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的经历，看香港回归前的困难局面
新华社香港分社，听上去好像是个新闻机构，其实，在2000年以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双重职能，一方面是新闻机构，但更重要的是中央在香港的工作委员会。一直到2000年，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也就是中联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这个职能才告结束。
所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其实就是中央派驻香港的最高级别官员——“大总管”。这个岗位曾经出过大事，那就是1990年4月，刚刚卸任新华分社社长职务的许家屯出走美国。
此事当时在国内影响很大。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出走国外，上一次可能就是林元帅了。不过，到今天，还知道许家屯的人已经不多了。
许家屯写有回忆录，记录了他担任新华分社社长时的经历和见闻。既然是回忆录，作者当然会美化自己，丑化对立面。所以，对其中的内容不能轻信，需要核对比照其他史料才能确信。
不过，这也不要紧。作者固然会美化自己，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写下很多真实内容。规律是：作者越是重点强调、要表达主张、观点的地方，越不可信。相反，他不经意中写出来的内容，往往真实可信。
厚厚一本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键是看你会看不会看。
我就在书中看出了一条作者并没想表达的线索：在香港的花花世界里，一个老共产党员逐渐迷失，忘记初心，被“糖衣炮弹”命中，最终做出了重大错误抉择。
虽然不告而走，但许家屯并未堕落为恨国者。在海外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没有发表过对国家不利的言论，没有被反华势力所利用，后来似乎还颇有悔意。继续批判他个人，意义不大。
把这条线索揭示出来的目的在于：帮助现在的人们理解1980年代以来香港的这段历史，理解内地驻港人员所遇到的独特困难和挑战——他们中的不少人，没能战胜这种困难和挑战。许家屯就是其中之一。对香港的工作，因此长期没能走上正轨。整体局面，颇为被动。
这种被动局面一直延续到最近。在97回归之后，即使已经拥有主权，中央派驻香港的机构和人员，仍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没能推动香港社会走上正确的道路。这是最近几年尤其是2019年香港乱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造成这种局面的首要原因，就是当年香港相对于内地巨大的经济优势。所以，他们才有机会打造“糖衣炮弹”。
今天，内地人去香港，不会感觉香港有什么“糖衣炮弹”。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居民生活、文化环境等多方面，香港已经落后。但在许家屯那个时代，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差距，很大很大。
在去香港任职以前，许家屯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央委员。行政级别之高，算是全国前几十人之一了。就是这样高官大员，到了香港，简直也是土老冒进城。
此前几十年，许家屯都没穿过西装。1983年那一年倒是刚做了一套，一穿才发现，料子很厚，是冬天穿的，而且，很不合身。赴港上任是在夏天，没法穿。只好穿一件短袖衬衫去香港，还按照当时内地官员的习惯，戴了副黑墨镜。
许家屯是坐火车到港赴任的。这幅打扮一下火车，就被报纸嘲笑，说只有黑社会才戴黑墨镜，衬衫也不合身，头发乱蓬蓬，被讽刺说是典型的共干打扮，其实就是说他是土老冒。
看见相关报道，许家屯大受刺激。到了香港，头等大事就是找人给他上了一堂礼仪课，好好学了一番先进的资本主义礼仪。并且，学了就用，第二天就赶紧去买西装领带。花了六百港币，许觉得很贵了，没想到，一穿出去，还是被人嘲笑西装式样陈旧、料子低档，不合身份。
这事还被许拿到分社的会上专门研究。其他人表示，国家给的工资太少，买不起好衣服。许深感同意。当时，国家给分社副社长以上人员，每年每人补助一套衣服。许在书中说，在香港，人家穿衣服不但春夏秋冬四季不同，而且年年换新。国家这个补助，太少。于是便向财政部多要钱。几经努力，果然待遇提高了。副社长以上人员，每年多补助一套。
后来，许家屯专门做了一套新西装，配上平光眼镜。大家都觉得不错。土老冒终于不那么土了。许家屯自己也很高兴，说，我的形象终于被香港社会接受了。
接下来就是用车。初到香港时，管事的人问，您喜欢什么车？许说，我在江苏坐的是皇冠，挺好，就还是皇冠吧。管事的人一撇嘴，那哪行啊。您这身份，坐皇冠，太掉价了。必须是奔驰啊，还得是黑色的，这才符合您的身份。于是，许家屯又增长了一些资本主义礼仪知识。
转过年来，有人找上门来，提出以90万港币的价格，把一辆劳斯莱斯汽车转让给许家屯专用，说这种车才符合您社长的身份。许倒是没敢接受。不久，李嘉诚又两次向许提出：您这身份，来往香港北京，不能坐民航，得有自己的专机啊。有那种小型喷气式飞机，和大飞机一样稳。给您来一架？
虽然没接受，但许家屯在回忆录中写道：“理解他的好意，暂时没有迫切性，谢谢他的关心”。
这些叙述，基本可信。因为许写下这些，是想要说他努力工作，尽可能融入香港社会，是想要夸自己。但在不经意间，却让我们看到了，由于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虽然身为高官，但面对香港人，许全无自信，事事按照香港人的喜好、标准来——甚至到了逢迎讨好的地步。而对于劳斯莱斯汽车、私人飞机等阔气东西，许虽然暂时不敢用，但心向往之的意思，也很明显了。
既然已经不知不觉在逢迎讨好，工作上，也就不知不觉按照香港人的喜好来办了。
九龙城寨是香港的一个“三不管”地区，也因此成为黄赌毒泛滥之地，就是一个贫民窟。按照共产党的工作要求，地方干部不但不能放弃这些地方，还要作为工作重点大力帮扶，给群众切实解决困难，尽快消除贫民窟。
按照这种工作习惯，到香港不久，许家屯就亲自去九龙城寨参观视察。视察中，还和当地的居民代表直接沟通。许表示，要就相关问题向港英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港英政府解决居民的生活实际问题。
没想到，视察消息被报道出来以后，港英当局大为不满，发表声明，责怪许家屯这次视察事先没有知会港府，并说和许家屯会谈的居民代表不是注册团体云云。
更有意思的是，新华分社内部，居然有人因此给中央打报告，说许家屯擅自行动，招致港英政府不满。
对港英政府的不满，和有人告他的状，许家屯在回忆录中都表示不屑。看上去，在这件事上，他坚持了自己的想法，可实际上，此后在香港的几年里，许再也没有做过这种深入访查民间的事情。看来情况是：口不服，心服了。
接下来就是开展各项工作了。许家屯认为，新华社香港分社此前都是“闭门不出”，和香港社会缺乏联系。他打算改变这种状况。改变的办法，就是把客人请进来，多沟通多交流。
这种想法本身很好，中央驻港机构确实应该深入了解香港社会，搜集各种信息和民意，给中央决策提供依据。问题在于，许家屯的“客人”，几乎都是香港社会的上层权贵或顶级富豪，至少也是知名人士。在回忆录中，许家屯津津乐道地讲述他和这些“大人物”打交道的经历。
有一个香港富商，是统战重点对象，也就是“老朋友”，去世了。许家屯不但参加葬礼，还亲自扶灵，甘当“孝子”。许因此成为第一个公开给资本家扶灵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
另一个统战对象也是富商，儿子结婚，许家屯专门出席，并在回忆录中写道：“观了礼，听了歌，看了舞，吃了菜，尽兴而归”。
其他“接触社会，融入社会”的方式还有：参加公司开幕或者周年纪念、展览会开幕、酒会宴客、体育比赛、戏剧活动等等，许都热衷出席。这种活动，他一年要出席五百多次——一天一次都不够。逢年过节，还要给统战对象送礼品、发贺卡。贺卡一发就是上千张。
当然，日常则是更多的各种饭局。为了吃好饭局，许家屯还在分社会议上正式把参加饭局和请人吃饭作为主要的工作方法，并制定了请人吃饭的标准。
开始，对频繁的饭局，许家屯还不适应，但由俭入奢，就算难，能难到哪里去呢。不久，他就在饭局中如鱼得水、乐此不疲。毕竟，每次吃饭，他不是主人就是主客。这种众人围捧的感觉，很好嘛。
现在回头看，香港工作之所以出现大问题，只走上层路线，放弃群众路线，是主要原因之一。对许家屯来说，他不但不觉得“只走上层路线”有什么问题，还把这当成自己辛辛苦苦工作的表现，美滋滋地写在回忆录中。
比如，为了争取演艺界的友谊，他参加钟镇涛的婚礼，把汪明荃安排为人大代表，在香港举办京剧清唱会，并以未能和成龙见面聚首深以为憾。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家屯在香港上层社会的活跃，居然还在“老朋友”之间引发了醋意。老的统战对象抱怨他：“注意了新朋友，冷落了老朋友”。
正因为新华分社长期以来的工作是“只走上层路线”，后来制定香港基本法时，主要参加者就是香港中上层，香港下层基本被排斥在外——这么大的事，当然要让朋友们而不是陌生人来参加了。
当然，只走上层路线，也不是许家屯一个人的决定。当时，由于香港相对于内地巨大的经济优势，保持香港经济稳定，成为重中之重。时任国务领导人就特意嘱咐许家屯，千万不要让香港经济出问题。香港经济要是垮了，包袱太大，中央背不起。
当时香港政府年收入360亿港币，支出300多亿，按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100多亿。相比之下，江苏省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70多亿人民币——江苏省可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差距如此之大，内地对香港说话时，底气确实不足。时任国务院领导人就明确说，香港的事情，我们少管，越少越好。另一位中央领导人甚至说，不要五十年不变，要一百年或更长时间不变。
政策层面要求稳定香港经济，不敢多管事；许家屯个人层面，则是深感自己太穷太土，面对香港富人，更是直不起腰来。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新华分社在香港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和香港权贵、富豪、各界知名人士觥筹交错、花天酒地，参加各种高级社交活动。估计，后来的中联办，也大致如此。
1986年，李嘉诚有一次单独和许家屯谈，说他要在海南岛投资100亿港币搞开发，但条件是许家屯去海南当领导，或者是担任开发公司的董事长。
从李嘉诚后来在大陆的投资表现可知，李嘉诚这就是在有目的、有计划地打造官商勾结体，想把海南岛变成李家岛。而许家屯之所以被李嘉诚看中，选为官商勾结体的“官”，显然是因为他们彼此已经有了深入了解。许家屯已经成了香港权贵的“自己人”。
许家屯在回忆录中叙述自己在中央受排挤、不被信任，等等，虽然从他的叙述看，过错都在对立面，但很有理由怀疑这些叙述的真实性。想同时成为两方面的“自己人”，恐怕不可能吧。
1989年底，中央决定免去许家屯社长的职务。接到消息后，许怅然若失。权贵们也纷纷表示要给许设宴饯行。由于要设宴的人太多，没时间一桌桌吃过去，最后决定，开一个大的告别酒会。
以往新华分社在香港召开的国庆酒会，也就是三千人规模。这次送别会的规模，比国庆酒会还大，所以特意租了一个能容纳四五千人的会场。告别酒会当天，几千人的会场座无虚席。香港各界名流济济一堂。许家屯把这作为他在香港深得人心的表现，特意写在回忆录中。
其实，这正暴露了他这几年在香港结交权贵之热衷和之有效，甚至可以说，他确实很有条件担任香港权贵集团的“白手套”——可是，中央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1990年4月30日晚，许家屯不告而别，飞往美国，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中国土地。2016年6月，许家屯在美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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