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冰场、廉租房、高利贷，他拍下沿海打工者的隐秘青春

2021年，王士杰拍摄的《青春》获得了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这是发生在宁波市北仑区高塘村，关于一群年轻人的故事。

故事的开始，在一个露天溜冰场。那里有社会底层的打工族，也有非主流的“杀马特”，是外地年轻打工者空闲时发泄荷尔蒙和恋爱的场所。一茬又一茬的少男少女们在这里滑冰、聊天、约会、打架。

他以为，那就是青春的模样。

而生活的另一面，是在他们居住的城中村出租屋。那里简陋、潦草，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节拍生活在孤独之城里，成为他们青春的底色。

以下是他的讲述。

花样溜冰场

高塘村是位于宁波市北仑区的一个沿海村落，这里像中国其他的沿海地区一样，聚集着大大小小的电子厂、服装厂、模具厂，吸引着内陆和边远山区的打工人群。

他们通常书读的不多，有高中文凭就是其中的优等生。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在附近的工厂里做着手工劳动和体力劳动，装零件、打模具、管理仓库，辛苦且枯燥。

09年的时候，网络没有普及，还在流行翻盖手机。除了去网吧上网，他们空闲的娱乐时间都在一个露天溜冰场里度过。

我刚好在溜冰场生意最好的那几年，来到了这里。

这是一个简易的溜冰场，在高塘村人流量最集中的十字路口附近，曾一度是整条街上最热闹的店铺。

大大小小的溜冰鞋占满了一整面墙，几张木制的桌子紧紧挨在一起作为接待客人的平台，旁边有一排单人沙发是休息区，显眼的黄色柱子最顶上还挂着一对老式的电灯。

溜冰场地从室内延伸到户外，呈半开放式。

最初来玩的是在附近上小学的学生，他们多是外来打工者的孩子，相对来说父母疏于管理，课业压力比较小，3块钱就可以在这玩一整天。

后来当地的打工仔也开始介入了，生意慢慢好起来。门票从3元涨到5元一张，后来涨到了15元一张，溜冰鞋也从双排到单排。

时间长了，这里就成为外来打工年轻人对外交流的平台，男男女女相互认识，也有的人在这里从恋爱到结婚。

一些溜冰爱好者自发组建了独立的俱乐部，地点就设置在这家溜冰场附近。

他们把想学溜冰的学员收编在一起，教授溜冰的技巧和玩法，周期3-5天，每人收费几十块。刚从农村出来的男女青年，会来请教各种花式玩法。

到了周末的夜晚，整个露天溜冰场被塞得满满的，霓虹灯也亮起来，这里摇身一变，仿佛成为一个小型舞厅。

爆棚的音乐声和刺耳的尖叫声刺激着所有人的听觉系统，缤纷的灯光在地面、夜空、人的身体上来回跳动。

自创的花式溜法环环相扣，要相互之间的默契和熟练的技术才能顺利完成。他们疯狂扭动着身体，歇斯底里的呐喊着，犹如梦游。

这里不只是娱乐、释放的场所，也成为年轻的打工一代从外部寻找归属感的地方。

尽管他们梳爆炸头、化烟熏妆、穿夸张的衣服，把自己打扮的特立独行，但人天然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吸引他们来到这儿获得友情，把自己和外界联系在一起。

夏天的风拂过他们的发梢，裹挟着带有汗水味的青春在空中飘荡。我本以为，这就是青春的样子。

出租屋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在这些“野生”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也曾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后来走进他们的居住场所，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

高塘村里出租屋的价格不高，单独一晚的住宿价格在十几块，月租的价格相对会更低廉。这里虽简陋，但它仍是外来打工人优先选择的居住地带，溜友们基本都住在这里。

村里的治安很差，门锁经常被小偷撬掉，电瓶车失窃见怪不怪，窃贼有时候连衣服也偷，大部分窃贼都是混不下去的年轻人。

通常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一个柜子、再接几根电线，就组成了一个临时住所，很多出租屋里都是这样的状态。

昏暗狭窄的房间是他们在这座城市的落脚点，时间久了，他们也向我聊起自己的故事。

阿仁曾是一名大学生，爷爷在他高考的时候病故。由于早期治疗的拖延，肝腹水让爷爷的肚子胀的很大，脸色差，眼睛也特别黄，原本140斤的人后来只剩下八十多斤。自那之后他便明白要倍加珍惜身边的人。

他读到大二时，正是网贷开始兴起的时期，那时有一批一批专业做贷款的人，他们用各种套路让学生贷款。只要有第一次，就会让你贷第二次，直到榨干家里的一切。

那一年，他有了深爱的女孩，想在对方生日期间送一份像样的礼物，却因此深陷高利贷。甚至后来急切地想要赚到钱，拿着贷款的钱去赌博，为了还钱去向其他贷款公司借贷。

开始总觉得金额不大，辛苦一阵子总能还清。那两年，他去饭店做服务员、去工地上做苦力，做了一切能做的工作，债务却还是越滚越大。无奈之下，只能向母亲求助，东拼西凑帮他还清了这笔钱。

“你知道现在外地年轻人有多难吗？房子、车子、票子。有的人不是懒，是没有想要的东西，也没有需要的东西，这些人全部都抛了。”阿仁的室友小强跟我说。

他还说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计划在30岁之前做遍所有工作，直到赚到钱，如果没有成功，30岁后他就到工厂去上班，放弃一切幻想。

“别看我平时在家里面这个样子，这么烂，我出去的时候照样用最时髦的服装来包装自己。”

面临结婚组建家庭的“大事”，他们默契的不再谈论。“你想想我好不容易能够脱离这个苦海，让自己的孩子再过一遍自己的生活，我做的出来吗？”

还清债务之后，阿仁不再去赌了，他不怕吃苦，宁愿拿自己命去拼。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还在外打工的母亲。他说自己已经跟”三和大神”也差不多了，他们就是被坏人坏掉的那一批人。

最后一次见到阿仁时，他说看到了村里的电线杆上张贴着高薪招聘国际海员的广告，想去应聘。海上每年的薪水有16-20万，他计划做三年，存够五六十万，然后回来成家立业。

自那之后，他就杳无音讯了。

日结工

在工厂里工作是大部分人的选择，但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选择做着日结的工作，干一天活，然后把赚来的钱花掉。这听上去不可思议，好像不可理喻。

丁哲从广东的三和市场回来，老家在安徽阜阳，父亲在那里从事废品收购生意，他一人在外打工。

他19岁高中毕业后跑遍全国，去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混迹了半年，花光了所有积蓄，最困难的时候白天做日结，晚上睡在人才市场的外面或者公园。

他跟我说，三和大神里面的人基本上不洗澡，广州的天气比其他地方热很多，连班都不想上。到处都是高利贷，网贷，手机身份证全部没有的人很多基本都变成黑户了。

直到他亲眼看着曾经的“战友”步入不归之途，终于下定了决心逃离三和，捡回一条命。而后来到高塘村，在一家快递公司做日结工，希望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在老家和自己同龄的这批90后，这辈子基本都娶不上老婆了，女方彩礼要15-20万，实在是太多了。家里有姐妹的又好点，出嫁的时候可以向男方要彩礼，家里条件不好的俩兄弟基本就要打光棍了。”

他15岁就出来打工，如今年近30，母亲旧病缠身，自己却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当问到是否会想回到自己的家乡时，他只是无奈说道：“我这个样子还回的去吗？”

生活在这样的状态里，一些人已经自暴自弃了。还有一个朋友，他每天都躺在床上，几乎不出门。他说身上没有钱，出去就要花钱，在自己房间里面就不用花钱了。

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一部分年轻人可能很难有未来，或许这就是中国当代打工年轻人的现状。

高塘村的女孩们

贝贝在给室友化妆，她们打算晚上去溜冰场玩。这是她们出门前的仪式感。

在高塘村，我也遇到了不少女孩们，她们比男孩们的生活态度相对更乐观。

比如她们会在厨房的窗台上摆一束鲜花，放在塑料瓶里；在斑驳的墙面贴上好看的贴纸，顺便把小时候的照片也贴上去，精心布置也许并不宽敞的房间。

女孩里也有失意的人，比如源于感情上的困扰。“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女孩是这么跟我说的。

以前的男朋友像寄生虫一样和她生活在一起，日复一日，她觉得生活渐渐没有了希望就离开了男生。自那以后，她觉得自己可以一个人生活，开始对男孩子很抗拒，包括电子厂里一起工作的工友。

而她的生活其实是很不堪的，家里除了床和床头柜什么也没有。感情可能是噩梦，对她影响很大。她不想再谈恋爱也不想回老家，只想一个人继续生活。

在这个城中村里，每天都有人来，也有人走。一个人的离开也许是另一个人梦的开始。

高塘村也许是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缩影，广州、杭州沿海地区的发达城市中，外来打工的人情况跟我们这边是一样的。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电子化、机械化的普及，城市里的城中村会越来越少，一些劳动力也会被现代科技代替，适合他们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少。

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很多企业为了生存都在裁员，老家在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一些内陆或山区的人，也许以后就不会来了。

我还是希望他们能过得好一点，通过文字和图片，期望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重视起来，不要去做违反法律法规、出格的事情，比如网贷。也许当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时，就能避免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这是社会层面上的事情。

纪实影像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影像改变一些社会上不好的一面，哪怕能力有限，这是我的初心。

今年年初，由于市政建设的关系，溜冰场已经被拆掉了，如同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来到了这里再离开。

这个系列我想一直拍下去，或许5年或许10年，直到这一批人回到老家，也想去他们的老家看看。

我不了解在中国有多少年轻人的青春是这样的，我只能看见眼前的这些。但我确信，这里仍然有着青春的全部：憧憬、欲望、坚韧的生存意志和刻骨的疲倦，尽管粗砺，潦草，简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