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世经邦厉以宁

2月27日，著名经济学家、杰出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去世，享年92岁。

作为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厉以宁持续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疾呼，曾被称为“厉股份”。还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还是“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2018年，获得“改革先锋”勋章时，他曾讲道：“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缅怀厉以宁，要从“厉股份”这个称号说起。

作为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厉以宁除了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他还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过《证券法》的起草工作，故而赢得了一个亲切的绰号：“厉股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在1986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由此我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

1980年初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但是，他的这个提议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而且，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

理论界关于股份制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争论不断，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曾以诗明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社会上甚至有人给厉以宁扣上了一顶搞私有化的吓人大帽子，称“厉股份”实际上是在“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尽管非议不断，1986年9月，厉以宁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

但是，文章发表后，理论界对于厉以宁的批判不减反增，甚至引起了党内的关注。

一些老同志认为：“厉以宁教授的这一套把戏，与方励之的全盘西化是一个东西。不过方教授是唱白脸的，厉教授是唱红脸的。”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后才彻底发生变化。

1987年3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把3份来自香港《明报》的材料批给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经济组组长的苏星同志，让他研究后向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同志写一报告。接到任务后，苏星深感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如果处理不慎，正常的理论探讨很可能会被“大批判”扼杀。

在仔细分析和研究完厉以宁的主要观点后，苏星认为：“不能说厉以宁要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从厉以宁教授的方案看，也有扩大私有股份的意向，因为他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应当既是消费者，又是投资者。”“对股份制，在理论上可以大胆探索，但不要把它说成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唯一有效药方……”至此，有了苏星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于厉以宁的争论才渐渐平息。

诚然，直到现在为止，很多国企依然处于股份制改革过程中，且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与治理体系，也没有实现现代化。具体表现为：一是，针对公司治理制度的建设，并没有以公司章程为核心，也未明确划分企业内部的股东会、监事会等各方的权利，在企业作出重大决策时，没有构建完善的机制来提供必要的引导；二是，缺乏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无法提供科学的资产运作方案，造成国有资产在具体运营中出现资产流失，难以实现最大化的利用率。三是，国企固有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没有从根本解决。这里所谓的“所有者缺位”，用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作比喻，那就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率，也不讲成本”。

但我们不可否认是，股份制改革不仅巩固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搞活了国有企业，更重要的是健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市场活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后深化改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20世纪30年代，出生在中国的历史名城——南京。“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为了纪念出生之地。

四岁时他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正值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厉以宁全家为躲避战火，避难于湘西沅陵，又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此时的厉以宁爱好文学，曾熟读过《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喜欢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等表现出来。三年后重返南京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此时厉以宁的兴趣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这些名牌小学中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1951年，厉以宁如愿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当时的北大经济系（现在是北大经济学院）和众多系一样群星荟萃，对厉以宁影响较大的是陈岱孙、陈振汉、赵迺抟、周炳琳等众多学术大家，“每个人把自己的所长都教给我，我也肯学习，我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上来的。”

尤其是赵迺抟、周炳琳二人，对他在经济学上的影响最深。赵廼抟属于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批“海归”，师从经济学家塞利格曼，博士论文研究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理查德·琼斯。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周炳琳作为“思想改造”分子，不顾潮流物议，坚持深夜邀谈厉以宁，教其研治西方经济史门径，引导其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

从1952年冬到1955年夏，厉以宁每次到燕东园29号都是先到赵先生家，再到周先生家。两位先生家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是北大图书馆没有的。厉以宁常在他们家中借阅，向他们请教。多年以后，厉以宁多次谈到恩师赵廼抟与周炳琳：“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一生受益，终身难忘。”再后来，接触到陈岱孙、陈振汉、罗志如、张友仁等老师，他们指引着厉以宁在经济学说史、经济史、计划经济等方面的学习和积累。

厉以宁曾用诗词这样形容那段时光：“花间里，舞影起，映南窗，依旧学生本色译书忙。”

十年动荡后，厉以宁结束20余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开始教学生涯。他的课内容丰富，形式不拘一格，大受学生欢迎。几年间，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20余门。他曾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总结为“读书、教书、写书”，且把“教书”当作一个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尽管日后他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但直到近90岁还坚持给学生上课。

在那个刚开始解放思想的年代，国家百废待兴。由于意识惯性等原因，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转变是稍晚于改革开放的。我国大多数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所谓“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往往只能通过“外国经济思想史”这门课来学习。但是，现代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新进展，即便在“外国经济思想史”课程中也无法学到。

一直到1983年由厉以宁和秦宛顺编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出版，才算拥有国内学者编写的第一本较规范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以现在的标准看，它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介绍仍然非常简略，但在当时已是篇幅较大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进入新时代后，厉以宁又提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据秦宛顺回忆，每次上课厉以宁必定会提前10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堂课中主要涉及的几个问题，即课程的大纲，讲课时往往开门见山，非常讲究逻辑和条理，同时又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他对一个问题的分析往往从大处着手，以逻辑和分析见长，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引人入胜”。还勉励大家，让大家不仅要钻研学问，更要接地气。经济学家贾康研究生时常常骑自行车到五道口听厉以宁讲课。40多年过去，厉以宁当年的坚定、大胆依然让他印象深刻，总给人一种“冲在最前沿”的感觉。

教书育人的同时，厉以宁仍不忘著书立说。其主编、合编、译著的作品总计200余部，其代表作包括：《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理论》等。

60年不离讲台，诲人不倦、治学严谨，厉以宁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而晚年的他不仅注重“言传”还注重“身教”，75岁的厉以宁亲自发起成立扶贫研究机构——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据民盟张梅颖回忆，对于自己捐款或募资捐建的学校，厉以宁只关心一件事：把钱用在孩子身上、把钱在孩子身上用好。

言传身教，大音希声，是厉先生身上人文情怀的真实写照。

在北大校园里，厉以宁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在校园之外，从人大到政协，他关注的主线就是改革，“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尽管晚年长居庙堂之高，但“我从来不想当官，只想做一个学者。”

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滕飞回忆：“厉老师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也像学者那样观察生活。没请保姆，自己做饭，还常去菜市场买菜，老百姓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厉老师感受到的东西，所以他能真实了解目前经济运行得到底怎么样，非常有质感。”

学术之外，厉以宁还是一位诗词大家。2021年11月1日，人民政协网曾以《厉以宁的“诗意人生”》为题，报道了他在诗词方面的成就：“‘不求浮华，但求警句’，‘诗是深思词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这是厉以宁诗词创作的追求。”格律是老师教的，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对学生说：“诗词对一个人的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应该归功于诗词滋养。”

1951年由沅陵赴长沙参加高考途中，他填了一首《钗头凤》：“林间绕，泥泞道，深雨后斜阳照。溪流满，竹桥短，岭横雾隔，岁寒春晚，返？返？返？青青草，樱桃小，渐行渐觉风光好，云烟散，峰回转，菜花十里，一川平坦，赶！赶！赶！”

1958年春节，和夫人何玉春在北京结婚时，厉先生填一词《浣溪沙•除夕》“静院庭深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儿垂。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即将开启，走上讲台踌躇满志的厉以宁写下“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

1981年，写下“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以格律诗的语言，表达了渐进改革、减少干预、以“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主张，也成为他此后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基调。家国情怀，经世济民，都蕴含诗词之中。如果不是投身经济学，他或许会成为一名与夫人举案齐眉，无意成舟的诗人。

行文最后，以厉先生给同学的寄语：“心正道宽，笑问人间行路有何难？”作为结尾，与诸君共勉。

参考资料：

《在春天里，我怀念厉以宁先生》 马国川 南方人物周刊

《送别厉以宁先生｜张梅颖：我眼中的良师益友——厉以宁》中国民主同盟 张梅颖

《北大人追忆厉以宁：他的所有制改革主线论触及了最为敏感的问题》杨晓华 北大纵横

《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思想的演进与创新》程霖

《厉以宁“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中国产经

《大家小书：厉以宁《沉沙无意却成洲》》车耳

《厉以宁的“经世致用”和“诗词人生”》赵慧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