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43年回顾：我们这代人为何难出大师？

导读：

      1977年的高考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影响，但那个高考只不过是把旧的考试制度又拿回来了而已，而这45年来我们并没有很大的进步。我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教育的多样性，大学要有普及的教育，也要有精英的教育。而对精英的培养，更应该强调鼓励独立思考，鼓励好奇心。

 李大西 ｜撰文

1972年我有幸被推荐，考取了广东师范学院(原名华南师院，现华南师大)物理系，成了工农兵学员，1975年留校工作。1978年，恢复高考后，研究生招生也恢复了，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的高能物理理论研究生。又参加了李政道教授的CUSPEA计划的考试，被哥伦比亚大学等三个学校录取，到美国学习，得了高能物理理论博士。为完成爱因斯坦统一几种基本相互作用的想法，在美国做了11年的理论物理研究，后来转战华尔街11年，从事金融工作，并担任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然后下海创业为科技与工商搭桥，为中国与世界搭桥，促进中美交流合作创新又是11年，最后的10年重点更是放在教育和文化艺术交流上。

从1980年赴美留学，转眼43年过去了。回顾过去的43年，心潮澎湃，十分感慨。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是国内赴美留学最早的一批，但却很少出现大师级人物，为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可惜那时候，我们对如何申请美国大学研究院一窍不通，国内没有TOFEL，GRE等考试，美国大学也不了解中国学生的水平。我申请了几个大学，全部杳无音信，连回信都没有收到一封。

然而，正是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使我了解了严格的物理考试的方式，当1979年李政道教授来中国招收物理研究生时，我就有了一点准备。1979年，我和全国17个重点大学的代表上京赶考，参加了李政道教授的招生考试。我得了全国第二名，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市大学等名校全额奖学金录取。

于是，1980年，我迎来生命中第二次重要的机会，去美国留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圆了我的出国留学梦！

我到美国第一年就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在世界顶级的物理刊物“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我专注的是超弦理论，想完成爱因斯坦没有完成的事情，把电磁力，强力，弱力和引力统一起来。

1985年，李大西（右）获物理博士学位后与世界华人物理学家协会主席章义明教授（左）合影。

不过努力了10年，才终于明白问题很大，可能要50年才有答案。

就在这个时候，有位华尔街的猎头人听了我的物理讲座，他听完之后对我说，你能够做宇宙的模型，那么一定能够做金融模型。世界大得很，不如到华尔街来，你的模型不用等50年，几个星期就可以知道对不对了。

经过十分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痛下决心，更换跑道，开启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进了世界著名的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这段在金融领域的职业经历，又是11年。

在这10年间，我曾参加一些重要的投资活动，为中国金融改革和解决银行问题提出一些建议。1997年，我和一帮在金融界，科技界，教育界有影响的朋友一起，创立了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为科技与工商搭桥，为中国与世界搭桥。我们给朱镕基总理的关于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建议得到朱总理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给我们写了感谢信。1998年我们和成思危副委员长一起在中山大学主办“科技与工商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推动风险投资。我们还和市政府一起推动举办“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带着108名海外留学生参加这个全国首创的盛会。1999年我带领海外留学生代表团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首届中国高新科技交流，在2000年与深圳市政府合资创办深圳市留学生创业园，担任副董事长，负责派留学生担任总经理。

1998年在中山大学举办的科技与工商国际研讨会的共同主席：左起李大西、章义明教授、成思危副委员长、王珣章校长、陈传誉副市长。本次大会是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活动，对中国的风险投资发展有重要意义。

200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1”事件，当时我就在楼下，眼睁睁看着我原来工作的世贸大厦变成冒烟的废墟，想着我那些尸骨无存的同事，我受到极大震撼，夜不成寐。

我强烈地感到，生命太过脆弱，是时候，应该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002年，也是我在美国的第3个11年，我开始全心投入到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的工作中，把顶尖的人才、先进的技术介绍到中国，也做风险投资，扶持留学生创业企业。我们的深圳留学生创业园已经成功孵化了800多留学生高新科技企业，许多成了上市公司，有的对中国高新科技发展有重要作用。还成立了微纳米芯片，新能源等研究院以及广大-康奈尔中美技术转移中心的国际技术转移机构。我2005年应邀作为海外代表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提出了10点建议，也基本被接受落实，其中最后被落实的关于改变独生子女政策的建议，花了10年时间，到2015年才落实。

如今，快到了第四个11年的终点了，这阶段我认为教育以及文化交流非常重要，所以，我愿意把这个10年贡献在教育和文化交流。

为了纪念我的老朋友“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教授，其儿子和哥伦比亚大学一起创立了蒙代尔讲座教授基金。在2022年宣布蒙代尔讲座教授基金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蒙代尔教授追思会上，我作为蒙代尔教授的朋友，被邀请和哥大校长、两个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教授的儿子和女儿各自做了讲话，纪念蒙代尔教授。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还有两位会员是基金会的主要捐赠人。我们都希望对促进中美友谊会有帮助。

2022年，作为蒙代尔教授的朋友，我受邀在哥伦比亚大学蒙代尔教授追思会上发言。

我和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的同仁曾经成功邀请帮助安排美国青年交响乐团访问中国深圳。中国观众的热情和欣赏能力使交响乐团的成员热泪盈眶。我还帮助我协会成员设立洛克东方基金会，邀请洛克菲勒的第五代任董事长，第六代担任总裁，策划在中国各地举行巡展，并引进教育和技术资源。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的友好交流一定可以促进中美友好。

我非常希望在中国可以创办可以培养出大师的学校。这个探索还在继续进行中。马斯克在美国已经在创办这种让孩子自由发展天性，发展创新能力学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相信中国也能走出自己的路。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恢复高考到现在就45年了。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们自己也怀揣着很大的梦想。

然而回头来看，我们这代人却很少出现大师级人物，为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

我认为有个非常大的理由，我们给文化大革命耽误了10年，人生最好的这段时间给耽误了。虽然我们很有决心，也不容易被打倒，但很多东西不是很容易挽回的。我当年中学的一些同学很有才华的，但经过十一年再考上了大学以后，但发现锐气已经褪去了。我的中学在广东省里算是最好的，但整个77届考上来的老同学都没有出什么特别杰出的人物。人生有个很重要的阶段，你浪费的话，往往很难挽回。

另外，我到美国后，深感中国人考试很行，但是做研究，就没有很多人能做出大事来。我到美国第一年就在世界顶级物理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这对美国人来说也是不简单的，但后来并没有比较有影响力的结果。于我个人而言，我到美国第二年就发现得了听神经瘤。不幸中之大幸是，听说这个手术当时在中国死亡率是25%，在美国就只有5%，我的手术在美国顺利完成，没有太大的后遗症，但之后我能感到自己的创造力也在下降。一方面，手术对人的创造力也许有一些微妙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极端强烈的好奇心的逐渐消退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你会发现许多我们曾经为之激动不已的想法，其实已经被证明是此路不通。

如何保持这种好奇心，是教育的一个重大的任务，但也是中国教育几乎完全没有考虑的部分。中国传统上的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传授，高考，考的就是知识。而对创新能力有重要影响的好奇心，由于师道尊严等传统更是容易被摧残。爱因斯坦说“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这正是我们的大学最缺的东西。

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一代如何教育下一代，特别是我们很多人都出去留过学，也知道国外教育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应该怎么来发扬这个长处？1977年的高考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影响，但那个高考只不过是把旧的考试制度又拿回来了而已，而这45年来我们并没有很大的进步。

我看到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目前仅仅是达到了普及，但是在培养精英方面还有所欠缺。而大师一般都是从精英中产生。我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教育的多样性，大学要有普及的教育，也要有精英的教育。而对精英的培养，更应该强调鼓励独立思考，鼓励好奇心。

大师的成长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在我们一生中，我们可以在教育中不懈呼吁，投身改革，添砖增瓦，创造大师成长的环境，这也是我们对国家，对下一代能做的事情。

制版编辑 | 小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