记忆，我很气馁。

回去的路上，教练又说他是恨铁不成钢，对事不对人。

“你压迫性的教学方式基本上已经摧毁了我的自信心。”我说，“谁不希望自己能在最快的时间把驾照拿到手，没有人想拖3年的时间。”

“我们之间没有别的矛盾，你学完车拿完驾照，大家以后也不一定能遇见。”他说他只是着急了一点，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他重复的说辞并没有让我心里好受一些。我不得不跟朋友打电话吐槽、疏解苦闷和挫败。

“你被你教练PUA了！”朋友一针见血，说她在郑州老家学车，学费3000多块，她的教练在车上刷手机，她把教练给骂哭了。

另外一个朋友听了我的遭遇，建议我给教练送送礼。可我并不想送，毕竟已经交了昂贵的学费了。

穿好防护服，戴好口罩、手套之后，我加入存包的队伍——手机是不被允许带进考场的。

全副武装的蓝色队伍，有序进入考场，继续排队。在体感温度40度的上海夏天，穿成这样开车，我真的害怕自己会中暑——但是交管所就是这么规定的，我区区一个驾校学员，只能遵守，就像我遵守其他的规定一样。

“你是考手动挡还是自动挡？”坐在我前排的女孩回过头问我。

“手动挡。”我回答她。

她笑着说她也是。她选择手动挡的理由比我酷得多，“因为考手动挡比较酷”。看她也有点紧张，我安慰她，有好几次机会，通不过也没关系，就当作练习好了。这次考试，我已经做好了挂掉的打算，我最害怕的就是“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之前练车的时候就因为熄火、溜车，被教练骂到狗血淋头。

“你们俩坐开了！”戴着口罩穿着蓝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大吼——他吼的是坐在我后排的女孩，她正在请教她旁边的女孩窄路掉头打方向盘的问题。

“你们不懂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不管去哪里，两个人都不能靠那么近！”那位男工作人员教训人时，说话像是吃了炸药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叫你了吗？！”“手套取了吗？！”“脚踩在脚印上，保持距离懂不懂？！”他不是在吼叫就是在咆哮的形象，让我想到被我气得跳脚的教练，是不是在驾校工作的人都是像他们这样的？

“你看那些从考试通道出来的人，从他们走路的姿势就可以判断出是不是通过了考试。”坐在我前排的女孩转过头与我说。她昂起头，双手抱在胸前，模仿的是考试合格者的喜悦之情，“像只骄傲的公鸡”。她又放下双手，耷拉着肩膀，模仿的是考试不合格者的沮丧之情，“如丧家之犬”。

“要签名吗？”刚考完试的一个男孩问那个吃了炸药的男人。

“不用签！”

那个男孩想要看自己的分数，“不合格的不用看！”男孩坚持要看自己的分数，“去外面的机器上查！”过了一会儿，男孩折返回来，说外面的电脑坏了，“去交管所查！”

男孩只得悻悻离开。

我们移步到最里面的考场厅。面前的电子显示屏显示着待考学员的姓名和车号，有点像在医院的候诊室。只不过我们身穿蓝色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的样子，不是医生也不是患者，而是要去考试的人。

“显示屏的名字变成了绿色，你也不能进考场，一定要听到考官叫到你的名字，你才能进去。”一个女工作人员向我们做着说明，“名字变成了绿色只是电脑显示考试结束，但人家学员还没有把车开到考试车道上来。”

我对着显示屏，听着考官叫名字。前排的女孩站了起来，对着我皱起了眉头：“我就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叫对过我的名字。”说完，她拿着她带来的坐垫走进了考场。

然后是我。

“考试不合格。”车上的女声说。

我拿着坐垫下了车，走到垃圾桶旁边，脱掉橡胶手套，里面的手汗像水一样倒了出来。我两次都在倒车入库上挂掉了。这是第一个考试项目，没过的话后面的也就不用考了，所以我担心的坡停坡起熄火、溜车都是多余的。虽然可以“考一补一”，但是如果第一次没过，补考的那一次能过的概率也很小——第一次没过已经很紧张了，我能两次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怎么两次都挂在倒车入库上了？”教练在通话里知道后，不敢置信。

“考试的车太破了，手刹磨掉了漆，离合器踏板踩上去很松，跟平时开你的车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就连坐在座位上的高度跟你的车都不一样。”我试图为我平时练倒车入库开得很好但一到考试就不行找到些原因。

教练听完我的解释，又开始说我不听老人言，非要自找苦吃——如果学自动挡就完全没这个问题，驾校的手动挡车老旧得都快淘汰了。

“具体哪里不合格知道吗？”他继续问我。

我摇头。

“电脑没说吗？”

“它只说‘考试不合格’，其他的就没有了。”

教练叫我回考场那边查下不合格的原因，我必须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才能改进。走回考场的路上，一个女孩拎着坐垫，一蹦一跳地向前走着，这是考试合格的姿态，这是胜利者的姿态。是候考时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女孩，恭喜她。

候考大厅的椅子上已经空无一人，工作台那里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工作人员。

“考试不合格有什么好查的！”吃了炸药的男人头也没抬地回我。

“我教练叫我来查的。”我说。

“你教练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你就让人家查一下吧。”女人说道，“小姑娘，你从哪儿过来。”

我按照她的指示，走到考试通道出口，把身份证放在一个连接电脑的机器上。我瞄了一眼那个男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让别人查分数，只不过是刷一下身份证的事，也没给他造成更多的工作量，他为什么要给别人设置障碍？只是为了享受芝麻大的权力带来的权威吗？

电脑上显示我的成绩为“0分”，不合格原因是“前轮接触地点未驶过控制线”。

教练得知之后，安慰我，还有4次补考机会。我十分沮丧。考试的机会用一次就少一次，而我合不合格是由车里的机器来判断的，机器会不会犯错？怎么确保机器的判断是万无一失的呢？

8月底的上海，天气没有那么热了。考试的时候雨也停了，考官的态度比之前的都好。

但我还是没有考过，不合格原因是倒车入库时车身出线。第二次补考，左倒车入库时，不知怎么就熄火了，然后考试就超时了。看样子，我是怎么也过不了倒车入库这一关了。

“妈的，我今天又没过！”一个男的坐在取包门口的椅子上打电话，“妈的，我昨天才给教练送了一条中华！”

他骂骂咧咧了好一会儿。我能体会他的心情。学员给教练送礼、请教练吃饭，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此时距离我第一次考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了，为了让自己在练车的过程中好受一点，我也给教练送了个小礼物——家用消毒器。即使我憎恶自己的行为，我还是这么做了。

或是因为这个小礼物，或是因为之前吵架说要退费，总之，再练车的时候，教练对我耐心了很多。为了验证他态度转变的原因，后面几次练车，我又给他带过水果、买过饮料，他嘴上说着不要，还是接受了。

我也知道怎么和他交流了。当我没有达到考试的标准、他忍不住说我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不要因为我的错误，把你自己给气坏了，这可不值当。”他的气也就消了，说要是因为我他气出高血压，我可得赔他。

在练“小路”排队的时候，我甚至会跟他聊聊天。我了解到他做驾校教练的原因是当年工厂买断了他的工龄，现在他没有退休金，社保还要靠自己缴纳。他还有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因为疫情，已经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他说，他儿子的驾照也是跟他学的。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儿子小不了我几岁，回头他回国了介绍我认识认识，我好和他交流一下学驾照的心情。

每次考试前我都很焦虑，在考试的前一晚根本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要让自己睡着，就这样焦灼熬到天亮，尾椎骨突然疼得不行了。但我还是按照教练约定的时间，早上7点15分与他碰头，在排队考试前再练会儿车。

可这驾驶考试，和我在学校的时候一样，即使我很努力，即使我忍着疼痛去考试，也没什么用，考试依旧不合格。

“这睡不好觉确实是个问题，考试的时候脑子都是糊的。”教练得知我的睡眠问题之后，叫我考试前早点睡。

“你考试的时候如果紧张，吃一粒安定。”另外一个教练如此建议，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但我的教练不建议我吃药。我又问他是否应该在考试之前去模拟场模拟一圈——我一个同样考手动挡的朋友，就是挂了3次之后，在考试前花了200多块钱去模拟场开了一圈，才通过科目二的。

“我不建议你去浪费这个钱：首先，模拟场地和考试场地不完全一样，你去开那开一圈和我平时在练习场教你的差不多，只不过是电脑代替我说‘考试不合格’；其次，你去考一次试，报名费才40块钱，你能（在考试场地）开两圈，这不更划算吗？”教练跟我解释道，又说如果我觉得花几百块钱去模拟场开一圈有用，他也不会拦着我。他说，考试考的是真本事和心态，只要我心态放轻松，考试之前把他教的知识点回顾一遍，谨记“带点刹车，慢一点，做项目要一个一个地做”，通过考试完全没有问题。

我想他说得也在理。

第四次考试前一晚，我早早地上了床，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哪怕是已经吃了两粒谷物素也毫无效果。我只得和朋友通了个电话。

“你是个不允许自己犯错的女人。”朋友直指本质。他常说我太好强了，我挖掘自己好强不愿意显露脆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觉得只有优秀的孩子才能得到父母的爱。对于我的父母来说，爱是有条件的，一个失败的人是不配得到爱的。

不想在焦灼中煎熬的我刷起了手机。我在豆瓣的“我们在考驾照”小组里，找到了26928个和我一样的“马路杀手”，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考试焦虑得睡不着。小组的帖子大多是许愿通过考试以及吐槽和我同款的教练。在这些信息里，我了解到一种玄学——有些考场是死亡考场，你怎么也考不过，但是你换一个考场，一把过。

当我第四次走进同一个考场，再一次面对自己的失败时，心情十分坦然。我甚至因为自己能一次又一次的直面失败而感到自己勇气可嘉，还能笑嘻嘻地告知教练这一结果。

教练听了，又一次不解：“怎么挂在直角转弯上了，这不是扯淡吗？我从来没有学员挂在直角拐弯上……”

“你以后可以拿我给你别的学员举例子了。”我笑着说。

“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

当朋友得知我四战四败的结果时，反问我是不是因为我右眼弱视的缘故，对不准那些点位。

“我也怀疑过，可教练说是我的车速太快的原因，和我的眼睛没有关系。”我回答道。

我两只眼睛看上去很正常，一般只有当我看人有些斜视的时候，对方才会察觉出我的眼睛有问题，小心翼翼地问起。

“先天性弱视，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最佳矫正年龄了。”我语气平常，为了能使对方听得懂这种“不治之症”，会继续解释，“我的右眼就像一座死火山，史前曾喷发过，但因为它长期不喷发已丧失了活动能力，只能感光，也许有一天死火山复活也说不定啊。”这么一通比喻下来，对方就会说：“是啊，未来医学发展肯定能解决。”我再笑着附和——这倒不是因为我有多乐观，而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早就明白一个道理：身体上的障碍比起生存的障碍，实在算不了什么。人都得活下去，我常常忘记自己是有视力障碍的，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时候，我的眼睛才会提醒我——比如没有完善的双眼视觉功能和精细的立体视觉，我无法准确把握运动中的球体，于是我接不住球。现在，我驾照考试不合格，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人类吗？

“你要不要换成自动挡啊，更容易些。”朋友问我。

“教练之前就跟我说，已经报名了科二，是没法中途更换的。”我回答道。

这些破规定好像只是为了我量身设定的一样，同样考手动挡的朋友科三考了两次没过时，他的教练会建议他，若第三次还过不了，“花些钱去金山考，那里包过”。可从小到大，所有的考试，我都是被淘汰出局的那一个，从来不存在“包过”的选项。世界似乎都不是为了我这样的人而准备的——单眼弱视、身高1米55、女性，我要付出多少努力，我要拥有多少运气，才能通过人生所有的考试？如果说驾驶汽车是为了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那在通往获得驾驶“资格证”和车的道路上，又有多少障碍？这些障碍会在我抵达远方之前先毁了我吧。通往远方的道路可以步行吗？虽然速度会慢一些。我踩在地上的双脚就是车轮，当我走累的时候，我就歇一歇。我不会因为右眼弱视而走不成直线，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也不会因为喝了酒或速度太快而撞到任何人，更不会造成空气污染问题。

为了找到一个答案，我问了自己许多问题。我甚至想到了北欧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奥丁——他将自身倒吊于树上7日7夜，献祭了自己的右眼，喝下智慧之水，成为智慧之人。我想，我所看不见的右眼应该也是为了什么而献祭了吧。

我打开催眠白噪音，雨声响起，一时无法分辨是手机里发出的声音，还是外面真的下雨了。这让我想起7月份在稻城亚丁遇到的那一场雨。

那时我和朋友们约了一起去川西，试图通过这场久违的旅行，搭建起内心安稳的世界。临行之前，我每日生活在惶恐之中，生怕出不了上海，因为7月初上海开始了“2022第三季：我为歌狂”。那些天，小区里“三天两测”，大喇叭在楼下喊着，“每日一捅”早已习惯。棉签越伸越浅，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恨不得伸进喉咙里捅出我的嗓子眼，捅到眼泪鼻涕横流，现在捅的人和被捅的人都配合着该走的流程。我越是期待这场旅行，就越是惶恐。这种仿佛没有尽头的日子让我连夜改签了机票，经历了航班被取消，我又改签了一次。

我内心的兵荒马乱，在登机的那一刻平息了。因为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而来，在出机场和入住青旅时，经过了各种信息的报备，耽搁了不少时间。向来对这种繁琐程序没有耐心的我早已磨掉了脾气。毕竟，出逃成功。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歌手弹着吉他唱着，小孩子们在玩着棋，一桌的年轻人玩着狼人杀，有人喝着啤酒聊着天，有人打电话，空调、电风扇呼呼地吹着，吃着冰粉的我，内心涌出了快乐。

5天后，朋友们来到成都与我会合，向川西进发。每到一家酒店，我们先要去做核酸，然后去办入住手续，出示身份证、拍照、写保证书摁手印，拿到房卡，瘫倒在床上。虽然有高原反应，但眼睛在天堂的体验让我有了克服肉体不适的意志力。

在我们离山顶的牛奶海将近1.3公里时，天空飘起了雨。两个朋友高反严重决定下山休息，不想半途而废的我，披上了雨衣跟上了向山顶攀登的人群。当我终于爬上了海拔5000多米的山顶，看到仙乃日、央迈勇、夏纳多吉3座雪山，壮阔的景致以宏伟的方式冲击着我的太阳穴，我感受到了宇宙的庄严和永恒，人类的脆弱和渺小。

经此种种，我该明了，不是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而是总有一层坚冰让我头破血流。

最后一次考试，我没有戴橡胶手套，因为出手汗太厉害了。考官没有注意到我“不符合规范”，但我仍旧无法通过他们制定下的规则。

我又一次失败了，我用完了所有的考试次数，如释重负。我想我的教练应该很高兴：第一，我没有占着他的名额；第二，他不用教我“大路”了。之前他一直跟我说：“你就算是科二过了，科三你也够呛。”

“你不会又是挂在倒车入库上了吧？”教练问我，他说倒车入库是练得最多的，是最不应该挂的地方。

“你猜得真准！”我跟他说，今天考试车上还有一个车垫，我把它垫在腰后面了，然后屁股底下垫着带来的垫子，感觉这样坐着比较舒服。但是这个高度似乎影响了看点位的准确性，然后倒车时车身距离黄线太大，另一边就压线了。

“你不应该把垫子垫在腰后面的，应该按照平时练车的习惯来考试。”教练说。

回到教练的车上，有另外3个学员在里面。他们今天也考科二，都通过了考试，其中包括教练一直和我提起的那个72岁老爷爷。

“都是教练教得好啊。”老爷爷说。另外两个人也附和说他是“金牌教练”。

虽然他们都是考自动挡，但是想到72岁的老人都通过了考试，我还是有点无地自容：“我大概是教练带得最差的学生了。”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该结束西西弗斯的苦役了。

“你以后千万别跟人说是我徒弟。”教练叫我准备好学费，重新报考C2，他会给我打个折扣，“我在驾校等你。”

尾声

2022年12月31日凌晨5点，我祖母去世了，享年97岁。祖母终于熬到了这一天，熬到了我们都可以回家的日子。我像以前一样，坐高铁转巴士，再搭电动客运三轮车，舟车劳顿，花费1天的时间，回到有我祖母和妈妈在的安徽老家。

只是，这一回，祖母不再起来迎我、叫我的名字了。她正在通往冥界的路上，她驾鹤而去，她乘风云游，她飞来飞去，她自由自在。

“扔掉你背上的怪兽，孩子！”奶奶在梦里和我说，她拉着我的手，“来，和奶奶一起飞！”

今年过年，我们家没有贴对子。

（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运营 | 雅坤     实习 | 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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