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写于 20 年前的大庆回忆录，如何被看见？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二十八卷，为免费内容。

这是一期特殊的“非虚构图书馆”，收录的文本作者有两位：查滨华和杨瑞松，分别出生于 1941 年和 1938 年。我们刊登的是他们的回忆录摘录，前两篇关于他们在大庆的经历，写于 20 年前的非典时期，2003 年 2 月，最后修改已至 2016 年；后一篇关于他们在廊坊的经历，写于 2021 年，新冠时期。那些超过数十万字的原文，如我们在“好奇心日报”发布时写下的，“在我们渡过的回忆录里，称得上上乘之作”——如果要追溯既往，大多数回忆录都是名人写下的，来自平民的回忆成体系者极为罕见，中国内地尤其如此。我们认为，“上乘之作”首先是诚实，不隐讳、不粉饰；其次是系统，这需要记忆力和档案搜索的能力；最后才是文学性。这三点，查滨华和杨瑞松都做到了。但这些文本从未和大众读者见面。两位自印成册，却不知道如何让更多人读到它。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继续写作，在封禁和恐怖的三年新冠疫情里，完成了他们退休前最后一段人生回忆：《廊坊书简》，同样自印成册。

这些小册子，不会比两个手掌拼在一起大多数，两位在家中的一个小房间作了“小型书展”。这些多年来写下但又不被看见的文字，就像某种现实的隐喻。发生过，但又可以没有发生过。

在“非虚构图书馆”里，我们把这些打动我们的文字摘录刊发。因为是摘录，它无法完整叙事，但可以让读者感知到作者的内心和行文。

另外一个消息是，上海贝贝特的编辑刘炜已经向查滨华和杨瑞松发去了出版邀约，这些文字有了成为正式出版物的可能。查滨华和杨瑞松又高兴又遗憾，因为一种未来的可能，也因为自己已经无力为这种可能作太多编辑补充和修改。但他们很郑重，会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同时，希望一切都不要太晚。

前言二，写于 2019 年，

2009 年是大庆油田发现 50 周年，市里举办了官方的庆祝活动。但查滨华和杨瑞松没有参加。对他们来说，这个年份的重要意义是他们离开大庆 35 年了。杨瑞松说，希望“和青春正式地告个别”。他还说，现在的生活和在大庆的生活，就像是“两辈子”。

1962 年，查滨华和恋人杨瑞松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主动要求被分配去大庆。他们希望“用毕生的精力，在大庆盖一个石油城”。但直到 1974 年两人离开大庆，那里都没有一点城市的面貌。

我们最早是从一本关于大庆早期建设的学术著作 Building for Oil 里知道查、杨两位老人的。该书的作者、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副教授侯丽在查阅 1966 年的《建筑学报》大庆特刊时，读到了查滨华的一段发言，当时查滨华是大庆一种特殊夯土建筑“干打垒”的设计代表，参加了延安建筑学会。侯丽找到了他们。但除了侯丽，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这不妨碍查滨华和杨瑞松持续地写作。2017 年，他们把大庆回忆录《萨尔图往事》印成书。在我们读过的回忆录里，这本称得上上乘之作。到今年为止，他们一共写了 21 本书，还有 14 本书在计划中，除了文字，还有摄影、速写、建筑作品集。不过其中只有《开满玫瑰花的小径》一本正式出版。在该书的扉页上，两人写道：

“这里没有动人的情节，没有惊世的文笔，但却真实地告诉人们：那个年代的年青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虽然，他们想得不一定对，但确确实实这样想了；他们做得不一定对，但确确实实这样做了。”

我们在 2019 年 10 月底拜访了查滨华和杨瑞松。

两位老人如今住在南京汤山的一处双层别墅里。汤山距离南京市区有近一小时的车程，出行不算方便，但这里绿化更多，空气也更好，家里的水龙头一开，据说就是温泉。大庆的 13 年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一些习惯，比如“一直不喜欢自己做饭”。“在东北弄苦了。一年到头就是土豆萝卜大白菜。”

每天下午，查滨华和杨瑞松会在附近“走一万步”，查滨华每周会去市区上书法课，剩下的时间就是写作。他们有一间工作室，一人一台电脑。通常情况下，查滨华写回忆录，杨瑞松写游记——退休之后，他们游历了三十个国家。有时他们合著，会使用笔名“半步斋”。杨瑞松在网上写博客也用“半步斋”。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两人退休后在汤山购置的小屋，37 平米，“只能迈半步，一步都迈不开”——有那个年代的人罕见的笃定和幽默。

以下是查滨华和杨瑞松的口述，他们喜欢相互补充，我们因此保留了两人的对话状态。

杨：回忆我们这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就是退休后这二十年。不愁吃不愁穿，什么负担都没有。只要活着，政府就往你卡里打钱。2007 年我们 70 多岁还考了驾照。

查：那时候想得多美哦，把车学会之后，出国租上车，自己开。

杨：后来我们真的跑了三十个国家。2015 年终于在国外开上了车。当时我们去洛杉矶玩，顺便看大女儿，借上她的车，自己开，害怕得要命。洛杉矶人的开车速度太快了，真是不得了，像风一样。

我们喜欢自助游，在国外常被认作日本人。因为中国老人这么自助游的，还很少很少。第一次去欧洲，我们计划了三个月的自助游，最后一站到西班牙。火车进马德里，是晚上七点，天全黑了。找旅馆的过程中，三个强盗用很细的钢丝把我们的喉咙一扎，我们就昏了过去，差一点回不来了。不甘心，四年之后我们又去了一次西班牙，这一次比较顺利，在巴塞罗那参观了高迪的教堂。当时听说已经建了两百年，还有两百年。很感慨，人家的规划是长远的。我们还是长官意志，换一个领导，就换一个想法，三百年里，一个说尖顶的，一个说方的，一个说圆的，那不成怪物了。

还有一次自助游在澳大利亚，我们待了两个半月。后来在当地又报名了一个团，去乌鲁鲁看艾尔斯巨石，自己去不了。旅行团会带着全套的厨房设备，从墨尔本出发，那边是没人烟的地方，得自己做饭，自己搭台在露天吃饭，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赶苍蝇。

查：乌鲁鲁的苍蝇多得不得了，就跟大庆萨尔图的蚊子一样多。

杨：萨尔图的蚊子真叫宁死不屈。当年我们在野外勘探的时候，背后都是蚊子。好几次，她被萨尔图的蚊子咬得浑身发烧，差点命都丢了。

现在想起大庆，我们都觉得是上一辈子的事。

我们都是同济大学 1962 级城市规划专业的毕业生。去同济，我们俩都是第一志愿，填的专业都是同济大学建筑学，一心一意想学建筑。结果进了学校，学校说，我们有两个专业，一个建筑学，一个城市规划，大家自己选。

城市规划专业现在来说非常吃香。因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第一个就需要规划。据侯丽说，如今城市规划的录取分数线比建筑学还高，一毕业就抢光了，

六十年前，城市规划是个新兴的专业。我们的老师金经昌在德国学的城市规划，刚刚把这个专业带回同济。我们是第二届毕业生。大家都不懂城市规划是干什么的，没人要去。

后来学校没办法了，强行分配，一半在城市规划，一半在建筑，我们俩就被分到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的学生都不安心，不愿意学，学校就开展了专业思想教育，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直跟着我们，等于给我们洗脑子。我们两个人是脑子洗得比较好的。到毕业的时候，我们决心把这辈子献给城市规划专业。

当时正好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1960-1962 年），同济大学供应减量，男生定量 30 斤，但要求大家自愿减少。你敢不减吗？大家都减，减成 27 斤。吃不饱就喝稀饭，喝两碗稀饭能饱。好多人都生浮肿病，而且生浮肿病的都是原来身体棒的。到了毕业设计，晚上要加班，肚子饿，我就留半个馒头，准备晚上吃。食堂里一人一个饭袋，吃完饭，把碗筷放进饭袋，挂一排。晚上肚子饿了，我去找饭袋，打开一看，馒头没了。

困难时期，国家没有钱，什么城市规划、建设都没有了。造一栋房子都很难，你还要造一个城市？毕业那年，国家分配的名额下不来，不知道哪里要人，我们就先放暑假。暑假回去，有一个月的时间“分配学习”。最后的分配方案还不错，我们班去北京的有 17 个，还有各个大城市，留在上海的人有自己的关系。

被分配去边远地方就几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班长，姓周，福建人。他把最远的一个地方留给自己——新疆。他被分配到新疆叶城的地方部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边呆了一辈子。晚年回到厦门，没待多久，就去世了。

我们当时下决心到大庆去，基于两个基础。一个是出于感恩，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们上不了大学，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就是为了专业。我们当时想，如果是在城市里搞城市规划，就是修修补补，今天这里加一栋房子，明天那里开一条路，没有意思。到了大庆，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丽的图。我想用我们毕生的精力，在大庆盖一个石油城，就像当年苏联巴库的石油城。

查：傻乎乎的。有的人为了留在城市，想尽了办法，这些人也都可以理解。我当时想得很简单，我觉得我应该感谢这个国家，幸好我这时候出生，女孩子才能这样一直上到大学。所以我应当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就这么一个想法，跟他一说，他也一样。

杨：但是我们到了大庆才明白，由于当时的条件，大庆明文规定，第一条：不建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那些居民点，说白了就是厂房子、土房子，几栋合到一起。

所以等于一出校门，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专业，离开我们心爱的专业，离开我们准备一辈子为它奋斗的专业。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在大庆，跟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天津大学、清华大学的名校毕业。在我们之前，大庆也已经有一些大学生了，他们去大庆之前已经工作过几年，到了大庆就担任设计室主任、组长，比我们早一两年到。

有一位留美回来的博士刘总，是油田的总工程师，当时石油部部长康世恩的亲家。我就在他手下工作。他真是非常好，兢兢业业。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被批斗得很厉害，精神都有点儿恍惚，跪在那儿，对毛主席像磕头，“我有罪，我有罪”。太可怜了。文化大革命后没有再用他。

刚到大庆的时候，我们受到大庆“会战”气氛的包裹。因为大庆油田太大了，是长方形的，我们搞规划的，从这头到那头儿，坐火车得一个钟头，跑不过来，就要坐直升飞机看油田。有一次我们租了一架直升飞机，当时的直升机是双翅膀、喷农药的，里面摆两条长板凳，一边坐 6 个，两边 12 个。双翅膀的飞机很不稳定，因为气流变化，上去没多久，大家都吐了，什么都看不见。有个《大庆战报》的摄影记者，拿着一台相机，把舱门打开，对着地下拍。一根绳子把他钓下去，上面一个人把他抱住，他就一边吐，一边拍。

那个热火朝天的激情岁月，根本没有心思想个人的事情。每天晚上不到 12 点不能回去睡觉，没事情也得熬着，不然不好意思。回去后倒头就睡，睡醒睁开眼睛就干活。一直到我们离开大庆，实行的还是休息大礼拜工作制——每十天休息一天。休息的那天就是洗衣服。

后来，她参与设计了干打垒，在大庆因为干打垒出了名。作为干打垒代表，她参加了延安的建筑学会，还在那儿做了报告。

查：“左倾路线的代表人”。我现在无所谓了。我知道在那个会上，我唱的左边的调子——“极左分子”。但是我不在乎。一个是因为我是会场里最小的一个。再一个，后来开小组会，发言的时候，我曾经很狂热地说，延安是你们革命的出发点，是革命的老根据地，现在解放多少年啦，延安还是这个样子，叫人不敢相信。那里的人还戴着白洋淀头巾，脸巨黑。我还跟他们讲，延安的规划，现在着急的不是哪块绿地，重要的是，政府再好好地想一想，工农林牧副渔，哪一个值得发展，才能改变现在的情况。

我说的其实是心里话。我当时真是一股热情。后来，回萨尔图之前，我对两个同事说，我们肩上的担子太重了，要把这个国家搞得更好一点。

杨：从延安回来的当天晚上，她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写完了，一回到大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因为爸爸有国民党邮局的工作背景，哥哥有海外关系，被认为有特务嫌疑。到处调查她，还想入党？

我们到大庆不是有两个基础嘛，一个是为国做石油，一个是为了专业。一开始专业就没了，只剩下石油会战，为国争光。但我们这么热心地要为中国建设跑到大庆去，我们成了特务，一会儿是个革命的样板，一会儿是反革命，怎么我们都想不通啊。所以第二个支柱也倒了。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留在大庆吃苦了，没有必要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请假回温州结婚。我家住在温州大南门，兄弟姐妹都在温州，就我一个人出来了。刚到温州，温州就打起来了，水陆交通通通切断，出不来了。给我们的假期是五十天，我们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城里人都逃难，到乡下去了。家里人就到大姐那儿去了，她在乐清。我有一阵还在温州家里，正好碰上温州大南门着大火，机关枪架起来，死了多少人。

后来生老大的时候，还在文化大革命，因为大庆条件太艰苦了，我把她送到温州生产。原来想好，小孩生好就留在温州，找个人家带她。跟我们回到大庆，可能活都活不成。我跟大姐商量，我们在农村里头找一户人家，刚生完小孩的，奶还比较多，帮我们带着小孩。后来大姐也帮我们找了，她回来时不放心，就从温州到乐清去看小孩，一看，傻眼了，小孩在那儿哭，吃不饱。因为那人生的是个男孩，胃口很大，她当然把自己的小孩先喂饱，再喂你的。她心疼，狠狠心把孩子带回来。

那时候带个孩子，从温州到大庆，一路上多困难啊。小孩才一个月，她就一个人，连厕所都没法儿上。我估计就是这一路上她累得，回到大庆没多久，就阑尾炎发了。碰到一个二百五的大夫，说她是胃病，给她吃止痛药。这就麻烦了，穿孔了。送到大庆的医院，正好第三天是春节，找不着大夫。大夫都在准备节目，排练“忠字舞”（注：文革时对毛泽东表达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跳舞时手里通常以《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只有一个护士，最后是护士给她开的刀，结果没开好，感染了，流脓流了四个月。每天，伤口长起小肉芽，就用剪刀剪掉。每天都得剪，不能加麻药，伤口还是不能愈合。只能再开刀手术，手术做了四个钟头，这才好了。

所以小孩从三个月到七个月，是我带大的。我白天去医院当护士，晚上回家当保姆。回来实在是太累了，小孩晚上哭我也醒不来，有一天我醒来看到她睡在地上，但我转眼又睡着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萌生了要离开大庆的想法。她生病四个月，瘦得不像样。我那时候胃病，也不像样。小孩也不像样。我们三个就像三只猫。

离开大庆前，她去了总体室。总体室是干什么的呢？大庆油田的图，一面墙壁都不够挂，所有的警卫、油井、管线，通通都标记出来，今天新打了一口井，赶紧在上面补一个，这就是总体室干的活儿，基本上属于管理的工作。那时候他们认为我们俩是学规划的，这就是规划，他们不明白，非要我们干这个，我们就生气，我们不愿意干。后来没办法，她代我受过，主动去了。

查：那怎么办呢？两个人里总要有一个让他们按过去。我是这么想，我已经没什么念想了，不再想做什么大事情。我跟他讲，你作为男同志，要挑起家庭的担子，总得有一点东西，有一点技术。也许我这个思想还是我父亲传下来的，他说，人总是要有一技之长，才能衣食无患。我们两个如果都做这个空头的事情，将来怎么办？总要成家立业的。所以我说，我去。反正我那个时候要生第二胎了，五十六天产假，要带孩子，就这么混日子吧。好好的管道技术，让他把它顶起来。

他做得还不错，从我国的第一条输油管开始，他就参加了。整个管道的施工进程里，很少有建筑的问题，大部分是结构的问题，但我想，掌握结构，以后做建筑也会成熟一点。那时候还是想着以后要做建筑。

因为发现了苏北油田、山东油田、大港油田，陆续有人离开了。不定期地会抽人，成建制地，二十几个，调到山西、湖南、武汉去。我当时只有一点星火一样的希望，希望哪天能排到我头上，到武汉油田，到山东油田，都比在大庆好。

但是共产党的人事制度，像铁板一样。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硬是在铁板里钻出一个孔。离开大庆了，但还是不能离开石油，还得在石油系统，所以我们去了廊坊。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留在大庆吃苦了，没有必要了。

查：我们在廊坊六年里搬了五次家。先在廊坊招待所报到。那时候还没建起来房子，在招待所住了六天，然后给我们安排到周各庄的老乡家里，纯粹是土房子，土炕，我们也没法儿在那儿烧饭吃，都去管道局的食堂。住了一年多 ，1976 年，唐山地震，吓人得不得了，当时的夜空都是红的，弥漫着烧火的烟。我们在廊坊都能看到。大家也不敢进去睡觉，在外面一直呆到早晨。这样一来，大家都紧张了，我们还住在破房子里吗？塌下去怎么弄？谁来救我们？于是又盖了一批抗震棚，拱房，用芦席、苇草那么搭着盖的。住进去又是一年。接着又住进了砖平房，就是简易房，上面盖个盖子，也不保暖。又住了一年，最后才住上了楼房。一年后，我们就走了，一起回了南京。

杨：廊坊的气候比较好，离南京也近了一半。它就好像一个跳板，再跳一次，就回南京了。

我在廊坊的管道局工作。管道局当时的局长朱洪昌是大庆会战时树立的“五面红旗”之一。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朱镕基当时也是管道局通信楼的职工。

从我们国家建第一条输油管道，我就开始做管道施工了。那是 1970 年代，大庆出的油越来越多。原来用铁路运油，一列，六十个油罐车，但速度太慢，来不及。后来经过周总理批准，我们自己建地下管道。第一条大庆输油管道是从大庆到抚顺的一个炼油厂，再从抚顺到秦皇岛，从秦皇岛到北京，北京到山东，山东到南京的仪征。廊坊在鲁宁线，“鲁”就是山东，指山东油田，“宁”就是仪征。刚开始规划的时候，叫鲁沪线，准备把管道从山东一直接到上海，但当时我们技术不行，过不了江，只好停在江北。

我就一路跟着，从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这十年，我就在外头跑。我们一直通信。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在家里，困难得不得了。一直到仪征通油，我才回来。

正好这时候改革开放了，人事松动了。我们要离开石油系统。石油系统太辛苦，出石油的地方全是不毛之地。再说我们年纪也大了，过了中年，想找个安稳的地方。

在大庆的十几年，我们的心已经伤透了，我俩不愿意再搞规划。她想搞建筑设计，就跟建筑设计院联系，我想搞园林设计，我就跟园林设计院联系。北京、南京、杭州、上海都有设计院，但当时还有一条规定——对方要先来函要你，要先发调令。结果，设计院也只有一个要求，人我要，但管道局要先发函放人。管道局不干。最后，只有南京规划局发函了。四十年前，两个人的户口进南京是很难的，还带两个孩子。没办法，我们两个人又跳进“规划”这个火坑。

1982 年，两人一起调到南京市规划局。差不多一个月后，规划局分给我们一套蓝旗街的老房子。两个房间，一厨一卫。

到了规划局，我的想法是，既然到这里了，那就好好干吧。后来规划局成立了规划院，我就到规划院，一直待到退休。但是她不行，她想起规划就难受，碰到不太好的待遇，一生气，就跑到建筑院去了。

查：1984 年，我进了建筑设计院。我想的是，努力干就是了，没想到那么艰难。那时候，开放了，设计院实行项目承包制，要自己找项目干。通常都是一个头儿领着十几个人，一个项目谈下来多少设计费，然后开始分成，交到室里头多少钱，分给搞建筑的人百分之多少，再分给搞结构的百分之多少。我不懂人际关系，我要到哪儿找项目？到大庆吗？

我的第一个建筑项目是我的同学给的，两年前他调到了仪征石化。这个项目在区里评上了优等，这才有人愿意跟我搭伙，否则我真不知道怎么打开局面。后来，我们又设计了唐山地震十周年纪念碑，参加竞赛。那是八十年代，我们还不死心，还一直想拼，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不少竞赛，最后有十几栋房子盖起来了，通讯楼，银行，建筑公司的礼堂，幼儿园……在南京市里的也有，仪征也有。但大部分都是纸上谈兵。后来我们就把设计作品编成册，自己留作纪念。

杨：到了九十年代，忙着带小孩，专业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退休的头十年，我们主要在外头跑，和时间抢着跑。

一般三个月的旅游，有时我们前前后后要做三年的功课，包括申请签证，了解一个地方的地理、历史、人文，最后还要落实到交通、住宿上。我们买了不少书，基本上去哪个大国家，就买一本书。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就搜集这个地方的资料。国外旅游资料很齐全，而且都是可以拿的。我们从澳大利亚回来那次，拎着两个箱子，其中有一个箱子里全是资料。凭这个资料，我们做欧洲的旅游计划。

我们一般都找带厨房的旅馆，西欧的青年旅社、家庭旅社，都有厨房。入住之后，第一件事问超市在什么地方——market。去超市买牛奶、果酱、 水果、袋装的生菜、西红柿。西红柿，又是蔬菜，又是水果。中午我们一般回不来，就自己带饭，切片面包里头加上蔬菜、果酱、奶油，塑料薄膜一包，喝的就是牛奶。因为国外的牛奶比矿泉水便宜。自己带热水壶，想吃热的东西了，就把鸡蛋放进去烧，晚上也可以煮方便面。

我们俩出去自助游，我是管内政，她管外交。吃什么住什么，全是她打交道的。因为她会英语。

查：我的英语是从大庆开始学的。当时在同济，我们学的是俄语。现在俄语全忘了，去苏联旅游的时候完全用不上，只记得一句“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请你大声地再说一遍”——这是老师上课时常说的话。

在大庆萨尔图，情报室的一位老太太给我们上课，从 ABCD 开始教起。那时候他已经去参加施工了，晚上我就去上英语课。

在廊坊又学了三个月科技英语——柱子、窗、门、梁这些词汇，用的教材是《交大英语》第一册。这次的老师是广播学院毕业的，混血儿，很年轻，很漂亮，英语讲得非常好。她的丈夫也在管道局系统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可能她丈夫也上干校了。

到了南京，单位提供学科技英语的机会，但没有人愿意报名去上。我赶快就去了，学了半年。

但是这一切对旅游一点用都没有。搬到了汤山以后，我们计划出国旅游，首先得要会英语。有一天，我看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可以教你讲口语，我们两个就一起去报名了。去了没有两天，他说，我不去了，我学不会。我还顶着，坚持在那儿学。当时靠强记，还真的挺有用，现在又忘了。后来发现了，学口语应当学苹果、香蕉、麦当劳，但我学的是什么街在什么地方。不过，好歹学会了一个 “the same as”——“和他们一样”，点餐时就这么说。

杨：一直到 2014 年，我们都在自助游。后来她的腿出问题了，一走就脚踝疼，走不远了，我们才停下来。

2007 年我们还考了驾照。我们找了一家包学包会的驾校，用了三个月，还算比较顺利。理论考试她得了 100 分，我 99 分。校长说我们是优秀学员。第二次是桩考，她两回成功，我是一次成功。考试的那天，一屋子满满的，都是年轻人。我们俩先考。她第一，我第二，考完了出来，大家都在鼓掌。第三次路考，也挺简单。

有了驾照，我们先开车去了海南岛。路上走走停停，开半个钟头，就停下来玩半天，再走。到了一个地方就过一夜。路上用了一个多星期。

查：人就这样，刚学会的时候胆子特别大。2009 年，我们又自己开车去了大庆。

杨：2009 年正好是大庆油田发现五十周年，但我们不是特意为了五十周年去的。

我们在石油部门是 20 年，其中在大庆是 13 年，在廊坊是 6 年。我们进石油部门的时候是 20 刚出头，出石油部门的时候，已经 40 多岁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青春和热血都扔在石油部门，扔在大庆了。所以我们想，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离开大庆 35 年后，再开车去看一次，就是想跟我们的青春正式地告个别。

我们不是特意为了五十周年去的。

到大庆时是六月份。我们认识的老同志，有 80% 都出去了，有特殊的原因才留在那儿。一种情况是小孩儿在大庆就业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本来他们就是东北人。但就算是东北人，也大部分都走了。有一大批东北人跑到了广东，茂名油田，南海油田。其中因为长期在东北，不适应南方的潮湿，关节出了问题。

那天二三十个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其中一个原来的同事当了园林局局长，政协副主席，他级别高，有车子，领着我们到处转。大庆基本上都是新的，应该说是我们想象的现代石油城。是我们想象的，但不是我们盖的，是别人盖的。

我留给大庆的唯一纪念是“王铁人纪念馆”。王进喜去世时 47 岁。在他去世后没多久，大庆给他在萨尔图程家大院水泡子旁建了个王铁人纪念馆。我参与了设计。不过现在那里变成仓库了。新的铁人纪念馆在让胡路区。

后来，我们说想再到干校去看看。一看，干校没有了，就一个地名还在，叫王家围子。她就是在那儿得的阑尾炎。

查：2009 年在大庆拍的照片上，还有不少人呢，有二十多个。现在恐怕都聚不齐了。今年是大庆六十周年，有几个人坐着轮椅去了，没人邀请，自己要去。2009 年也不是他们请我们去的，是我们自己去的。所以我也没有参加市里的活动，虽然时间正好，还有人跟我们说，你们去看看，但我不愿意去。

当时我已经在写《萨尔图往事》了。我从 2003 年开始动笔，但中间断断续续。我们经常出去旅行，出行前要准备材料，回来以后还要整理材料，被打断了很多次。加上不停地写、补充修改、找资料，简单一点的用百度搜索，麻烦一点的要去南京图书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报纸还查不到，就这样拖了很长时间，老是觉得没弄全，不满意。

为什么记得这么多细节？因为他有个很好的习惯，从小一直写日记，写得很详细。现在也还在写。后来我们也记账，记账的小本子，现在还没丢。账本里记录了今天买一个烧饼多少钱，买一个馒头多少钱。

有时候碰到记不清的事，我们会打电话问一些老同事。他们有的也写回忆录，不过没有像这么完整的，只是一段一段的。他们就把自己写的发给我们，我们也放进《萨尔图往事》里。

到我们这个年龄，常常接到某某某已经走了的消息。他们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你不要写什么回忆录，回忆难过的事情，会减你的寿。他一直鼓励我，他说，你能活着把自己的苦难写出来，这是一种幸福，甚至是一种享受，因为苦难已经过去了。

刚到南京的时候，为了写《萨尔图往事》，我还准备开始学写作，参加了《萌芽》的写作学习班。每个星期给《萌芽》寄一篇文章，会有人帮你修改，写评语，再寄回来。

杨：她写了好多，堆在那里，还没有时间整理出来。算是她的习作。我们都有写东西的习惯，积累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有两箱子。我们把它一点点拿出来，出成书。

大部分书不是公开出版的，公开出版很贵。一个书号要一两万块钱。要让出版社列入计划，很难，恐怕我们不行。我们就自己印。原来印刷厂用的机器是德国海德堡，一印就上百本。好说歹说，同意我们的一本摄影集《梦回大地》只印 150 份，上下册，花了 7  万块钱。现在印的少了，有时就十本，自娱自乐，再给小孩儿留几本。

唯一一本公开出版的是《开满玫瑰花的小径》，但也是自费出版，我们一共花了一万块钱。那时候我还在工作，因为工作联系，认识了南京出版社的一个主编。我说，你帮我一个忙，我想出一本书。那是我们初恋的时候，她写的日记，交给我保管。1962 年我们到了大庆，1966 年就文化大革命了，我没有办法，只能把所有的文字资料全烧掉了，因为那些都是“四旧”啊。就这个我舍不得烧，把它塞到箱子底下，躲过一劫。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就想把它出版，费了好大的劲，全部把它抄了一遍，抄完以后，看到有补充的，再补充进去。因为你要出版给人家看，前后的联系要加进去，光是日记，没头没尾的，人家看不懂。所以我又加了好多，最后写成两本。那是二十多年前了，当时我打字的速度还很慢，还请了一个打字员，花了好几千块钱。全部收进电脑之后，才交给出版社。

她不同意，我执意要出。

查：一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清了很多，不存在什么幻想。我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对国家报恩的思想，哪一个能得到认可？当时去那儿，兴致勃勃，那么一大堆幻想，最后得到什么呢？我跟他讲，不要给我出版，等我死了给我出版，那人家看不看，人家理解不理解，我都无所谓。

杨：我的意思是，这个不单是我们两个人的记录，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记录。当时，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怎么对待友谊，怎么对待爱情，怎么对待国家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我认为，是有历史意义。所以我想把它出出来。

她老是没信心，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没有信心了，“又没人看”。我说不要紧，我们就自娱自乐。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乐趣，对身体也有好处。我写的书，唯一的读者就只有她，她老说写得好，她是我的粉丝，唯一的一个。

最早的分工是，她写回忆录，我写游记。《萨尔图往事》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是最长的。写完《萨尔图往事》，她又回头写她的父辈，从爷爷的爷爷写起。这本书，我们给起了名字叫《烽火硝烟路》，记录的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年。她为什么能写出她爷爷的爷爷的故事？因为她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一而再、再而三地交代，她保存了那些交代材料。后来打开的时候，纸都发黄了，黏在了一起。她抄了一遍，这就是她写《烽火硝烟录》最直接的资料。

前些年我们根据她父亲说的地址，想找到她在安徽怀宁的老家。我们开了车去，心里想如果找到家谱就好了，但没找着。我们把这次旅行叫作“寻根之旅”。

查：我老家在安徽，当时父亲在怀宁考进了邮局。我可能是秉承了我父亲的脾气，不会和领导好好相处，父亲大概参加过一次罢工游行，被调到了苏北去，兴化，高邮，滨海一带。那时候苏北很穷。我就是在滨海出生的，所以叫滨华。后来父亲又在泰州，泰兴，盐城这一带的小邮局里调来调去。一直到快解放了，命令大家一起往南撤，最后撤到南京。还不错，把他留用到南京。

杨：到了南京的那段回忆，她又写了一本《中学时代》。她的回忆录，爷爷的爷爷写完了，小时候写完了，中学写完了，大学写完了，萨尔图也写完了，正在写的是廊坊。

在廊坊的十年，我一直在出差，大半年在外头，回来待两天又走，我们主要的通信就在那段时间。最近整理了下，有一两百封。我们把这些信全都输入了电脑，她会把我们的信放在回忆录里，连起来，就是我们在廊坊的回忆录。

我们写的东西，可能文笔也不行，布局也不行，但我们有一个优点，有细节，有很多细节。

我们听蒋勋讲《红楼梦》，其中一个优点，就是有细节。这些细节你在历史书上是看不到的，你没法儿说当时的人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他们一见面说的什么话，这些细节《红楼梦》都有，活生生的一个清朝中叶的社会都在《红楼梦》里头。我们也有，吃什么，穿什么，出门坐什么车，一个烧饼几毛钱，这些在我们的书里都有详细的记录，一百年后研究历史的人，就会感兴趣了。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社会的风气什么样、人们都在想什么，现在没人感兴趣，因为你写的我都知道，他当然不感兴趣。

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出的书能找一个地方存起来。一百年后，说不定是畅销书，就像当年的《红楼梦》一样。我们也跟温州图书馆联系，他们可以保存个人藏书，但有一个要求，必须正式出版，没有书号的，他不要。但我们正式出版的就只有几本，大部分是没有书号的。一个书号一两万块钱，我能出得起么？所以这些书也没法儿进图书馆。怎么办呢？我们在琢磨，要么装进罐子里，埋在地底下，一百年后告诉人，这里头有书，你拿出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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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4 月 5 日发布的《用文学炸药毁灭那个腐朽的世界｜接力访问030 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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