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低龄化，怎么破？
除了医院的治疗，青少年抑郁缓解需要改善父母行为，并和学校建立连接，让老师参与治疗
文 | 《财经》记者 辛颖 实习生 田芷绮
编辑 | 孙爱民
2023年4月初，天津全市中小学校召开心理健康主题家长会，并对重点学生组织入户家访。同一时间，全国多所学校在开学季组织了心理健康家庭教育活动。
每学期开学后的第一个月，是儿童心理科问诊的高峰期。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张晓鸣分析，2023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过了高峰期后，线下教学全面恢复，少部分在疫情中习惯了线上学习的学生，无法适应校园生活。
“儿童心理门诊的号几秒就抢完，病房编制床位是20张，现在已经收了二十四五个孩子，还有十几个在外面排队等床位。”张晓鸣告诉《财经》记者，在疫情前，青少年心理疾病患者增加的趋势就已显现。2019年，回龙观医院儿童病房最多同时收治了31个患者。
在诸多青少年心理疾病中，抑郁症是主要群体之一，且这类疾病正在侵蚀青少年的健康。《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在对6670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后发现：18岁以下的患者占抑郁症总人数的30%，其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抑郁障碍病区的统计显示：该病区小于15岁的就诊人次，从2018年3148位，增长到2021年10613位，涨了两倍多。
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和亲子冲突，是引发青少年抑郁最常见的三个原因。
在张晓鸣接诊的青少年抑郁患者中，不少家长没有及早发现或者重视孩子的情绪问题，到医院治疗时已经是中度或者重度抑郁。不仅如此，缺医少药、家庭环境改善的缺失、学校连接基本空白，青少年抑郁患者往往很难得到系统、完善的治疗。
抑郁症低龄化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抑郁的？”在青少年情绪障碍诊室中，张晓鸣询问眼前一名10岁的小患者。
没等孩子回答，一旁的母亲抢着说：“就是看《深海》看的，看完他就说抑郁了。”《深海》是2023年春节档上映的一部关注青少年抑郁的奇幻动画片，不少家长带孩子去观影。
张晓鸣再一次将目光转向孩子，“你是看完电影抑郁的吗？”
“不是，我从两年前就开始抑郁了。”孩子回答说，那时他才8岁，“看完电影才找到机会跟妈妈说”。
这样的对话，张晓鸣已经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她所在的儿童心理科病房，从2013年刚开设时，接诊的多数是14岁至18岁的患者。“现在10岁左右的孩子已经很常见，业内有医生接诊过最小的抑郁症患者是4岁。”张晓鸣说。
就张晓鸣观察发现，病房里有70%的患者来自外地，不少儿童患者是在出现自伤、自杀，或者不能上学的情况后，家长才发现并关注的。
在临床上，学生的自伤行为有好奇、模仿等可能性在，但如果持续多次自伤，说明已经有了心理疾病。
胡丽（化名）发现女儿“不对劲”，是在初一下学期的夏天，她发现女儿左侧小臂内侧有十几条划痕，右臂也有一两条，询问原因后才得知女儿多次自伤，到医院后确诊为重度抑郁。
“她甚至说不想活了。”胡丽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崩溃了。胡丽一家生活在北方农村，女儿是个懂事的孩子，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沟通后，胡丽才知道女儿情绪低落已经有半年了，晚上睡不好觉，白天醒不过来。在跟网友交流后，女儿判断自己得了抑郁症，还听从网友的建议，想让妈妈给她买安眠药来“治疗”。
“如果家长能更早注意到孩子的情绪变化，很多时候病情就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张晓鸣分析，“在孩子遇到创伤性事件、经常做噩梦、经常发脾气、回避社交等情况时，家长提早关注和干预，也许能避免孩子在青少年期出现抑郁症。”
治好孩子，要先破掉家长这堵墙
在电影《深海》中，小患者的爸爸从心理咨询室走出来后，说“什么抑郁症，多笑笑就行了，咱不花这冤枉钱。”现实中，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
2018年，回龙观医院设立孕婴幼心理健康中心后，张晓鸣开始接诊8岁以下的儿童。她最不愿遇到的，是儿童患者的家长不配合治疗。
有一些年龄稍大的孩子，发现自己抑郁后，主动到医院问诊，已经到了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但家长就是不同意治疗。医生不得不反复与家长沟通，至少让家长同意先接受药物治疗，最大程度的减小患者自伤的可能性。
“有一些特别固执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张晓鸣与同事常常处于两难的处境，“好在这种情况正在减少，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儿童心理健康。”
家长与医生建立治疗联盟，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毕竟，孩子治好后要回到原生家庭生活，家长可以协助将治疗方案延伸到家庭和学校。
但多数家长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行为往往是导致孩子心理疾病的诱因。有些家长的心理问题比孩子还严重，他们会有内在心理防御和对抗，医生们通常建议家长先到门诊去看一下自己的问题。
“想给孩子治病，就得先把家长这堵墙破掉。”张晓鸣说。出现心理问题的儿童，主要一类的家庭结构是“强势的妈妈和缺位的爸爸”，日常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家长控制欲强。
“护士你快管管这个孩子，别让他玩手机了。”在儿童病房里，这样的小吵小闹很常见，甚至刷牙洗脸的小事，家长管不了孩子的时候，就想通过医生护士来加强控制。
在张晓鸣看来，儿童在抑郁焦虑的时候，需要通过玩手机等行为转移注意力，“孩子已经抑郁了，家长不必在意这些小事，先放一放，等他治好了，就会慢慢恢复对生活和社交的欲望，到那时自己就慢慢的不玩手机了。”
胡丽的女儿住院40天，在网上下单了很多动漫周边，快递盒铺开了足足有七八平方米。一开始，胡丽打心里觉得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但医生解释购物是女儿的情绪出口，她也就释然了，每次女儿拿着链接来问好不好看的时候，她都认真评价。随着病情缓和，女儿开始主动控制购物。
缺医少药
在住院治疗后，胡丽看到女儿的情绪、睡眠都有所好转，才感觉到在心里压了这么久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一开始，胡丽不知道抑郁症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如何治疗，但知道女儿在网上得来的解决方案“安眠药”不能随便吃。
胡丽先后带着女儿去了两家医院，第一家说治不了，第二家医院的医生说可以每周进行一次心理治疗，但是没有药给小患者用。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用药确实比较少，很多都是依靠医生的经验来治疗。”张晓鸣介绍，国际上获批的大多是成年人的精神疾病用药，国内的更少，所以有时医生会参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儿童用药剂量来治疗，“否则的话就无药可用”。
有丰富用药经验的医生更为稀缺。《柳叶刀》2019年刊发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儿童精神科专业医生数量不超过500人。优质儿童精神科医生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大三甲医院。
一家正在筹建的青少年抑郁症诊所，正在招聘一名硕士学历的精神科医生，公告发布了几个月，一份简历都没有收到。
在当地医院没有得到理想的治疗方案后，胡丽不得已考虑了女儿的要求，带她在家附近的医院开了“安眠药”，但是吃过后有胃痛的症状，就再也不敢给她吃了。
一位朋友向她推荐了一所学校，全封闭管理，手机也要收走。“具体是什么样机构我也不太清楚，就说是能治小孩这个病。”胡丽第一次就交了3万元学费，是她家三个月的收入。
在和女儿断联十天后，胡丽实在放心不下，决定到学校去看看。女儿说在那不开心，想回家。回家以后，女儿拿着胡丽的手机，把介绍入校的朋友和校长都拉黑了。胡丽没有阻止。
在发现女儿抑郁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胡丽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沟通。直到赴北京看病时，女儿已经无法正常上学。经过40天的住院治疗后，女儿的症状有所好转。出院后继续服药，不定期在线上远程预约心理治疗。
“到现在，儿童抑郁症都很难有系统、完善的心理治疗。”一名专注儿童心理健康的三甲医院医生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感慨，“在大部分医院里，能把疾病诊断准确，能调准药就不错了。”
在儿童抑郁症的治疗体系中，改善康复环境，也就是改变父母，仍然是个难题。至于参考国际经验和学校建立连接、让老师也能参与到治疗中，基本属于空白。
三年过去了，胡丽女儿的测评结果还是重度抑郁，仍然不能完全适应学校的生活。即便如此，胡丽的心态已经非常坦然，“如果五年、十年她能有所好转，我就很满足了，只要能健康的活着，其他都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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