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缘何低龄化？

父母的目标有时好像和“治愈”背道而驰，“其实我们作为医生，很多时候就想直接说，你们的孩子都已经快活不下去了，都要想到自杀了，你还在想明天考试的事。”

抑郁症低龄化的趋势似乎正在变得明显。上周，一组青少年抑郁症数据冲上热搜。

杭州第七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来抑郁科就诊的患者中，小于15岁的就诊人数从2018年3148人次增长到2021年的10613人次，三年增长了三倍多。

这只是一家医院具体的数据，范围更宏大一些的统计，也在上周公布。《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2月23日发布。报告显示，青少年群体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高于成年群体，需要进行有效干预和及时调整。

抑郁症低龄化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北京安定医院梁月竹医生接诊过最小的患者是6岁，青少年心理专家徐凯文接诊的患者中，最小的年龄是10岁。

他们呈现的症状更加多元、易变、难以理解。有人会刻意夸大症状，似乎更不愿意自己的病情迅速好转，有患者会在心理咨询中坦率地告诉徐凯文，“我不想病好”。杭州第七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谭忠林说，有的孩子在就诊前一年就曾主动提出看医生，但被家长认为是“矫情”、“作”，直到自伤行为出现。

自行停药的患者不少见。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陈俊医生说，在一些家庭看来，似乎只有通过停药才能证明自己不是病人，才能摘除抑郁症患者的帽子。

整体上人们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有了提升，但是具体到每个细小单元，病耻感仍然围困着很多家庭。梁月竹曾经在出门诊时碰到过一个反穿校服的孩子，“我问他这衣服怎么穿反了呀？他妈说怕周围有人看见他是哪个学校的，怕暴露身份。”

我们采访了北京、上海、杭州三个城市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心理危机干预专家，试图从具体的案例和数据中去看见，抑郁症在走向低龄化的过程中正在面临的问题。

2月22日，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抑郁障碍病区谭忠林主任一天的门诊，往往从抑郁自评量表开始。

“就像没有两片树叶完全一样，没有两个抑郁症病人是完全一样的。”2月下旬的一天，谭忠林接诊了22位患者，他做了简单的统计，12岁到17岁的有8位，18到25岁的有3位。青少年就诊人数接近门诊量的二分之一。他回忆，这样的趋势大概从五六年前开始。

大多数时候，青少年是在父母陪同下就诊的，医生可以从两个视角去了解症状和日常情况，一些微妙的回答就会出现。比如，一位13岁的男孩平板电脑不离手，也不做寒假作业，被母亲带来了诊室。

谭忠林记得，母亲陈述时，男孩总在笑。谭忠林询问：“量表结果显示正常，你觉得是否符合自己的情况？”男孩看向母亲，反问：“她一直在旁边让我选那些好的，我选不好的就问怎么可能、哪有那么严重。量表结果怎么会不好？”

还有的时候分歧在于“时间”。比如一个15岁的女孩，在医生询问她既往情绪出现了多长时间，是否看过医生时，她的回答是，“我一年前就提出来要去看医生，但是被否掉了。”

在父母的叙述里，“最近”两个字频频出现。“最近”有了割伤自己的行为，“最近”在学校里无缘无故地哭，“最近”有点不对劲，实际上在女孩的自我感知中，出现症状的时间久远得多。

自评的时候过分夸大症状，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当父母觉得，孩子是在有意往严重的方向回答时，谭忠林往往会反问，“他这么故意夸大的目的是什么？这代表了他的一种想法一种倾向。是不是一些需求得不到满足？”

北京安定医院是全国第二家专门设立儿童精神科的医院，儿童精神科一共有十几位医生，人手紧缺，很多挂不上儿科号的人甚至会挂到成人科。

儿童精神科的梁月竹主任医师，接诊过最小的企图自杀的患者是6岁。这让梁医生感到震惊。她记得，就诊的时候，6岁的孩子甚至对很多事情还不太懂，但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别给爸爸妈妈带来麻烦了”。因为孩子在家常常念叨这样的话，家长有些不知所措，带来医院就诊。

问诊的过程和大多数孩子一样。症状也呈现出很多共性，比如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下降，甚至有自伤倾向。梁月竹主任谨慎地开出了6岁儿童适用的抗抑郁药物。这位6岁儿童的诊疗结果是“抑郁状态”，最终通过药物治疗缓解了症状。再次达到康复复诊的时候，说到曾经的负面想法，孩子对既往出现的情况有所认识并有些不好意思。

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的门诊中大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是青少年。

陈俊医生擅长难治性抑郁症，在他的门诊当中最小的年纪是初中生。陈俊医生说，近年来的青少年症状呈现新的特点，比如网络暴力，跟网络相关的不良发泄形式，比如非自杀性的自伤。“很多孩子来（门诊），第一个主诉并不是说我情绪抑郁了，或者我情绪很焦虑很紧张，他可能第一个主诉是他做了很冲动、过分的举动。”

他接诊过被网暴的青少年，也接诊过网暴别人的青少年。陈俊说，网暴别人的青少年，在现实中往往没有太多朋友，倾向于网上打游戏，在网络中谩骂别人，说出各种各样难听的语言，有时自己骂得不过瘾，还要召集一群人一起骂。

网暴别人的人，怎么意识到来看精神科？陈俊介绍，很多人往往是影响了正常学习，被学校要求来看病。还有人是在家里出现了过激的态度和行为，被父母带来看病。而网暴别人的根源，往往指向情绪状态。“他的情绪不好，要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让自己感觉凌驾于其他人。”

在梁月竹的诊室里，经常遇到沉迷于玩电脑、玩手机，不上学也不解释的患者，孩子自己本身情绪低落、厌倦生活，干什么都觉得没意思，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持续的痛苦。梁月竹说，类似的情况，三年来特别多。“沉迷手机是结果，而实际上原因是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她介绍，很多家长因为孩子沉迷手机来就诊，而实际上这是孩子缓解内心痛苦的一种应对方式，因为无聊，就用玩手机来逃避，消磨大量时间。

精神科医生要做的，是发现沉迷手机背后的心理机制。再结合对症治疗、心理咨询、现实吸引等方法帮助孩子走出来。

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徐凯文，曾在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担任总督导。他认为互联网时代下抑郁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手机战争加剧了亲子关系的冲突。因为情绪出了问题，向手机寻求慰藉，由手机而起的亲子冲突反过来又会加重抑郁情绪。

此外，徐凯文在咨询中观察发现，现在的青少年是网络的原住民，对互联网熟悉，在互联网上容易学到一些精神异常的表现。“所以他的症状也会有表演的色彩或者模仿的色彩，使得症状更加多变多样、难以理解。”

抑郁症识别不易。谭忠林说，抑郁有时候仅仅只是一个冒出来的线头，底下可能连着错综复杂的树根。相比起孩子夸大自我症状的同时，父母往往会弱化事态，认为是矫情，是“找事儿”，以自己的感觉代替了孩子的感知。“任何时候如果青少年自己感觉到痛苦，提出来看医生，父母亲恐怕是要支持，因为你不能以你看起来都还好，以这句话来作为理由拒绝，你一天有多少分钟看见他？”

在诊室里，安定医院的梁月竹医生经常听到父母说的话是，“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啊。”没有意识的家长，前期通常无法识别孩子的求助，导致就诊不及时。

还有不少人会把得了抑郁症等同于不坚强，软弱；有的父母亲会把孩子得抑郁症归结为自己教育不当，犯了错误。“就像高血压一样，我们不是说父母故意要让他下一代得高血压，我们也不能说他的高血压都是自己作出来的。”

夸大抑郁症，污名化抑郁症，草木皆兵，弱化了抑郁症，则延误时机。抑郁症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谭忠林认为，正确的看法是意识到抑郁症是一个疾病，是病就要接受系统的治疗，接受治疗过程中的起伏和波动，不能低估治疗难度。

识别之难，对边远地区来说更为明显。根据2019年《柳叶刀·精神病学》，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人数不足500人，且分布不平衡，优质儿童精神科医生大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一些偏远市和县甚至没有一个正规的儿童精神科医生。

锁朋是心理危机干预方面的专家，她给北京的高校、四川的乡镇都做过校园心理危机干预的培训。她举例说，云南高一的一名学生因为胃肠不舒服休学了2年，到18岁需要重新上高一，但他越来越不愿去上学。直到出现自杀的想法，学校和家长才发现可能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

从肠胃不舒服，到走向精神科，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链条。先是医院的消化科，后来是心内科、神经科，最后才来到精神科，从接受抑郁症这一观念，再到坚持吃药、寻求心理咨询，中间每一环节的求助路径，在边远地区可能都会遇到困境。“发现他是抑郁要去看病，有一个观念上的屏障；他走进精神科，可能会遇到专业诊疗上的屏障；心理咨询一个小时几百块，又面临一个经济上的屏障。”

准确识别抑郁症之后，病耻感仍然围困着很多家庭。梁月竹曾经在出门诊时碰到过一个反穿校服的孩子，“我问他这衣服怎么穿反了呀？他妈说怕周围有人看见他是哪个学校的，怕暴露身份。”

病耻感还有一个常见表现是擅自停药。陈俊医生说，有的家长认为，“你看起来挺好的，也工作了，怎么还吃药呢？”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停药才能证明自己不是病人，才能摘除抑郁症患者的帽子。

安定医院的梁月竹医生有着切身的体会。她回忆，有一位患者，治疗得“特别好”，但家长在好转之后把前期的症状归结为青春期叛逆，而不是抑郁障碍。在未经医生知晓的情况下擅自停药，停药之后再次复发则特别严重，出现了伤人毁物的情况，不得已只能住院治疗。有了这次经验之后，孩子家长提高了认识，孩子学会了自我管理，坚持按时服药，最终慢慢康复，一路读书到博士学位。

抑郁症治疗方式除了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外，通常还要进行心理治疗。《2022年青少年抑郁功能恢复蓝皮书》显示：91.97%的青少年患者尝试过药物治疗；其次是心理治疗，占比77.95%。

抑郁症是生物学上的疾病，避免不了药物干预。

几位医生都提到，青少年的抑郁症通常会表现出躯体症状。比如说腹痛、头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陈俊医生说，也有的青少年会表现为拒绝上学，大喊大叫甚至是攻击行为，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这些有伤害性的行为来缓解内心的难受。除了情绪和身体不舒服之外，还会对认知功能造成影响。比如，无法集中注意力，记忆力下降。

谭忠林曾经遇到很多不了解的人发问，抑郁症是情绪低落，难道会有药物让自己心情好起来吗？“大脑跟情绪密切相关，用药物来治疗心情，就像用药物来治疗高血压一样。”

研究表明，抑郁障碍患者经过完整的抗抑郁药物序贯治疗后，临床痊愈率为67%，但90%以上患者仍有残留症状。比如仍然有睡眠障碍，但是可以上班可以学习。

“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误解，觉得看精神科医生就是叫你吃药的。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更精准的定位是，精神科医生帮你做整体评估和治疗方案。”陈俊医生说，开药虽然常见，但背后是一整套严密的身体检查包括验血等环节，而且，对一些外界诱因明晰的患者，心理咨询同样重要。

“你了解一个人生了什么病时，恐怕要先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了病。”谭忠林觉得，应当把青少年的病放在他的家庭、他所处的环境、他的经历中去理解。药物治疗对症，心理咨询往往更针对病因，比如学业压力、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去探究病因背后情绪的来源，给情绪提供疏解的通道。

比如，徐凯文接诊的患者中，最小的年龄是10岁。这位10岁的孩子，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学校里有攻击性，并且表现出自杀倾向。

为什么一个10岁的孩子会有很强的攻击性，经常打人呢？经过问诊以后徐凯文发现，他的行为是跟父母学习的结果。父母打他，他就用同样的方式去跟别人交流。这次心理干预的结果是让孩子父母意识到，“如果父母不希望他有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行为，父母自己需要去调整和改善，控制自己，不能用这种打骂孩子的方式去教育孩子。”达成共识之后，亲子关系开始明显好转。

徐凯文说，患抑郁症的青少年，有时不是自己本身想要来咨询，往往是非自愿个案。这个时候，咨询师能否赢得青少年的信任，是痊愈的关键。比如，有的青少年症状来势汹汹，呈现出严重和危险的信号，但一旦和咨询师建立信任关系，“情况的改善可能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反之，则很难取得进步。

徐凯文也总结出青少年抑郁与成年人在心理上的不同之处。青少年的症状往往是用来应对他目前困境的方法，跟成年人相比，他们似乎更不愿意自己的病能迅速好转。“他们甚至于希望保持自己患有某种心理问题，因为这样他就有充分的理由不去上学，也就是说，他因病获益。”还有患者会在问询中坦率地告诉徐凯文，“我不想病好”。

陈俊医生也有同样的感受，在那些父母婚姻出现裂痕的关系里，患抑郁症的青少年倾向于认为，生病会让父母关系缓和，“他会觉得成为一个病人，父母就不会分开了，这样反而会强化他病人的角色。”

在谭忠林的观察里，很多患者的父母在诊室里会抢着说话，互相指责，甚至拍桌子。一个14岁的女孩后来对他说道，“我生了病之后父母的关系好像好了一些。”

徐凯文说，青少年在接受咨询的同时，父母往往也要接受咨询。“实际上我们接触的很多父母认识到自己教育方式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也会积极地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去调整自己的行为。”

锁朋介绍，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在中国，抑郁症患者中有10%到15%的人最终有可能死于自杀。中科院心理所祝卓宏教授2月份曾撰文称，在青少年自杀者中，中学生约占51％，主因是“抑郁症”。预防自杀成为一个抑郁症诊疗中的重要议题。

谭忠林跟进时间最长的一个案例，从高二到大学毕业。高二出现症状时，这位男生上课注意力无法集中，反应变慢，跟同学难以沟通，住校期间有明显的失眠，对学校不满，觉得周围的同学太Low，“因为这个学校是他中考发挥不好考进去的”，后期他开始拒绝上学。

就诊的时候父母讲得比他多得多，他似乎已经放弃了，不抱希望。他对自己100个不满意，对周围的人也很挑剔和苛刻。他认为父母的层次太低，觉得自己得抑郁症完全是父母的过错，“因为他们要他好好学习，只有学好了，才有前途，才能够多挣钱，才有好的生活。在他眼里父母属于庸俗的这一类人。”

这位男生接受了住院治疗，住院期间还参加了病房里的团体治疗，了解了其他八个病人的家庭情况。谭忠林问了他一句话，“如果把你跟他们换一下，你愿意换到谁家？”他很认真地想了一下，“我还是不换了。”

但不意味着经过一个疗程的住院治疗便一劳永逸了。谭忠林解释说，青少年抑郁症预后容易转为慢性或复发，和成人类似；60%--90%在1年内会缓解；50%—70%在5年内会再次出现抑郁发作。

在后续波动最严重的时候，这位男生考虑过放弃生命，那时候他已经上大学，站在某个楼顶给咨询师留言后，这次危机被成功化解。

差不多六年时间过去了，这位男生仍然在吃药治疗，心理咨询从最初的每个星期一次，到现在两个月一次，治疗还在继续。他能够接纳现在的工作，边工作边考研。

陈俊接诊过一个高三学生，身体状况糟糕，消极情绪严重，“他不用跑到教室，他只要在离学校近的地方，就很难受。”当陈俊在尽量了解患者的抑郁情绪，希望他能够放松下来时，另一边，父母却在边上不断施压，“医生有什么好办法让他快点好起来，他后天还要去考试。”父母的目标有时好像和“治愈”背道而驰，“其实我们作为医生，很多时候就想直接说，你们的孩子都已经快活不下去了，都要想到自杀了，你还在想明天考试的事。”

当青少年已经流露出自杀风险，该怎么去跟孩子谈？怎么去评估？现实中锁朋的发现是，几乎没有人敢谈。“这是个非常专业的技能，就像心肺复苏一样。”锁朋说，一般人听到孩子自杀的想法，往往不敢直接问，而是反复从自己的角度去劝告，“生命还有很多美好的地方，你现在还这么年轻，你要爱惜生命呀，你不要这样啊。”或者分享自己的经历，“我以前像你这么大也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也走过来了，你要多跑跑步啊。”

这些话语没有错，但常常被证明无效。她培训的内容是，首先要承认事实，体会和接纳他的情绪，并且要主动提问，“我感到你很低落，我非常地担心你，你是在考虑自杀吗？你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种想法？”比如有个孩子在天台被这样疏导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主动跟老师说“我饿了，你带我去吃饭”。

锁朋还曾经在四川处理过一次自杀危机事件，一名成绩非常好的高中学生，晚自习时，他在学校自杀，因为抢救及时，顺利脱险。后来，家长和心理老师带着孩子去精神科住院，两个月后出院，在开学返校的过程中，他再次找机会自杀，不幸身亡。事后各个环节的人都在反思，“为什么他自杀我们还是没有防住呢？”

在实际案例中，一些学校难以迅速识别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也失去和家长的有效沟通，家长如果没有抑郁症概念认知，会错失治疗时机。在实际诊疗中，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往往各司其职，一方不了解另一方的进程和效果，更多的时候只能通过复诊来询问情况。这样一套组合拳可能会呈现组合不好的情况。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个文件预防青少年抑郁症。2019年，由12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明确要求，到2022年底，“基本建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要求“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中学、高等院校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每学期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授课，指导学生科学认识抑郁症，及时寻求专业帮助等”。

一些好的转变正在出现。最近这一年，锁朋每周都会接到两三个校园心理危机干预的培训需求。培训对象中通常会设立一个危机小组，里面涵盖家长代表、宿管、校医、班主任、心理老师、安全校长等等，“只要能够发现学生有问题，能够及时守护的，我们都培训一遍。”比如，她会逐字逐句写下一个剧本，模拟自杀谈话现场，让危机小组的人练习如何守护现场，稳住情绪。

还有一些地方卫健委主动邀请，展开了包括警察、社区、心理咨询机构、精神科医生、班主任、心理老师在内的心理危机干预培训，一个青少年抑郁规范诊疗和预防自杀的社会链条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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